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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年了，金門「二一三事件」發生至今已經二十五年了。戒嚴時代在金門服役過的弟兄，即使忘記了這件新兵在餐廳對同袍開槍的血案，或許也還記得連上主官吃飯要配手槍、餐廳門口要站武裝衛兵的規定。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三日陰雨濕冷的清晨，金中師（一四六師）駐紮在后盤村的步五營二連，一位剛調撥到連上的新兵吳×元，持三把美製M一六自動步槍至餐廳掃射，造成重大傷亡後自殺，但因身材矮小，扣M一六板機時槍口歪了，所以子彈從下巴進入，穿過左耳貫穿後腦，送三總急救後語言功能喪失，他又幾乎不識漢字，以致案子成了「懸案」。四月中被憲兵押返金門，五月一日在靶場被公開槍決。

    一九九四年我在僥倖獲得第八屆聯合文學評審推薦獎的短篇小說《塵年惘事》（絲路出版，一九九五年）裡，已經略為提到「二一三」的梗概，發表後當時得到許多戰友們熱心的更正與補充，也讓我對這件事的前因後果，有了更近一步的了解，這篇文章就是在二○○七年二月十三日前夕，為了紀念當年我們那冤死的弟兄們而寫的。

    要探討「二一三」這宗血案，必須先從一四六師這支陸軍的「放牛師」說起。一九七○年代的陸軍跟我們讀的國中一樣，也有升學班與放牛班的差別。升學班用的是明星老師，日後當主任、當校長，前途無量；放牛班的老師則是記了過、或等退休的，前途無「亮」。

    一四六師並非老蔣嫡系部隊，其前身四十六師是國共內戰後期在粵東與贛南一帶招募並收編的新部隊，來台整訓後在韓戰開始時換發美援新裝備，師長羅揚鞭還是留美派將領，一九五三年派駐大陳，起初也曾風光一時。但沒多久情勢逆轉，一江山淪陷後，大陳軍民撤來台灣，浙東各島的游擊隊與未投共的民兵也都整編進來。

    但這些老芋仔（以部隊為家的外省老兵）與我們印象中的士官長完全不同，他們未曾受過任何正規軍事教育，也沒有任何特業專長（如通信、保修、工兵等）。因為素質不佳，別的師也不敢收，被撤來台後就一直編制在一四六師。

    從一九五四年起，一四六師始終是全國各部隊中老芋仔比例最高的單位。一四六師是輕裝師，員額僅有三千，老芋仔總數卻超過六百，佔全師五分之一。而且直到一九七九年之前，這些老芋仔都被打散在各基層連隊中的，每一個連隊至少都編制十幾個。因為這些老芋仔被管制退伍，到了一九六○年代，全都晉升為士官長，造成基層連隊的士官員額嚴重超編，所以一四六師的幹訓班 (士官隊)，整整停辦了二十多年，直到一九七五年才恢復。這二十年間各連隊的基層訓練，都是由這群老芋仔主導。

    前面十多年老芋仔尚能親自帶兵，後面十多年逐漸變成由老芋仔各自「欽點」一至二名義務役的老兵代為執行。老芋仔每天不是在陣地裡酗酒聚賭，就是外出至特約茶室嫖妓，不肖的老兵隨時奉酒貢財，沒錢又體能不佳的新兵則慘遭凌虐，義務役的預官與志願役的軍官都不敢管，反正兩年一到就退伍或調任，只要自己任內不出「大事」就行。所以一九七○年代起，一四六師就成了大家戲謔的「放牛師」。

    其實從一九四九年之後，老蔣在台為防軍隊叛變，徹底執行主官管輪調制度，按理說全師的主官管都是兩年一調，各階層的領導軍官也一直在更替，根本不可能出現「放牛師」。但一四六師是編裝不足的輕裝師，加上「老兵取代士官」的游擊隊作風，所以雖然士兵的體能戰技一流，演習或競技的成績也不錯，還配備美式全自動步槍，但「軍紀」這個致命傷始終是個困擾。歷任師長及政戰主任，只要是有來頭、背景硬的，都想方設法的不要進入這「升官墳墓」。

