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老蔣還等不及教坊奏完別離歌，就被迫必須倉皇辭廟，一時之間，金陵王氣黯然收。直到韓戰爆發，在老美的羽翼下，台北又轉身成了老蔣的「復興基地」。
但當時台北經過二次大戰末期美軍的空襲，以及中國內戰帶來的經濟崩潰，杭州一時還無法成為汴州。五○年代的台灣出版業，無論是大陸播遷來台的四大門派、日治時期台灣的傳統老店，以及新興起來的後起之秀，都面臨著無米為炊的困境。
當時台灣的經濟衰蔽，日治時代受教育的知識分子，仍習慣於閱讀日文舊書。戰後日本人被迫離開台灣，所有的財產都必須留下，台灣書店裡一下子多了許多日文舊書。這些書籍的品質之高，即使今天看來，也依然如此。
至於倉卒來台，逃難都來不及的外省人，除了老蔣有計畫的搬了一些價值雖高，卻深鎖大內的「善本書」，其他確實是乏善足陳。
家父這「書呆」比我顯然更呆，既擔心中國文化淪亡，例如六經中的樂經散佚；又怕福音失傳。放著老家中多少書不拿，偏要辛苦帶著兩本「朱注四書」與「和合本聖經」漂洋過海，結果現在台灣這兩本「善本書」，都成了免費贈閱的「善書」。
反觀鄭因百老師（鄭騫），帶了幾箱民間的「曲子詞」；胡適之（胡適）只帶了一本「甲戌本脂批石頭記」，如今都成了無價之寶。見識之多寡，由逃難時代什麼書就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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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台灣的氣氛很奇怪，老蔣什麼書都不讓人讀，什麼文章也不讓人寫。想研究台灣，他說你搞台獨；研究中國，他說你通匪。歎九州不同，他說你諷刺當朝；贊國姓爺鄭成功，他說你影射「三代亡台」。總之讀什麼、寫什麼，都有可能因此招來橫禍。
在老蔣數十年反共威權體制下，重重禁忌、處處危機，凡有當道不喜者，即被等同於挑撥政府與人民的感情。透過教育體系、報刊媒體、情治單位的嚴密控制，不但將中國五四以降的「共匪、附匪、陷匪」作家全數禁絕，本土前輩文人也無機會「出世」。
老蔣羅織之嚴、猜忌之深，即使連外國文學的譯介都不放過。人民為避禍，只得刻意傾向抒情浪漫，隔離較具革命性、較強烈觸及社會寫實的作品。因此遠離社會現實的文風趁勢興起，主導文壇流行至今，形成根深蒂固的主流文學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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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蔣禁書之嚴，絕對登得上「金氏世界紀錄」。黃的、黑的要禁，我也能理解，自古以來當政者全都這樣。紅的要禁，我也贊成，冷戰時代風雨飄搖的台灣，經不起這樣寬鬆的言論自由。
「共匪作家」的書要禁，我也不反對；否則毛詩詞滿街賣，毛語錄人人讀，那外省人這麼辛苦逃來台灣做什麼？
至於附匪作家，是指在中共政權裡，有個一官半職的幫閒人物，像茅盾、郭沫若之流。即使他們的書，內容與政治無關，要禁，也還有個道理。
但什麼叫陷匪作家？這種陷匪作家比不陷匪作家人數還多，像陳寅恪、湯用彤這些作品從不觸及實際政冶的知識份子，卻因「萬般無錯，錯在陷匪」，所有作品照樣被老蔣禁得乾乾淨淨。
可笑的是，這些作家會「陷匪」，是你老蔣自己逃得太快，害得作家們追不上；但老蔣就是這樣不肯反省。解嚴前台灣查禁圖書的法令依據就有8種，所有情治單位也有都有權力查禁，所以查禁可說是正經的全沒有，笑話倒是一籮筐。
在台灣各大學的文學院裡，中文系裡修現代文學時，不准提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歷史系裡修中國史時，不准提顧頡剛的《古史辨》；哲學系裡修中國哲學時，不准提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文學院乾脆關門算了？
但話說回來，老蔣能將大陸在四年裡完全拱手讓給老毛，當然也有他的一套本領。反正「立法從嚴、執法從寬、守法的自己去死」。台灣的出版業者，也各自有獨特的「生存之道」。
八○年代以前，面對這些陷匪作家的書，台灣各大出版社互展神通，怪招四出，為的就是鑽法律漏洞，希望在恢恢法網中謀點小利。而我與其他文史愛好者，讀了這些「人有問題，書沒問題」的書之後，也因此功力大增。
