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1年8月，葡萄牙傳教士利馬竇來到澳門，當時葡萄牙來東方傳教有兩條主要航線：澳門、馬六甲。澳門其實不是被葡萄牙人所佔領，而是被租借，中國政府每年也收到葡萄牙奉獻的「租金」，因此，澳門遠早於香港成為中國的外貿窗口，經濟地位不錯，澳門很早也就正式參與了經濟全球化的洪流，在現今文化全球化議題被廣泛討論的時代，澳門在中國幫助之下獲得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第31處世界文化遺產。
文化是抽象的，可以體現在建築、文學、藝術、語言及思維習慣等，澳門人的思維習慣在還未獲得世人廣泛討論之前，便列入了世界遺產名錄，當中最能體現澳門文化特色的便是建築，充滿南歐風情的歷史建築，以及美麗的教堂，就是外地人對澳門印象最深的亮點，其次才是被改良過的葡國餐。
這麼漂亮的歷史建築群，當然吸引了各地的電影導演來到澳門取景，根據羅卡在《電影中的澳門形象──景觀與文化》（372-373）的記載「電影發明之後僅三年，愛迪生公司的攝影師就來過澳門拍攝活動影片，目前流傳下來的只有一段《澳門風光》（1898，長26呎，約半分鐘）。這是澳門最早的活動影像紀錄文獻。」往後至五六十年代，開始有較多的香港電影前來澳門取景，例如：《我是一個女人》、《天長地久》、《標準丈夫》、《毒天使》、《一水隔天涯》、《霧美人》、《飄零女》等等。1952年美國電影《澳門》便有部份場景在澳門新馬路一帶實地拍攝，留下了珍貴片段。
當今的電影發展（不論是商業電影或藝術電影），資金來源均來自跨地域的資金融資，資金早已是全球化地在流動着，這是拍攝電影最基礎的物質性條件，來自不同地域的資金組合，往往改變着電影最終的面貎，電影已經不再是單純由導演所主導的所謂「作者電影」了。因此，外地來澳門拍片的導演，必須要拍出符合外地人口味的電影，這樣才能給投資者交待，也因此，這些電影總是無法把澳門在地人的思維習慣及文化特質好好地表現出來，在本地人看來總是顯得不自然和格格不入，可以說，澳門人往往是被這些電影教導着如何去重新認識自己，也可以說是「喪失了文化主體的話語權」。
當今製作電影的成本日漸高漲，如果無法從票房、影碟發行、電視頻道、各項周邊出版品及商品等回收成本，電影的產業便無以為繼，如果澳門的電影產品不具有娛樂價值、不具有商業價值的話，那澳門的電影價值何在？又如何吸引企業與投資人進行投資？如何吸引銀行業及保險業願意承擔風險？反過來思考，除了娛樂和商業價值之外，澳門電影更應該擁有哪些價值？
澳門也有可能拍出具有在地性，又同時擁有文化、商業潛質的電影。如今全球消費市場趨向分眾與細緻化，意味着回收成本的途徑比以前多；同時，我們看到跨國企業對澳門城市空間不斷進行的重構，在發展旅遊業與會展業的同時，本地居民開始反思自己生活的城市，市民明白到城市空間也是自己日常消費及社會意識再生產的場所。因此，澳門在經濟全球化底下充滿着各種各樣的矛盾與衝突，這些矛盾和衝突正好為在地電影人提供了最當代性的題材，也意味着在地電影人可以挖掘與創作的題材非常多（並非只局限在歷史城區與懷舊題材）。
因為社會結構影響人類行為，澳門電影的價值除了要有娛樂與商業價值之外，更要反映在地人面對矛盾和衝突時的思維習慣與價值觀，要拍出一部同時具有藝術性、商業性與文化性的電影，其實並非不可能，如同香港電影《歲月神偷》、《天水圍的日與夜》、《桃姐》；李安的《斷背山》；張弛的《奧戈》等。創作人可以由反思「澳門」此概念出發，反思「澳門人的生存狀態」出發，提出不一樣的觀點、挖掘具有當代性與普世價值的題材，這樣澳門電影才能獲得持續的創作能量，如果只把焦點集中在歷史城區與懷舊題材，創作能量會很快耗盡；或者，以創作的心思進一步拓寬歷史城區與文化遺產的維度，而並非將之當作電影場面的佈景。在起步之後，往後的文創產業、澳門電影的價值更不應只局限於「賣手信」的思維。
我們不停談論的「四百多年的中西文化交融」是怎麼的一回事？我們不停地談論產業化問題，卻從不談論文創產業的價值，彷彿文創產業的價值就只能是「產業多元化」的一個借口與唯一目的，如此下去，澳門的文創產業如果不能達成「產業多元化」的話，就會顯得毫無價值，這是對「澳門」以及「文創產業」的一次災難；那個「四百多年歷史的文化身份」成為了產業化下的一個口號、表徵與符號，無法為「澳門人」帶來自尊、無法改善我們的文化生活與及對物質的匱乏感；同時，在多元價值的世界潮流下，文化價值、文化自覺的提升、藝術與歷史的沉澱等，要如何獲得有別於過分單一與落伍的衡量準則？精神性的發展如何與商業發展、消費及其消費習性取得平衡？如果我們仍然對自身過去四百多年發生過的內容一無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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