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報訊】二二八紀念日將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朱浤源2日在高雄市舉行的「重探二二八」論壇中，提出「行政院二二八基金會」統計的二二八受難「民眾」人數，全台「死亡」及「失蹤」合計八百多人，而非傳聞的「萬人」傷亡。朱浤源表示，依行政院二二八基金會今年元月二日的最新統計，二二八事件全台死亡「一般民眾」（含「暴民」，但不含公務員）有六百七十三人、失蹤一百七十四人，其他包括羈押、傷殘、健康名譽等計一千二百多人，合計二千零八十四人，向基金會依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申請補償，依條例申請者須「受公務員或公權力侵害者」。事實上包括非涉二二八事件的部分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也多被基金會從寬認定受理補償。 ......（2004.02.03）
看到這則新聞，首先令我錯愕的是，二二八事件中的死難或受難者，竟還被以「暴民」來稱呼，並且刻意地有別於「公務員」。目前所出版的官方檔案的確指稱「名單」中的台灣菁英、百姓為「暴民」、「共產黨員」等無端之謂，而我們誇耀著人權立國，民主進程跨越大步，這節錄自距二二八事件發生時間已將近六十年的新聞，彷彿要叫歷史重演一般，讓人心驚膽顫。暫且不談文中用語「暴民」和「公務員」是否等同「本省人」和「外省人」，「族群」在這塊島嶼早已不是問題，問題是出在「認同」上頭。然而這樣的事件，不得不讓我們慎重地警惕、思考，倘若我們真要以自己的觀點寫一段屬於自己土地的故事，「外來政權」持續對事實似要不著痕跡地加以強暴一般來詮釋，勢必我們更要嚴謹把關，握緊自己的筆。
文中提出「行政院二二八基金會」統計的二二八受難「民眾」人數，全台「死亡」及「失蹤」合計八百多人，而非傳聞的「萬人」傷亡。其實，就像民調，統計是一回事，事實則是另一回事。何況是在那個「政治的事袂凍插手」、風聲鶴戾，動輒得咎的年代。
到底二二八事件死了多少人？至今還是成謎，但因數量過於龐大，根本難以估計。根據＜台灣旅滬六團體關於台灣事件報告書＞（1947.04.12）所載：「自八日至十六日，台胞被屠殺之人數初步估計以高雄為最多，約三千人，基隆台北次之，各約二千餘人，嘉義一千餘人，淡水一千人，新竹......，總數在一萬以上，連重輕傷者計之，至少三萬以上。」然而這些統計還不包括所謂「清鄉」死亡數目。又據《紐約時報》記者於三月廿二日南京專電稱：「據估計三月十四日止，有二千二百名台灣人在街上被槍殺或處決。」《朝日新聞》的研究報告也在上萬人。（若大家欲快速重拾二二八歷史記憶，可參閱李筱峰著《解讀二二八》，玉山社，1998）而《紐約時報》估計的三月十四日之後，又有許多士紳及民眾，如嘉義陳澄波、潘木枝等人皆在三月二十五日遭槍決，其他「莫名其妙」被捉被殺「人間蒸發」的，無法調查的還多的是。
就筆者所知，嘉義的死亡人數有上千人，目前提出申請補償者也有僅數百位，（補償條例說「從寬」也沒多寬）其中還不包括阿里山的鄒族義勇軍。嘉義之所以稱為「民主聖地」，人民在二二八事件中主動集結要與官方議和、議和不成便自主性地加以對抗，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但官方檔案中的記錄卻以「暴民」印記，使得民眾團結的力量變成暴動，官方的鎮壓變成「平定」，在當時實屬違反人權，而今再以暴民相稱，實屬踐踏民主。又，「補償」一詞亦為不妥，受害人民的無妄之災，為受政府有意的加害，按照德國納粹屠殺猶太人後，政權受到法律制裁，至今尚實行著所謂的國際「賠償」。然而台灣，事隔近六十年的二二八事件，學術上已論定事件之為非偶然性地蓄意「屠殺」，我們只是建個碑，作個儀式，彷彿事情可以「準拄煞」（算了），如果沒有定位、制裁加害者在歷史上、法律上的名與罪，恐怕要一個民族真正有所反省而能記取教訓，根本像是政治人物開的空頭支票無法兌現。