在此就公佈一下「武林密笈」，看看當時台灣出版業者怎樣強姦大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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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輪姦霸佔法
這是最常見的絕招，尤其是大陸來台的四大門派：中華、正中、商務、開明幹得最慷慨激昂、正大光明。「換人不換書」的經典例如：
中華書局將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達史》，作者姓名改為「本社編」。
正中書局將朱光潛的《詩論》，作者姓名改為「本社編」。
商務印書館將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作者姓名改為「本社編」。
開明書店將呂思勉的《中國通史》，作者姓名改為「本社編」。
當時台灣作品最多的，就是這四大門派裡那個叫「本社編」的黑道老大，陷匪作家的書幾乎都難逃魔爪。情治機關的爪牙對黑道大哥輪姦霸佔後的財產，通常是不聞不問的。
（2）隱姓埋名法
莊嚴出版社將王力的《中國語言學史》，作者姓名直接改成「佚名」，看這些情治機關的爪牙怎樣猜出這「佚名」究竟原來是誰？
「佚名」是繼「本社編」之後，台灣著作量第二高的作家。
（3）男扮女裝法
真善美出版社將梁漱溟的《印度哲學概論》，作者姓名改為「梁氏」。就像中國古代的良家婦女，有姓無名，看這些情治機關的爪牙敢為難良家婦女嗎？
男扮女裝是台灣出版業者的巧思，創造了許多一流的女性作家。
（4）以籍代名法
世界書局將陳垣的《元代西域人華化考》，作者姓名改成「陳新會」。內行人自然能依姓氏與籍貫猜出原作者姓名。
這算比較負責的出版社所做，春風一度後，總該將衣服還人吧！
（5）大刑伺候法
最擅長這絕招的，就是中國出版界的聞人王雲五，他的商務出版社將這招又化為「奪命三式」，很多陷匪作家都難逃斧鉞加身：
A、月下偷桃式：
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作者姓名被閹割成「陳寅」。
B、攔腰一斬式：
朱光潛的《變態心理學》，作者姓名被腰斬成「朱潛」。
C、黑虎偷心式：
周予同的《群經概論》，作者姓名被動了「換心」手術，成為一個新人「周大同」。
（6）張冠李戴法
精益書局將茅盾的《世界文學名著史話》，硬是栽贓給林語堂。這種換法很沒有條理，連我這種內行人也都難免被騙。
最離譜的是魯迅的孫子周令飛，從日本來台「投奔自由」，成了「反共義士」，國民黨對這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自然是大肆宣傳。可是問題來了，塵封30多年的魯迅一下被炒起來了，到底魯迅寫的是什麼「東東」呢？
一時之間，各大學門口都有這種小貨車，搶賣魯迅的小說。悄悄的來，匆匆的走，買的歡喜，賣的高興。可惜魯迅的小說就這麼幾部，出版商反正是盜印，乾脆盜印個徹底，於是一時之間，三○年代沈從文、巴金、矛盾、丁玲的作品全登台了，但封面上卻有這一樣作者「魯迅」，誰叫他這麼「紅」？
（7）先姦後殺法
樂天出版社將朱光潛的《談修養》，作者改為「王治文」，書名又改成《勵志文獻》。這種先姦後殺法，既欺騙讀者，又不付版稅，太沒江湖道義。
但話說回來，作這種缺德事的不只出版社，很多學者專家也到用大陸作者作品，拿來作教授升等論文或出版牟利，這些狗皮倒灶的「儒林外史」，因篇幅有限，暫且擱下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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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戒嚴時代，感謝三○年代的老作家們，讓我們像這些玻璃瓶裡的蒼蠅，在前途一片光明，卻又舉翅難飛的窘境，給了我們不同的空氣。至今我仍難忘那種「雪夜讀禁書，不亦快哉」的滿足感。（雖然台灣不下雪，但讀了還是很爽。）
在那「無所不查，無所不禁」的情況裡，人們的要求是這樣的卑微，也少有讀書人希望與中國分離。然而完全不查不禁後，台灣人對中國的感情，反而感覺越來越疏離了。
揮別那個苦難的時代，我願為所有曾被台灣出版業者強姦過的陷匪作家，以及自己的青春歲月，草草記上幾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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