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更大的。」
17世紀中葉，黑死病（TheBlackDeath）肆虐歐洲，內陸死了超過一半的人口；英國因為有海洋的隔絕，死亡人數較歐陸為少。但光是倫敦地區，也死了超過60,000人。
1665年8月，英國北部的德比郡，有個生產鉛礦的小村亞姆（Eyam）。村裡一個裁縫收到一箱從倫敦寄來的衣料，不久裁縫竟生病死了，接著他的客人也發病死亡，村民才發現這箱衣料帶有黑死病菌。
村民們非常恐慌，因為他們知道，黑死病已在村裡蔓延了。當時人們不知道這種病怎麼傳開，又該怎麼預防，選擇儘快逃離似乎是最上策。但對亞姆村的鄰村而言，集體逃亡將是最糟糕的事。
這時村裡的教區牧師威廉.莫培松和其前任湯瑪斯.史丹利，兩位牧師召集了全村359位居民，在一起禱告之後，莫培松牧師以聖經約翰福音裡耶穌的話勸大家：「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更大的。」
他建議大家不要四處逃命，以免讓黑死病菌到處擴散。他還主張封閉村子，不讓外人進入，裡面的人也不要出去，讓亞姆村成為隔離區。在多次禱告之後，村民們喜樂的接受了牧師的呼召。
於是全村開始建立衛生封鎖線，沒有人能以任何理由跨越；鄰村則把食物放到封鎖線邊緣的指定地點，讓亞姆村的人在不同時間去拿，以避免交叉感染。整個村子因此與世隔絕，經驗了一場人性與人道的爭戰。
之後的一年裡，黑死病繼續在亞姆村肆虐，全村359人裡，死了290人，但卻沒有任何一個人逃離村子，而村外也無一人受感染。因為這些村民順服神的呼召，讓德比郡其他的村莊，沒有人染上黑死病。如今每年八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亞姆村都會舉辦紀念儀式，向當年這批勇敢的村民致敬。
359人中死了290人，這個死亡率未免太高了。如果其中有些村民逃離，也許附近的村莊會因黑死病蔓延而死掉2,900人，但卻不見得是逃掉的村民死掉。因此，留在村子裡的村民，都是明知自己有存活的機率，卻願意放棄這個機會，只為了堅守一個信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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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知名的史學家吉朋（EdwardGibbon），寫了一本史學巨著《羅馬帝國衰亡史》。在書中他用了相當長的篇幅描述基督教的發展，說明基督教在當時文化轉變中的重要性。
吉朋本人雖對基督教相當敵視，然而在討論基督教的擴展時，也不能不驚嘆初期教會的生命力是多麼強勁。他引述史學家猶斯比記錄狄尼修，對263年亞歷山大瘟疫一段感人的描述：
「一場瘟疫隨戰爭而來，我們大多數的弟兄表現了極度的仁愛。他們互相鼓勵，勇敢無懼地探望病者，照顧、服侍他們。他們甘心染上鄰舍的疫病，受他們所受的痛苦。不少弟兄在照顧病者時染病死去，許多長老也因此殉道。但外邦人便很不同，他們撇下那些初現病症的人，就是至親，他們也棄而不顧。」
瘟疫在人類歷史上，一向與戰爭、飢荒同列為人口死亡的三大災難之一。古代由於醫療衛生不發達，當瘟疫來時，往往造成一個地區三分之一人口的死亡。對當地的政治、經濟、宗教等，都會產生極大的影響。
瘟疫第一次對人類文明產生重大影響，是發生在165年，病毒由軍隊帶回地中海，然後逐漸蔓延整個羅馬帝國，持續了至少15年。到了251至266年，又有一場可怕的瘟疫進犯羅馬。這次羅馬城所報告的死亡人數更高，據估計在流行病的高峰期，一天死亡人數為五千人。
這幾場流行病加上連年的飢荒，造成羅馬帝國境內人口數銳減。最終造成了西羅馬帝國的崩解與滅亡。但基督教的興起與茁壯，也在這個時代。
當瘟疫肆虐於歐洲各個村落時，基督徒有組織的照顧病人，提供食物和水，對病人伸出援手。比照其他異教徒拋棄病患、對病人避之唯恐不及，基督徒的溫暖贏得了眾人的好感。
基督徒如此仁愛的表現，對於未信的人確實有很大的感染力。所以在每一場瘟疫之後，倖存下來的人都成了基督徒。而基督也能讓個人的生命在困厄中產生意義，對身處於苦難中的人們特別具有吸引力。因此基督教就由一個被官方所禁止的秘密宗教，變成為日後西方世界中最主要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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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爆發的SARS疫情，讓我們明白一件事：有時「苦難」不只是臨在一個人身上而已，而是一個民族，甚至整個人類。SARS不但造成兩岸三地上千位同胞的死亡，倖存的同胞對個人、對社會，尤其是對國家，也有了不同的認識。