    舉例來說，一九八四年郝柏村執行「陸精四號」案，將全國六個輕裝師解編，我們砲兵營的士官兵被編進二九二師。以這兩個師相比，二九二師先後四任師長杜金榮（上將，副參謀總長，總政戰部主任）、馬登鶴（中將，陸軍副總司令）、陳鎮湘（上將，陸軍總司令）、宋川強（中將，陸軍副總司令）都繼續升官。但一四六師的師長，官運較好的只有一個前教育部軍訓處處長宋文中將，任內因貪污遭判刑九年，關的比我們當兵的時間都長；其他的如刁迎春因「二一三」案退役，王天進與何秋文（福州人）雖然都是台籍的「樣板將軍」，卻只被酬庸為中將軍團副司令退役。任何將官到一四六師當師長，就等於是軍旅生涯的終點。

    一九七五年時，因為一四六師的軍紀一直出問題，陸軍總司令馬安瀾才痛下決心，將一四六師三百多名單身（不必負擔家計）的老士官除役，全部安置於桃園榮民之家；其他老芋仔也盡量集中管理，基層連隊才開始出現義務役士官。但「老兵帶新兵」的傳統，在基層連隊中依然沿襲。當時一四六師軍紀如何，從「逃兵」人數就能看出端倪。

    二一三事件爆發前的一九八一年冬季，一四六師由中壢雙連坡移防金門小徑，遼河演習（當時移防任務的代號）前，全師分三梯次各放五天省親假。結果逾假不歸被發佈逃亡通緝的竟高達一○五人，其中甚至還包括多名少尉預官及志願役的一等士官長及上士，平均每三十多人就出現一個無視「敵前逃亡唯一死刑」的重犯，破了國軍移防外島前「逃兵」的紀錄。

    當時六軍團司令許歷農中將，暴跳如雷地到雙連坡師部痛斥刁迎春師長，要一四六師快滾到金門，不要在北軍團丟人。但官場造化弄人，許司令罵完不到一週，就被發佈晉升上將，隨即出任金防部司令官，接替升任陸軍總司令的蔣仲苓上將。兩週後的許歷農司令官，又在金門的料羅碼頭，迎接兩週前被許歷農司令痛斥的一四六師。

    會出現這種「逃兵」創紀錄的另一個原因，則是因為當時一四六師移防金門前，陳培寧副師長突發奇想，他認為多數基層連隊的兵力分配「有問題」，因為相同梯次或相近梯次的兵員過於集中。也就是說在某一段時間內，很多連隊都會有過多義務役士兵相繼退伍的現象，將形成部隊戰力無法銜接的空窗期。陳副師長因而在一四六師進行一項前所未見的「兵力平衡調撥」。就是除了師部連、通信連與支援營外，全師每個連隊都要互相「換兵」。還規定除了砲兵營可以不同連互換，其他五個步兵營甚至必須「跨營互換」。

    移防前部隊已忙得不可開交，平均每個連隊還有二十多人要換單位，因為各連也都想藉機「汰弱換強」，把「不受教」的兵換出去。人同此心、殊途同歸，「兵力平衡調撥」的結果，「不受教」的兵調來撥去，依舊是「汰弱換弱」，但卻搞得基層連隊人心惶惶，人事與補給作業大亂，所有政戰的營、連輔導長，都反對這項莫名其妙的政策。因為移防前人員調動本來就該凍結，這麼多士兵既要面臨移防外島的疑懼，又要重新適應新單位，對軍紀的摧殘是雪上加霜。

    其實軍方對一四六師這個「放牛師」，也不是完全放棄，除了調派大量陸官與政戰的正期生下基層連隊，一九七○年代政壇提拔「催台青」時，軍方也積極栽培台籍將領，台籍師長王天進與何秋文（福州人五歲來台，軍方將其歸類為台籍），政戰主任董金村（客家人）與林希典，都曾是高層刻意提拔的「台籍樣板將官」。然而很明顯的這些台籍高階軍官，在兩蔣統治下那個完全以外省籍將領為核心的國軍裡，由於晉升不易，性格大多「以和為貴」，像湯耀明那樣的霸氣者是少數；加上一四六師「積習甚重」，台籍軍官被派來這雜牌部隊，也往往成了「犧牲品」。

