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機械舞者:健一海老(又名:蛯名健一,蛯音替)
看達人秀有感:通俗文化與大眾媒體間的關係
好久沒有分享大眾文化相關的文章。趁暑假忙中抽空,寫了一點感想......
先看一段網路上達人秀的短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iBXK96z7dg 美國達人秀超級舞者 日本「健一海老」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p_gFZOoErc
Kenichi Ebina (蛯名健一) in America's Got Talent 2013
我看這一段影片,剛開始,恰如所有人對此貌不驚人、微矮的中年亞洲男子感到「好奇」,他有何「能耐」參加收視群廣大的美國的達人秀?
看完之後深受震驚與感動,這樣的感動是從「英國達人」的蘇珊大嬸以後沒有過的。
不禁讓我思考現今幾乎每個國家都製播這類的「達人秀」,他們所採取的模式幾乎千篇一律,其中這兩年火紅的「中國達人」或類似的節目,也透過各種管道連帶影響臺灣的觀眾,中國的節目製作單位甚至不諱言有不少節目是向其外國節目買版權來操作的,其中每個環節都必須一模一樣,有點啞然失笑,我也想起早在20多年前臺灣許多綜藝節目copy(剽竊?盜版?)自日本的節目一樣,固然都是「天下一大抄」,但是製作的精粗有別,顯然亦有關群眾的品味高下。
娛樂的其中一個作用是必須要有勁爆點(俗話常說的「有梗」)。
各國風行的達人秀節目,其經典大概起自於「英國達人」(Britain's Got Talent)http://zh.wikipedia.org/zh-tw/%E8%8B%B1%E5%9B%BD%E8%BE%BE%E4%BA%BA。其成功主要來自其嚴謹的製作流程以及其要發掘的精神內涵--小人物傳奇,締造一個夢。
每個素人表演者,最好是貌不驚人,甚至其人生還有點崎嶇坎坷,然而這樣的平凡小人物卻是身懷絕技,他們等待的是一鳴驚人的機會。
以這樣的觀點看來,攫取了大眾的目光與吸引力,更具有顛覆而至驚喜,甚至是狂歡的效果。
達人秀掌握的關鍵是:懸念、真相、快樂、節奏。
它強調技術化、標準化、商品化,透過以上的「包裝」形式與過程,令消費者(觀眾)畫餅充飢,並且成功的替代了現實中禁欲的痛苦。
這種形成「標準化」的實踐方式,是否可能有勵志、激勵或「善」的內容,答案是:有。它透過大眾傳播(或某種創新形式)作為載體,將其中的情感回饋(例如:觀眾的感動)互動,和表演者「適切的情感表達」所產生的激勵效果,視為一種實踐的方式,甚至在其他場域(例如社群網路)交換意見,形成共識。
但是久而久之,當這種「劇情模式」被固定下來,便形成一套標準的「解讀符碼庫」,以後循此方式的進行/實踐,其規模與作用--或者淺顯的說:快感--必不如一開始所造成的感動所帶來的巨大影響或效果。
阿多諾(Theodor Adorno)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所謂的文化工業就是一套規格化的生產和消費模式。故「文化工業」此一概念,在法蘭克福學派阿多諾等人用法為一負面概念,藉以凸顯大眾文化的反功能,認為文化工業意識型態本身是一宰制消費對象,作為社會控制、文化支配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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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歡與日常:論巴赫金狂歡化理論與大眾文化
作者:楊巧(上海大學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
內容提要:巴赫金是前蘇聯著名的文藝理論家,其狂歡化理論多次被學術界研究與探討。大眾文化以制造“娛樂”贏得受眾,與狂歡化理論都具有狂歡、娛樂的特點,但是二者之間狂歡內核和后果卻不相同。
關鍵詞:巴赫金 狂歡化 大眾文化
