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藏佛法的歷史性焦點
壹、 漢藏佛法未能融合之遠因
一、 雙方歧異
(1)、傳承時差 結構差異
1. 中國佛法:大乘為主
中國佛法從漢明帝時傳入(西元64年),當時,正是印度小乘佛法漸趨沒落而大乘佛法日漸興盛的時候,所以,中國承接了印度大量的原始佛教及完整的大乘佛教;直到唐朝中期,密教方陸續傳入,雖興盛一時,卻又因唐武宗毀佛而消滅殆盡,所以,傳承於中國近兩千年的佛法,皆以大乘為主。
2. 藏傳佛法:密乘為主
佛法自唐朝時傳入西藏,一方面,文成公主引入了中國的大乘佛法;另一方面,蓮花生大士帶入印度當時盛行的密乘,蓮花生大士所傳的佛法,西藏稱為前譯時期;由於朗達瑪毀佛,前譯派的佛法遭受重創,後來傳入的佛法以阿底俠尊者的嘎當派及馬爾巴大師的葛舉派為代表(後譯時期),但此二派皆是密法盛行後才產生,所以傳承大量的密法。此後,西藏雖有四派傳承,但皆以密法為主。
(2)、時空隔閡 互不了解
文成公主雖引入了中國的大乘佛法,但是,由於中國與西藏山脈隔絕,交通不若比鄰的印度方便,再加上傳承及宗尚的差別,所以此後西藏多直接從印度、尼泊爾引入佛法,而少與中國交流;元、明、清時,雖屢有皇帝聘請藏傳喇嘛為國師,但卻未對中國佛法產生較大影響。
* (3)、支那和尚公案及顯密認知差異導致雙方互貶
唐朝時,西藏迎請蓮花戒大師至藏弘法,此時中國亦有一禪宗祖師至藏傳禪法,蓮花戒大師主張,佛法必由聞思修門而入,所以,如理思維是成就一切法的正因;禪宗祖師主張,經律論義不離心識分別,只是修學過程,上根者須無分別修,跨過心識分別而見性成佛,雙方展開辯論;西藏相傳,禪宗祖師自認墮負,離藏而歸。此後西藏破斥此種無分別修,指歸唯心的方式,認為這種單修奢摩他的方式與外道共,屬於邪見。這也是西藏千餘年來對中國禪法的印象,至今不滅(註:達賴法王來台弘法尚引此公案)。
西藏否定了中國跨越分別,指歸唯心的佛法宗旨,卻不知,跨越分別、指歸唯心,見性成佛可說是中國大乘八宗共同的基礎與歸宿,毀棄了這個宗旨,等於毀棄了中國整體的大乘佛法;中國更依傳統的認知,辨別西藏不過是未明心地、徒具知解的初機佛法而已。在這個前提下,雙方只有互相指斥而無任何交集。
更糟糕的是,以大乘為主的中國佛法,認為藏傳密教,是印度婆羅門教的餘緒,已失佛法的純粹;而許多秘密修法,更違背佛門戒律,根本就是魔教。
二、 各自內部歧異
(1) 中國:
中國大乘八宗,除淨、律分屬各宗外,三論、慈恩、天台、禪宗、賢首、密宗,各判自己為最圓滿,他宗為不足,除此以外,又每每以己之見而評駁他宗,卻不知,各宗對相同之詞,卻往往有相別之義;例:自性一詞,三論宗以之為事物自存之力,故云:諸法無自性;禪宗卻以之為圓滿佛果,故曰見性成佛。所以,若以己之見而錯解他義,往往產生不必要之論爭;更由此可知,若能明確界定各宗派定義之不同,見解之差異,方能真確了解各派意義之建立,也才有基礎融攝各宗,存異求同,找到共同之歸趨,建立完整的體系。
(2)、西藏
西藏的前譯教派,為寧瑪派,由蓮花生大士所傳,分九次第 法,以第九次第大圓滿法為極果;後譯教派有三派,其修習之極果名稱各別;薩迦派--道果;葛舉派--大手印;格魯派--俱生大樂;後譯的三派,在無上瑜珈中,雖方法各別,但目的卻相同,皆以抑制凡夫心識,引發本有淨覺為目的;但大圓滿法並不如此,他並不循序消融凡夫心識,反而以為,凡夫心識中即滲滿淨覺,只要經過有證量的上師,向具格弟子直指開示此圓滿心性,安住其上,即可引發本有澄明。這樣的說法,與禪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開示幾乎完全吻合,卻不容於後譯教派次第修法的見解,所以論爭又起,互相指斥,彼此貶駁而了無寧日。
貳、 漢藏佛法融合的契機
一、 外在改變:
(1)、時代改變,資訊互通,了解加深
由於當初造成誤解及隔閡的時空因緣--時間、地理,在現代已完全不再成障礙,更由於資訊發達,互通有無,了解加深,彼此錯誤的認知亦逐漸消退,因此,漢藏融合順著世界局勢有了新的機會。
(2)、西藏政府流亡,藏傳佛法反隨之遍及世界
藏傳佛法原本是個非常有次第且封閉的系統,一般人若未受允許進入其系統內,或縱進入其系統而未按其次第長久且完整的學習,很難能對藏傳佛法有一完整的認識。
隨著達賴法王流亡到印度,西藏喇嘛流離到各地,藏傳佛教也因此傳播到世界上每一個角落。因此,政治上不得已的流亡,反而造成獨樹一格的藏傳佛法與世界交流的新契機。
二、 內在改變:
(1)、中國:太虛大師倡八宗平等匯歸圓成實性
原本各立門庭,各自標榜的中國大乘八宗,在民初太虛大師的教理改革下,走入了共同的基礎。太虛大師在教理上論證八宗平等--『八宗在「境」上是平等的,其「果」都以成佛為究竟,也是平等的;不過在「行」上,諸宗各有差別施設。這差別的施設,乃各宗就某一點上來說明一切法所起的觀行。所以,諸宗的根本原理及究竟極果,都是平等無有高下的,只是行上所施設的不同罷了。八宗既是平等,亦各有其殊勝點,不能偏廢,更不能說此優彼劣,彼高此下。 』
太虛大師不僅在「境」「行」「果」上論證八宗平等及各自殊勝之處,更重要的是,太虛大師將八宗在教理上各自不同的定義、界線及差別,一一標明界定,讓倡言八宗平等的立論,有了一目了然的依據;更讓後世在參閱比較八宗理論時,能清楚的見到八宗共同的基礎,及其各自殊勝之處,而遠離過去因對八宗界線不明而妄興的誤解及爭論;最重要的是,以此清晰的辨明,後世學人將可輕易、清晰、且深入的了解中國大乘佛法殊勝的全貌。
這是一個劃時代的貢獻,居功厥偉。
(2)、西藏:不分教派之利美運動及達賴喇嘛所抉擇之
四派共同基礎--淨覺
西藏在歷經了幾次教派爭論後,十九世紀初,蔣揚欽哲汪波等大師,提倡不分教派的利美運動;影響所及,十四世達賴喇嘛更融會了個各派的見解,並提出了共同的歸趨--淨覺。
面對後譯教派對前譯派大圓滿法的疑慮,達賴喇嘛在接受了前譯派數位偉大上師的指導下,提出了抉擇及說明:透過當下對心性的直指開示,確實可以發現,凡夫心中亦隨時滲滿淨覺,安住於心性的當下,一切的煩惱垢染當下脫離,進而引發本有澄明心。所以,達賴喇嘛認為,大圓滿法,方式雖迥異於後譯教派,但是雙方的目的皆相同,即是引出本有的淨覺、澄明心;只是,大圓滿法,在凡夫心未消融的前提下,卻可直接指示心性,進而證得本有澄明,果然是不共於後譯教派的殊勝方便。
至此,藏傳佛法亦歸匯到相同的基礎--本有淨覺;而過去教理上的紛爭也奄然而滅。
* (3)、重大契機
在千餘年來的漢藏佛法誤解中,支那和尚公案實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一旦達賴法王承認--單純透過心性的直指、認識,確實是引發究竟佛果之本有澄明心的殊勝方便,則千年前被否認的中國禪法,及指歸唯心的中國大乘八宗,亦將在同一個理論中得到肯定與承認;而中國與西藏的佛法,既然都是引發本有覺性的不同方便,則中國與西藏的佛法,便可步入相同的歸趨--自性、覺性、圓成實性、淨覺、本有澄明、、、。
此外,太虛大師亦替-「密法是否婆羅門教遺緒」-之問題,在『龍猛受南天鐵塔金剛薩埵灌頂為密宗開宗祖之推論』 一文中,提出抉擇,以龍猛菩薩從龍宮取出華嚴經為對比,承認了這個可能性,並在教理上證明了密法的合佛教性,依此,過去的歧見便找到了共同的基礎。
由上可知,中國與西藏長久以來的誤解,得到了消弭的機會,而漢藏佛法的融合,順著時勢,便可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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