筆者雖非專業歷史研究者，然而有幸參與嘉義地區二二八口述的整理，對於歷史事件、時間流轉有著較濃重的敏感度。史料本身的確是中立的，但經由這些官方檔案，比方說電報，我們還是可以看見統治者在傳達訊息時，透露出一股強大壓力的意識型態。對無辜的百姓而言，官方檔案對於人民的「紀錄」不僅不真實，甚至要傷害他們本身以及家族的人格和心理。以嘉義地區的二二八口述歷史來說，有十年前張炎憲教授等人突破禁忌所編著的《嘉義驛前二二八》、《諸羅山城二二八》、《嘉雲平野二二八》以及《嘉義北回二二八》四本採訪記錄，而這四本書所訪問的死難者、受難者家屬和見證人，目前我們也繼續追縱，不僅要記錄他們所見所感，還希望透過訪問、文字或影像記錄，得以讓後人在他們身上得到貼近而深刻的歷史反省與檢討。死難者難以估計，四本口述歷史當然無法負載如此重大傷勢，我們還陸續搜集相關口述資料，發掘更多歷史真相，以下提供我們最近所訪問的受難者的記錄，這是一位當時被迫幫忙「埋屍」的耆老所言：
「他們很殘忍，說我們是民兵，且很多人不斷以北京話喊著：『打死、打死！』......從初五開始就打死十幾個人，那幾天都在下雨，我們已經被關了一個星期了，他們叫我們出去清理屍體，四個人一台牛車，人當牛在拉，旁邊還有二個土匪兵用槍押著，叫我們去扛，看到都會怕，死人的肚子都已經脹起來了，但因為下雨所以不會臭，就從水溝裡一直收，他們都被打死在溝底，就在那條『永佃路？』的溝底。四個人一起抬，兩個人抬手，兩個人抬腳，都可以聽到肚子裡的腸子在跑的聲音，然後我們把屍體埋在北回歸線的溝底，我們把屍體直接放在溝底，且只用土埋覆著而已，沒再另外挖坑，埋在哪埋也都不知道了。只有後來在北回歸線附近找到的那些骨頭而已。坑大約有四十幾個，我們當時是五具屍體一層堆壘起來，所以大約知道有四十多個，另外那坑有三十多個，但不知道埋在那裡，請人家來測也測不到......」他還感慨地說：「我至少收埋了六、七十具屍體。」
當時和這位耆老一起埋屍的有八位，至今猶存活者僅剩他一人。「二二八」對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而言，念起來像口號又像法條，不痛不癢；若非參與，若非親耳聽受難者所說，我也實在不敢相信，民主自由的台灣竟真有這些事發生。口述歷史在台灣尤其重要，因為這樣挨揍、挨餓、埋屍等活生生血淋淋的畫面，官方檔案是不可能呈現的，它們只能紙上談兵地視百姓之命為草菅，研究者若只僅官方資料加以推衍、模練，就想試圖還原史實，恐怕太過天真了。
畢竟選舉快到了，這樣的新聞或這樣的論壇，其可信度我們不免要打折扣。台灣的歷史發展常常出現扭曲的「線象」，很多口述歷史都已呈現「不止」的數字，新聞還是這樣「睜眼說瞎話」地播放，在這種求快求新求變的時代，電子報所傳送的新聞訊息，往往影響言論和民眾認知極甚，記者為趕迅速，也不可能浪費青春地去求證，那麼，人民就理所當然地相信他們所接收到文字，如此，真相便要隨著時間，隨者見證者一個一個消逝而永遠石沈大海了。二二八的死亡人數的確上萬，然而正如二二八的研究專家李筱峰所言：「總之，此次事件死傷人數，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當時政治之不上軌道，也由此可見。」當時政府在聯繫上都有問題，幾百萬發的子彈對他們來說也沒什麼感覺吧。
陳儀和彭孟緝幾次電傳蔣介石，請求派兵「平定」台灣地區的「民亂」（或者「民變」），如果我們稍微「聽聞」台灣史中某些類似事件，也許馬上要想到荷蘭時期的「郭懷一抗暴」、滿清時代的「朱一貴、林爽文事件」（宋澤萊曰獨立運動），或者日治時期唐景崧建立的「台灣民主國」...其實都是台灣人無法面對「外來政權」的剝削與殖民所發起類似革命的運動。然而，在這些外來政權的眼中和筆下，這些團結而勇敢的台灣人全都變成亂民和暴民，必須加以肅清鎮壓，以求「和平」。試想，一代一代過去，我們紮根於這塊土地上的島民，是否還未真正擁有自己的「歷史詮釋詮」？一個殖民體制，真的會帶我們反省，走入他們曾經踐踏過的土地，用真正的關懷和愛撫平他們製造在我們身上的傷口，那豈不是打自己嘴巴，讓我們憎恨進而動搖他們的政權嗎？我們因不平而流血的「革命」，變成他們的「平定」功績，勇敢的先軀成了史冊中的罪人，然後，還是渾渾噩噩地，一代一代過去了，真正的公義與和平哪一天才能到臨呢？
握緊我們自己的筆，自己的故事，還是要自己來寫吧。
2004/02/06
◎圖：全台首座二二八紀念碑，於嘉義彌陀路上，筆者農專時代每天必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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