巴赫金是前蘇聯著名的文藝理論家,獨樹一幟的狂歡化理論詩學是其文藝觀的核心問題之一,並在巴赫金的學術思想領域裡佔有重要的位置,從《陀氏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對狂歡化理論的闡釋以來,巴赫金幾乎從未間斷過對狂歡化詩學的研究。在20世紀60年代,巴赫金被“第二次發現”以后,他的狂歡化理論在西方迅速的傳播開來,隨著大眾文化的日趨勃興,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被學術界拿來闡釋大眾現象,比如在賀歲電影中用各種“戲仿”和“顛覆”來制造出歡樂,而網絡的全民參與性更是與巴赫金所認為狂歡節中“人們不是觀看狂歡節,而是生活在其中”的特點相似。但是有些學者則認為將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定位為當代大眾文化的思想資源就屬於對其思想的誤解,是一種理論上的誤讀。
一
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來自於古希臘、古羅馬時期的狂歡節,他分析人們在狂歡節上的表現,比如走上街道和廣場跳舞游樂,神父學三聲驢叫表示祝福,給小丑和奴隸加冕等等狂歡活動之后,認為這些行為具有特殊的意義,這種狂歡式是“追溯到人類原始制度和原始思維的深刻根源,在階級社會中的發展,它的異常的生命力和不衰的魅力。將狂歡式轉為文學的語言,這就是我們所謂的狂歡化。”[1](《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詩學問題》第160頁)
巴赫金將狂歡化理論來研究陀氏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文學作品,在對狂歡化進行闡釋時,他認為狂歡化理論具有四個范疇: 第一隨便而親昵的接觸,各種形態的不平等如畏懼、恭敬、仰慕、禮貌等都被取消了,人們在狂歡的廣場上發生了隨便而親昵的接觸。二是插科打諢,在狂歡節中,人的行為、姿態、語言都從制約中解放出來,因而從非狂歡式的普通生活的邏輯來看,變得像插科打諢而不得體。三是俯就,狂歡式使神聖同粗俗,崇高同卑下,偉大同渺小,明智同愚蠢等等接近起來。第四是粗鄙,即狂歡式的冒瀆不敬,一整套降低格調、轉向平實的作法,與世上和人體生殖能力相關聯的不潔穢語,對神聖文字和箴言的模仿譏諷等等。
狂歡化理論何以被用在對大眾文化的闡釋中,就是因為大眾文化的現象中與其有著共同的表征。狂歡化理論中的“取消等級制”和“俯就”表現在大眾文化中則對主流、精英文化的拆解與戲虐,大眾文化是屬於民有、民享的“大眾”的文化,因此從定義和范圍來說大眾文化就是與上層的精英文化相對。在由電影、網絡、電視、動漫和電玩等現代媒介和傳統印刷媒體共同構筑的大眾文化空間裡,流話語中的嚴格規范被拋在一旁,宏大敘事被消解,破除權威、顛覆官方盡顯無疑,生活沒有神聖和庄嚴可言,最主要的就是享受當下,娛樂眼前。在網絡文化中則更能找到與狂歡化的共同點,在這個虛擬的平台上,人人都可以擁有話語權,並且全體民眾都可以參與進來,如同在狂歡節上一樣“ 沒有舞台,沒有腳燈,沒有演員,沒有觀眾……這是展示自己存在的另一種自由(任意)的形式” [2](巴赫金全集第六卷第11頁)平時生活中被制度化神聖化的不平等的消解,使人們真正地進入了另一種自由的生活狀態,完全是歡快的,無所畏懼的,可以隨意說出粗言俚語,做到了像巴赫金所說的那樣打破了種種言語的禁忌、限制和客套。
而伴隨精英文化被解構,嚴肅的思考力從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褪去,大眾文化難免流於粗俗和粗鄙,在電視媒體中泛濫的娛樂和綜藝節目,為了制造笑料,丑陋和污穢的事物都被拿來調侃,主持也不惜扮演小丑的角色烘托氣氛。而電影《大話西游》對名著《西游記》的惡搞如此受到大眾的歡迎和熱捧,並且被認為是后現代主義解構的經典之作,正是說明了“插科打諢”等戲虐方式在大眾文化中的地位合法化。
二