    持平的說，「兵力平衡調撥」本意雖無對錯，但一四六師盛行「老兵吃新兵」，調撥到新單位的兵一定會遭「欺生」，以致兵與兵之間的暴力事件頻傳，政戰單位似乎只是袖手旁觀，藉以證明當初的政策是錯誤的。一四六師的阿兵哥，只能自求多福，駐防台灣本島時沒出事，完全歸功於「逃兵方便」。在台灣本島，「逃兵」這個出口雖然毀了不少年輕人的前程，但也挽救了不少無辜的年輕生命。吳×元若是被分發到中壢雙連坡，而不是金門的后盤村，他最多是選擇逃兵，也不會帶走那麼多槍下亡魂。

    二一三事件的肇事者吳×元，是台灣東部鄉間的排灣族原住民，八歲時父親無故離家後失蹤，母親靠採香菇和竹筍過活，為了幫忙照顧他的兩個妹妹，國小二年級就輟學，因而不識漢字，也不懂國語。身材矮小，學過雕刻，但大多是靠種香菇、採野菜竹筍維生。十五歲時，他隨外國傳教士學會羅馬拼音，是村中唯一不喝酒不抽菸的年輕人。

雖然家境艱困，但他依然擔起父親留下的重擔，不願把兩個妹妹賣給人口販子，這在當時的山地鄉是很少見的。不過這也成為族人懷疑他家另有金錢來源，而向警總人員舉發的「匪諜」罪證之一。另外羅馬拼音的原住民語聖經，也成了「通匪」的密碼，成為罪證之二。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三日早上七點，大雨低溫，剛到五營二連還不到一個月的吳×元，連續三天被老兵脫哨，每晚衛兵都是從夜間十二點站到天亮，白天又遭老兵毆打凌辱，憤而背槍下哨向安全士官說：「兩個『學長』不要淋雨，叫我來領槍給他們上哨。」輕裝師的士官不多，所以都以兵代士來站安全士官，開了槍櫃就讓吳×元自行取槍，但他領槍後並未返回崗哨，反而步向另一頭的餐廳，安全士官也毫無警覺。

    后盤連的連部餐廳與中山室，是半隱藏地面的RC結構伏地堡，由一段大約二十公尺的長坑道連接，餐廳另有一扇對外的濾毒通風門，但平常並不開啟，人員都經中山室進出餐廳。吳×元因三天沒睡覺，精神狀態已不穩定，似乎分不清誰是誰了。拿著三把步槍進入餐廳，對著部隊直喊：「報告輔導長，我要申訴！報告輔導長，我要申訴！」

    當時全連官兵都在餐廳裡用餐，陸官專修班的連長與輔導長赴師部開會，專科班的副連長與擔任值星官的預官陳排長坐在長官桌。吳×元突如其來的舉動，引起全連哄堂大笑，副連長則笑著罵說：「他媽的哪裡來的天兵，你是搞錯洞（跑錯連）了嗎？帶槍進來幹嘛？滾出去。」大家笑得更厲害，根本不當一回事。

    但被激怒的吳×元一拉槍機，所有人才發現不對。吳×元揮舞著上膛的自動步槍，堵在通往中山室的門口不斷大叫：「我要去死！我要去死！」副連長趕緊把大家集中到餐廳前方，想打開濾毒通風門脫困。當天剛好「破百」（再過一百天退伍）的陳排長，則勇敢地冒充自己是輔導長，上前安撫說：「吳×元，有委屈跟輔導長好好說，先把槍放下。」雖然陳排長假扮輔導長已經收效，吳×元開始大聲哭訴，但他本來就不諳國語，又因情緒激動而口齒不清，副連長開始不耐，大聲喝令陳排長先把槍搶過來，才准吳×元說話。陳排長不斷回頭請副連長不要再說了，交給他處理就可以，但副連長仍以最後通牒的語氣，從十到一開始倒數，結果還沒數到一，慘劇就已釀成。

    雖然吳×元開槍時並未針對任何人，幾乎全射向鋁製豆漿筒。除了勇敢的陳排長因站在他面前，腰部直接中彈多發，屍體幾乎斷成兩截，其他人都只是被跳彈所傷。但由於全自動的M一六火力太強，加上餐廳鋼筋強化水泥的RC結構，以致跳彈不只一次，所以室內傷亡慘重，除了七名當場死亡，兩名送花崗石醫院死亡外，其他八名重傷者，金防部立刻調派專機空運回台，送三總急救後又有幾人死亡不詳，另有多名輕傷者，現場只有副連長等四人以長官用指揮桌掩護（鐵製桌面），僥倖沒中槍。