三月初台灣還沒爆發疫情時，衛生署長涂醒哲在媒體刊登廣告說：「在台灣SARS比匪諜還少」。所謂「匪諜」是戒嚴時代國民黨稱呼來自大陸的間諜﹐只因病患是來自對岸，防疫廣告就將SARS問題政治化﹐要人民用仇恨的眼光去面對無辜的病人，實在是毫無人性。
面對在野黨與媒體的反對聲浪﹐涂醒哲還是辯稱﹐這個防疫廣告是幽默創意。這位阿扁的愛將，為了在政治上向阿扁表態效忠，還是堅持要將大陸回台後發病的病人，污名化為「匪諜」。
面對台北市衛生局長邱淑媞的一再建議，立即將SARS列為第四類法定傳染病﹐但卻遭涂醒哲多次批駁。直到疫情失控，阿扁在御醫黃芳彥（新光醫院副院長）面聖痛陳後，才將涂醒哲去職，然而此時疫情已一發不可收拾。
SARS爆發後，不少醫護人員聞疫色變，逃跑者有之，拒絕為病人診治有之，甚至將病人拒諸門外。尤其是據《時報周刊》報導，阿扁在台大醫院上班的醫生女婿趙建銘與醫生女兒陳幸妤，從4月24日後就沒有到院上班，休假超過20天，整個抗疫戰爭似乎與皇室無關。
趙建銘是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醫生，又在台灣最高學府的教學醫院裡任職，自己在SARS戰役中缺席，已經惹人爭議了。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還故意不用SARS（急性上呼吸道症候群）的學名，堅持要用帶著意識型態的「中國肺炎」。
從衛生署長涂醒哲的「匪諜說」，到台大醫生趙建銘的「中國肺炎說」，兩位阿扁愛將不顧醫學倫理與人道價值，堅持要做「紅勝於專」的政治表態，可以想見當時台灣醫界在面對SARS時的亂象與醜態，當然也是其來有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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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坦白說，在SARS肆虐初期，香港醫護界的勇敢和無私，讓我們中國人留下了僅存的一點面子。尤其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的醫護人員，還被《時代》週刊尊稱為「亞洲英雄」。
香港人的人道精神，是令台海兩岸中國人無地自容的。SARS初期，一艘馬來西亞的貨船，被懷疑全船人員感染SARS，直駛香港尋求醫治。香港政府二話不說，立即接待上岸，並即時提供檢查和診斷。
結果幸好只是一般感冒，可以即時出院，送返船上。然而我感慨的請問，這艘貨船若是駛往上海或廣州，或是駛往基隆與高雄，情況還會是這樣嗎？當地政府會收留診治嗎？當地人民會不鼓譟暴動嗎？
香港醫護界是受基督信仰較深的團體，因此在SARS蔓延時，展現了可敬可佩。例如屯門醫院謝婉雯醫生，明知自己要面對的是一種全新的可怕疫症，但仍自動請纓為病人治病。
屯門醫院接收了香港首批患者，謝婉雯在半小時內，親自為四名病人插管治療，英勇無畏，心中只想著救活別人。她在4月3日病發，頭十天情況穩定，之後卻突然惡化，4月15日轉入深切治療部插管治療。
她在深切治療部治了一個月，一直表示「我要盡快出院，回病房幫手」，病危時她仍不後悔當初的決定，還用聖經中耶穌的話，勉勵其他看顧她的醫護人員。「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5月13日淩晨四時，她打過美好的仗，跑過當跑的路，像天使一般回到天家。在安息聚會上，她的一位同事說：「我們不在乎失去多少，反而知道我們還剩下多少可以奉獻。」另一位同事說：「現在才知道原來在金錢以外，還有更重要和更有意義的東西。」一位同事更說：「我從她身上認識了愛」。
多麼奇妙的事，一個人的犧牲，原來會帶來更多人的反省，根深蒂固的思想也會有改變的時候。我也因此明白，耶穌為甚麼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要流下祂的鮮血，才可以讓我們反省自己的過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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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歷史上，瘟疫可以毀滅一個武力強大的帝國，瘟疫也可以凝聚基督徒對「愛」的堅持。
2002年11月起，SARS從廣東開始流行後，中國政府就一直隱瞞疫情，民間搶購中藥板藍根到斷貨，挖路封村者有之、暴民砸醫院者有之，社會亂到這種地步，疫情蔓延到鄰近各國，但衛生部長張文康仍堅持：「SARS在中國已經被有效控制！」
這一句經典的謊言，不僅引來國際社會的抨擊，也開始使人重新思考中國官僚的說謊傳統。張文康在記者會上宣稱，中國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大家，在中國工作、生活、旅遊都是安全的......戴口罩、不戴口罩，我相信都是安全的。」