但是,在比較狂歡化理論中的“笑”和大眾文化的娛樂性時,我們就會發現二者之間狂歡的本質和后果卻不相同。巴赫金認為在狂歡節的笑聲裡也有死亡與再生的結合,否定(譏笑)與肯定(歡呼之笑)的結合,具有雙重性。從來源上看,狂歡節上的笑同遠古宗教儀式上笑的形式是有聯系的,而宗教儀式上所有形式的笑,都同死亡和復活聯系,同生產現象聯系。狂歡節上最主要的形式是笑虐地給狂歡國王加冕和隨后脫冕,這一儀式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出現在狂歡式的所有慶典中。因此巴赫金認為國王加冕和脫冕儀式的基礎是狂歡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而這個核心就是交替與變更的精神、死亡與新生的精神。巴赫金認為加冕和脫冕是合二而一的雙重儀式,受加冕者是與真正的國王有天壤之別的人——奴隸或是小丑,巨大的反差不僅造成了令人發笑的效果,而且在加冕之中,從一開始就透著脫冕的意味,而國王的冠冕在非狂歡式的世界中是代表著絕對、沉重和嚴肅,隻有一層意義。但在狂歡節的儀式中,加冕和脫冕是不可分割的同一個儀式,在加冕之后,人們摘下被加冕者的冠冕,奪走其他的權利象征物,還有譏笑和毆打被加冕者,這就表明了在狂歡式中沒有絕對的肯定和否定,而且表現出交替更新的精神,總是在自身中的誕生中孕育著死亡,或是死亡中孕育著新的誕生。
不同於狂歡節上的笑具有雙重性的哲學意義,大眾文化中的娛樂只是為了一時的感官之娛,這個笑只是表面和短暫的現象,是“偏重‘感性愉悅’,它不以提供對世界的理性反思為目的,而主要傾向於創造娛樂大眾的文化形式,達到‘捕獲’大量受眾、獲取商業利潤的目的,因此,感性層面上的‘快樂’成為大眾文化的運作核心。”[3](《美學教程》第160頁)大眾文化作為一種“文化工業”生產出“笑”的產品,大眾文化為了贏利而有意識地制造歡樂,取悅大眾。於是,在今天甚至出現了一個特殊的群體——“娛樂圈”,並出現了專門報道偶像明星們動態和生活的“娛樂新聞”。大眾文化以制作和生產各種電視、電影、流行歌曲的方式虜獲觀眾,讓人們得以在視聽中得以自我壓力的暫時解脫,達到思維享受娛樂的效果。
大眾文化中的娛樂使得人們隻追求輕鬆和快樂,反而喪失了對生活的思考力,導致了人類的思維的被控制、喪失和消亡的惡果。對此,美國學者麥克唐納認為大眾文化是一種低級的、瑣細的文化,它制造出來娛樂誘使人們沉迷在那種快感裡,變得習慣娛樂的生活方式然后麻木接受大眾文化以及它所銷售的商品,被大眾文化灌輸的人們“經過幾代人如此這般墮落下來,反過來要求得到瑣細的和舒服的文化商品。”[4](《大眾文化》第72—73頁)而在法蘭克福學派中對大眾文化批判最為激烈、影響也最為深廣的阿多諾更是指出大眾文化其實就是一種“文化工業”,“它是自上而下強加給大眾,文化工業在大眾傳媒的技術下大批量生產千篇一律的文化產品,並納入一種巧加包裝的意識形態,用虛假的快樂來讓受眾沉迷在這些膚淺審美趣味的文化產品中,過著平面化的生活而不去探尋自己本身更有價值的活動潛能”。 [5](《文化工業》第92頁)而這個結果就是造成了“本應是進步的技術統治的啟蒙,變成了一場大騙局,成為束縛意識的桎梏。它阻礙了自主的、獨立的個性發展,這些個性本來是很明智地為自己作出判斷和決斷的”。[6](《文化工業》第92頁)因此,按照阿多諾的分析,出於政治和商業的目的,大眾文化通過工業生產制造出來的快樂讓消費者喪失了自我,人們沉迷並習慣娛樂,已經不再思考,人的思維受到追求娛樂的習慣控制並導致了思考力的消亡。就像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認為的那樣,在娛樂文化裡,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的附庸,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這就與巴赫金對狂歡化的思想內核是交替與變更的精神、死亡與新生的精神背道而馳。
三
巴赫金“狂歡”理論的前提是對兩種世界、兩種生活的劃分,在分析中世紀狂歡節和狂歡文化時,巴赫金指出中世紀晚期歐洲各大城市(如羅馬、拿波裡、巴黎、威尼斯等),每年合計起來有大約三個月(有時更多些)過著全面狂歡節的生活,巴赫金把日常時期人們的生活和狂歡節上的生活分為兩種生活,第一種生活是在官方的、嚴肅的、等級森嚴的秩序世界中,統治階級擁有無限的權利,而平民大眾則過著常規的、謹小慎微的日常生活,對權威、權利、真理、教條、死亡充滿屈從、崇敬與恐懼。而第二種生活則是狂歡廣場式的生活,是在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起的完全“顛倒的世界”,這才是真正的平民大眾的世界。