    打完兩支槍的四十發子彈後，吳×元跑到餐廳與中山室間的通道，用最後一把槍頂著下巴扣發板機，但因身材矮小，槍口歪了，子彈只從下巴穿過左耳貫穿後腦，臉部全毀。由於餐廳在案發後極度混亂，倖存者不是被嚇到屎尿失禁，就是失神錯亂，以致吳×元回頭逃往通道時，根本無人目睹他開槍自殺。安全士官聽到槍聲，來餐廳查看時嚇壞了，竟然沒用電話向營部或師部報告，也沒有沿環島北路往東，向瓊林或中蘭的一四六師其他部隊求援，而是持槍向北往北海岸的一五八師西山營求救。

    一五八師的師部接到戰情報告，上呈金防部後，一四六師戰情室才獲報后盤連出事了。由於輕裝師的機動車輛原本就不多，刁師長立即動員了各單位所有的車輛，率領師部警衛排及武裝憲兵約三十人馳赴，董主任也率領政三、政四科及衛生連人員馳援。龐大的車隊幾乎同時到達，但因狀況不明，車輛又無法直接開到伏地堡入口，於是由武裝人員前導，抬擔架的衛生兵隨後，沿山路到后盤連伏地堡入口時，一五八師的官兵已在場，但並未進入，於是現場交由刁師長指揮，憲兵先隔離一五八師的官兵，並逐一登記姓名，所有善後工作完全是一四六師官兵執行的。

    據受訪的衛生排學長說，當濾毒通風門被打開時，衛生兵都是一面嘔吐、一面抬出還有呼吸的傷患。現場只見蜂窩狀的豆漿桶還在架上，地面沾滿豆漿與血水混合的紅白腳印，血肉模糊的屍體讓人看了雙腿無力，濃重的血腥味讓所有官兵反胃嘔吐，師部的長官雖是服役多年的職業軍官，也都只能蹲在坑道外嘔吐。刁師長傷心地不斷拭淚，幾乎無法言語，現場只有陳副師長還能鎮定地指揮。

    在一片混亂中，所有傷患的軍服都被衛生兵脫下急救，吳×元因臉部重創難以辨認，也連同其他傷患一起被送往花崗石醫院。等傷患都清運完了後，不斷嘔吐的副連長才回魂說：「開槍的是山地人，已經帶槍逃跑了。」雖然副連長並非兇手，但倖存者抱怨，這位長官有點「脫線」；吳×元都報到了一個月，他竟然還叫不出名字，只會叫他「山地人」。判他軍法是太過分，但強迫他退伍就絕對有必要。

    刁師長知道兇手逃亡後，立刻下令警衛排及憲兵搜索週邊山區。因為后盤連位於金中師與金西師交界，防區重疊，所以一五八師的官兵也奉命支援搜索，結果一五八師的憲兵真的在後方一百公尺處山溝，發現一具身著金中師標誌（三角形中兩橫一豎）軍服的屍體，他們就回報一四六師說兇手已自殺身亡，狀況已解除，一四六師的警衛排與憲兵才卸下武裝。

    可是山溝裡的屍體，經副連長及安全士官指認後，都說死者並非兇手，何況死者身邊未見槍支，如何自殺？果然後來法醫說，這個人是肩膀中彈後，受驚嚇逃出坑道跑到山溝躲藏，結果死於失血過多。沒找到兇手，警衛排與憲兵又重新武裝，擴大搜索，眼看金防部就要發布「雷霆演習」，捉拿武裝逃兵吳×元了。

    幸好現場的師部政戰軍官比較警醒，立刻清查全連械彈及人員，結果發現連同現場拾獲的三把M一六，槍枝並未短少。近一步反覆清點全連現存人員與傷亡者總數，連退伍了還在等船、支援、受訓的都不放過，可是怎麼清點人數又都完全吻合。一直到政戰官逐一攤開血衣拍照時，才赫然發現吳×元的軍服也在其中，證明兇手並未持槍逃亡，而是被混在傷者當中，送進了花崗石醫院。

    吳×元的臉部因槍傷無法辨認，為求慎重，軍方是以兵籍資料裡的指紋確認身分。當天傍晚，吳×元連同其他七名傷者，被金防部以C一一九運輸機專機轉送台北三總急救。他因槍傷已無牙齒、舌頭、左耳、左眼，語言功能完全喪失，也不識漢字，被扣押在軍令系統的新店看守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