醫療衛生是政府部門中最專業的領域，但是一個意識型掛帥的衛生首長，竟然能將關係人民健康生命的事情，以如此心態面對。張文康如果據實以告，即使必須下台，還是會贏得一些肯定。香港的楊永強、台灣的塗醒哲不也都是下台嗎？
可是，張文康硬是要睜著眼睛說瞎話，不僅被國外人士抨擊，更被國內朝野所唾棄，徒留歷史臭名。而說真話其實也是最簡單的，因為真相只有一個；可是說謊可就複雜了。今天死五十、明天死一百，光是資料要造假，又必須不能穿幫，就更難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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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正確」與「科學事實」之間，到底要如何抉擇，這是關係全世界安全的事。
5月9日在日內瓦召開第五十六屆世界衛生大會（WHA），中國副總理兼衛生部長吳儀親自領軍，在總務委員會發言，並動員二十七國，堅持反對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美國衛生部長湯普森在正式會議間，明確表達：「這次SARS疫情讓世人警惕到，公共衛生是沒有國界的，也是非政治性的，若沒有全球公共衛生合作的機制，就無法控制疾病，這就是為什麼美國要強烈支援台灣的原因。」
老實說，台灣到底應不應該年年去聯合國演戲，這問題在台灣內部也是年年爭議。但從SARS疫情可看出，人道價值還是應該優先於政治利害，連血緣不同的老美都明白這道理。中國不忙著解決國內的疫情，卻優先率重兵壓陣，阻擋世界衛生組織對台灣疫情的協助，輕重緩急之間，台灣人民的眼睛也不至於那麼不雪亮。
中國對台灣的政治主張，永遠是那一套，台灣人不會特別關心，也不會有什麼反感。但中國代表團團長吳儀當著全世界媒體宣稱：「長年來一直在照顧台灣的健康醫療，台灣也非常樂意和中國醫療交流」，「中國也邀請並訓練台灣的醫療人員如何防疫，並且向世衛要求派員到台灣協助。」在SARS失控的當時，這些吳儀自己都不會相信的話，是不該對全世界說的。
當記者對中國代表團的說法有疑問，進一步要求解釋時，中國駐日內瓦代表沙祖康，竟然羞慚成怒，完全不顧國際禮儀，對著鏡頭惡言相向：「誰理你們啊！」然後就轉頭跟著吳儀離開，留下一大堆不知該如何報導的中外記者。
沙祖康這句極不耐煩的真心話：「誰理你們啊！」不但讓中國在國際間的形象雪上加霜，也讓飽受SARS疫情之苦的台灣人，更明瞭了自己在中國官員心中的地位，不禁讓我們想起羅大佑「亞細亞的孤兒」的這首歌：（羅大佑可是出了名反台獨份子）
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黃色的臉孔有紅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西風在東方唱著悲傷的歌曲。
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沒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遊戲，
每個人都想要你心愛的玩具，親愛的孩子你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尋那解不開的問題，多少人在深夜裡無奈的嘆息。
多少人的眼淚在無言中抹去，親愛的母親這是什麼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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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年紀還小時，有個叔叔每年寒暑假都會從後山（台灣東部）來家裡作客。他很喜歡小孩，有次他要回後山之前，問我下次回來時想要什麼禮物。
那時天真的我，對中央山脈的認識，就是山上有野生的黑熊。我就告訴叔叔，想要一隻小黑熊，叔叔爽快的答應了。我高興的開始在後院裡用木頭釘個小龍子，準備迎接我暑假的禮物。
到學校後，我興奮的告訴同學，放暑假時我就有一隻黑熊了，但所有孩子們都笑我。我也氣得不得了，就把每一個笑我的同學都記起來。發誓將來有了黑熊後，絕不分給他們看。
暑假在期盼中來的好像特別慢，叔叔再來時，給了大人小孩各一分禮物，但我的黑熊卻沒看到。我問叔叔：「您有沒有帶黑熊來？」叔叔愣了一下，接著就哈哈大笑，周圍的人也都跟著叔叔笑了起來。
當大家在屋內歡喜的用餐時，我卻一個人在後院拆著那個籠子。每卸下一根木條，都忍不住掉下幾個淚。我從那時起就發誓，將來我長大後，絕不對小孩子說謊。因為我知道：
小孩子承受不起謊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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