與京都的賣身契 京都，是一個讓我甘心做隻小蜘蛛的城市，在狹小的巷弄裡緩緩行走、發呆駐留、放空冥想，慢慢結成一片屬於自己的安適的網。 2004年9月第一次造訪京都，我就開始愛上這裡的街道巷弄。接下來在屬於我個人的有限時間裡，我的前腳早已踩在這片土地上，只待後腳從現實羈絆中的輕輕一抽罷了！ 延續在《京都，念頭的底景》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lovekyoto1

4,909愛的鼓勵 2訂閱站台

　　與大姑Sabine聊天，我們也分享了東、西方的女性觀點，以及目前的困境與未來出路。

　　Sabine感到很好奇，台灣福利制度不完備，究竟由誰擔負殘障撫養與老人照顧的責任呢？

　　我的學長任職社福所的教授，曾經做過系列的台灣婦女勞動力付出的調查，很感慨地發現台灣的婦女勞動付出相較西方先進國家，實在高出太多，雙薪家庭的職業婦女不僅要上班，還要教養孩子，就連生病的父母與婆婆、公公的就醫、照護，全落到他們頭上，所以在經濟生產活動之外，婦女還得擔負無償的看護工作。

　　「女性能有自己的生活與生命嗎？」Sabine驚訝地問我。

　　我猜，這個問題對絕大多數的台灣婦女而言，簡直太奢侈了！

　　「台灣政府應該規劃好社會福利才是」Sabine忿忿地說。

　　我告訴她，這不僅是政府作為的制度面問題，更是台灣整體社會的傳統道德與價值觀的問題。

　　民間對於老人安養福利制度的建立，相對於台灣加入聯合國，似乎沒那麼熱衷，甚至對於將長輩送進安養院，污名化為一種不孝的行為，至於家中其他殘障成員照料，也理所當然地由母親擔負。於是，大家似乎以道德為最高標竿地擔負老人、殘障的扶養責任，卻又不假思索地全部推給家中女性，以生命、青春去承擔所有艱辛且不為人知的心酸。

　　我直言，這是一個虛偽又不義的道德吃人。社會上大談孝道的是一群人，而真正做牛做馬的又是另一群更弱勢無聲的女人。

　　東方社會固然有家庭成員相互協助，以及養殘扶老的傳統，但並不意味這樣的親族力量，可以在現階段核心家庭社會可以發揮。固守傳統框架，卻漠視真正實行的弊端，以及衍生的非人性部分，卻是大家都昧於深究的。

　　「台灣人需要的是意識的進化，務實地面對人口結構老化的問題，並且拋開道德污名化的慣用伎倆，才能讓殘障與老人照顧，由全民擔負起，真正進入一個社會福利制度化的推行，而不是昧於現實地落在婦女身上。」我說出我的看法。

　　其實，重新檢視東方社會的傳統價值與支援結構，我們更應該反省的是那些我們千年引以為傲的部份，是否真能為我們今日所用？這不意味我們該極端的全然揚棄，卻更應該以人性的角度，注入新意，並且用進化的人類制度，來加以輔助，使其發揮真正的功用。

　　親情，固然可貴。但是，當一個人沒法有身而為人的基本生活品質時，種種落入名相的社會價值論斷與輿論的私刑，顯然都太沉重了。

　　台灣婦女的基本生存權利，以及所謂的存在的夢想，不只是廉能政府的社會福利制度施行而已，最重要的是人民的意識進化，如此社會福利制度才有需求產生，而制度推行方能有友善的社會氛圍與環境。

　　「或許，台灣還需要一百年，或者一百五十多年吧！一百五十年前的德國婦女，所遭遇的困境似乎也跟台灣婦女極相似，我那活了快九十歲的老奶奶，經常跟我們提起他們母親與祖母那一代，撐持家庭與擔負所有照顧養護的艱辛，她很慶幸自己與所有的女性後代，都能走出這困境。」Sabine心有戚戚焉地說。

　　一百五十年？！

　　台灣究竟還需要幾代的女性，用自己如玫瑰般艷紅的鮮血，澆灌著無情扎人的荊棘呢？

　　如果，我們都愛自己的母親、妻子、姐妹、朋友與女兒，我想全台灣人都不該規避這個問題，因為那正是我們該全體擔負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