因此巴赫金認為在中世紀,官方文化與非官方文化之間存在著“一堵牆”,由於宗教和統治政權的壓制,人們隻好擺出兩副面孔,一種是遵從官方文化一味的嚴肅口吻﹔一種是“歡樂的生活”。所以狂歡式的生活是脫離了常軌的生活,是非日常的生活。而大眾文化現在卻已經成為了我們當今的主流文化和日常文化,大眾文化的生活方式成為了我們現在的日常生活方式,大眾文化中的歡樂成為了我們現在的日常歡樂。在消費利益的驅動下,大眾文化工業的生產者通過技術復制產品生產出大量的文化商品,並且隨著現代傳播媒質的日益發達,滲透到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並升級成為人們普適性的生活方式。
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在對中世紀民間活動——狂歡節中產生的。狂歡節是屬於民眾自己的節日,並無官方色彩﹔另外,民眾通過在狂歡節上的游行、化妝、舞蹈等活動來表達祈求神靈庇護的美好願望,包括祈求神靈祛病免災、保佑豐產以及慶祝豐收等。因此,狂歡節民間色彩很濃,是民間自生自發的,從而具有自發性。民間文化和大眾文化之間,它們主要的生產方式則是大眾文化是通過分工及機械方式,進行文化客體的再生產,本質上是一種商品生產模式。大眾文化的出現則是由於現代信息技術和傳播技術的發展,含有商業的經濟利益的一種“文化工業”,它的生產、流通、傳播、消費都受嚴格的市場規律的支配,是政治和商業機制自上而下強加給大眾,並非由民間自發生成。同時,大眾文化大眾文化通過模式化制作、大量復制的技術推銷給大眾,造成了文化的全球化﹔而民間文化則是非模式化的,是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民眾的創作和傳承,具有個性化的特征。
大眾文化愈來愈走向全球化,新的信息和媒介技術已經使從世界的一個角落到另一個角落的影像、觀念和藝術制品的同步交流和傳播成為可能,電視、網絡等傳媒的科技力量使得農村和與都市享受同樣的視聽,跨國傳媒的長驅直入,使得各地區的地理障礙消失,於是傳統的民間與民族的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外來的影響,其結果就是造成了那些帶有濃厚特色的民間文化逐漸弱化。對此,英國學者雷蒙?威廉斯就認為大眾文化“替代了過去民間文化佔有的地位” [7](《關鍵詞:文化和社會詞匯表》第199頁)各個地區人們的社會習慣、風俗和民風在同一傳媒的影響下,差別已經日益縮小,各個地方的文化逐漸趨同並一致朝大眾文化看起,於是,當代大眾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形成了人類共同的趣味、共同的感受和共同的情緒。信息媒體的全球化改變了社會文化生活的環境,大眾文化的全球化使各社會之間、民族之間的差別逐漸縮小,面對大眾文化的喧囂塵上,評論家們悲哀地指出其對民間文化破壞:“我們失去的是有機的社團以及它所蘊含的活生生的文化。民間歌謠、民間舞蹈、鄉間小屋和手工藝產品,都是一些意味深長的符號和表現形式。”[8](《文化批評家》第96頁)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來源於民間文化,而大眾文化則是在商業利益的驅使下由大眾傳媒技術的工業生產出來的,它佔領了當今的主流文化地位,破壞了傳統社會生產和遺留下來的民間文化。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之所以如此泛化地將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來闡釋大眾文化現象,是因為二者的表征上具有相同之處,但是究其思想溯源和本質卻是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大眾文化現在已經成為了當代的主流話語,在接受娛樂之后,人們的習慣娛樂並使之成為信仰,娛樂被盡情利用並達到了狂歡的地步,只是“狂歡”僅僅是感官之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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