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皮膚在四處的行走--北京、上海、東京與台北(上)
石計生
楔子
黃皮膚在四處的行走，是一種跨越歷史與國度的人種城市生活觀察，它立基於我巨蟹座蟄伏已久的忽然綿密的學術之旅，在酷熱的七月間，連續造訪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上海復旦大學、上海大學和日本的東京大學等驛馬星停後，重回台北的東吳大學研究室，在滿山的蟬聲與蔽天榕樹中沈澱回首向來。
不管現在如何，我旅次所見的黃皮膚，我想，都曾經或仍然處於中華文化圈的作用力下。二十一世紀的現在感覺是，離這同心圓最遠的是東京，然後是台北，然後是上海，最近的是北京。這同心圓並不是穩定的，隨時都會因為新的離心力而產生新的變化；而且，我深切感覺到，黃皮膚在四處的行走，最終都會在資本主義的商品所產生的拜物新核心中享受，體驗，掙扎，反省與創造。
隱藏在中華文化圈中的這些城市，在歷史的縱深與文化的全球混同下，各個城市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和西方文化交織，變種，甚至解構原來圈囿的張力。
西化最早的日本，一八六八年以「殖產興業」、「富國強兵」為目標明治天皇親政後的日本邁向「現代化」的歷程，這「明治維新」使得東京城市的最早進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從而使得現在的這城市充滿了混種、拼貼的「後現代感」；一八九四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使得相對陷於傳統主義、積弱的清廷屈辱地割地賠償，成為海峽兩岸讀過中國史的華人痛苦萬分的記憶一部份，以及一八五六至一八六０年「英法聯軍」與一九００年英、美、日、俄、法、德、奧、意等「八國聯軍」的燒殺淫掠既往。那些民脂民膏的天文數字的賠款，成為日本推行西化政策的鉅大資金來源：充當海軍與陸軍的擴張費、發展實業，興建鐵路、充實運輸通信等基礎建設費，以及經營台灣新殖民地的費用。
「甲午戰爭」所象徵的那兵荒馬亂的帝國主義侵略時代，將我的旅次的四個城市推向現實的關連。北京，當一八六０年「英法聯軍」攻陷時，一把火燒掉了極盛時期「東西長六華里、南北寬四華里，有五千兩百餘畝地」的圓明園。這中國著名的皇家園林，就在北京大學北邊隔一條清華西路，現在，我所見到的，只剩落寞盛開的荷花伴隨偌大的空盪。而上海，一八四三年開港，一八五八年「中俄條約」後被訂為通商口岸之一，其西化的影響，也就成為華洋雜處，混同的社會生活局面。我現在所定居的台北城，則是一八九０年馬關條約後，台灣連同遼東半島與澎湖列島一起割讓給明治維新下的日本，忽然就成為了日本帝國的殖民地，在明治神宮建立時，也是一起貢獻十萬株樹木的「全國」的一員，恍惚一夢五十年。
而戰爭的屈辱與殘酷又過了五十年後，來到了二十一世紀，認同也因政治的分合產生了微妙的變化。
黃皮膚在四處的行走，形象與崛起，旅次所見，一種複雜的亞洲情緒。
曾經為白皮膚或黃皮膚自己所侵略，所殖民；現在，白皮膚、黃皮膚和我一樣走在北京、上海、東京與台北，吃著一樣的包子、水餃、拉麵和麥當勞。
黃皮膚，不管說著北京話的、上海腔、台語的或日語的，我感受到這些四處的行走，充滿了力量的形象與差異的崛起。
一、 當紫槐刺桐花開時
這到處都是的花的名稱是車行前往首都機場時，公交車司機斬釘截鐵說的，端詳那類似台灣巒樹的羽狀複葉，搭配青蘋果色的花朵，很難想像與其花名的關連這樣的迷惑象徵性地顯示，相對於一九九二年，我的二００五年北京印象的不對稱記憶。
在城市的西北角，被稱為「大學區」的中關村一帶，分佈了著名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和北京外國語大學等幾十所學校，這區域往南一點延伸和紫竹院公園連成一氣，形成一獨特的文化地景所在。
十三年前一到這城市我就病了。躺在紫玉飯店昏昏沈沈，只記得幾個浮光掠影：埋葬全真派丘處機道長衣冠塚的白雲觀，香煙裊裊中幾個表情肅穆留著比我還長鬍子的道人，穿著藏青的道服在中庭一株看來非常老的松樹下練習劈腿與看書；另外就是北京大學正門前蘇州街上單車潮一波又一波所發出嘹亮脆耳的鈴鐺聲，我止步微笑地讓開，讓一紮著辮子穿著黑裙白襯衫的學生青春燦爛從右前方而過落葉飄零如雪。
蘇州街上，現在看了清楚了，如雪的青蘋果色花瓣遠遠就會泛著白色的光芒，卻是在極度的大小汽車擁塞的道路上不知所措地落著七月酷熱抒情感覺已遠，有一種和十年前台北某種程度上雷同的交通打結與四起的喇叭聲，灰濛濛不見陽光白雲和藍藍的天空，這是一個迅速發展中的大城市必經的反浪漫的過程。我想。
根據官方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２００４年－２０２０年）」資料，在這張千年古都的未來發展藍圖中，想把北京城市發展目標確定為國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北京，至二００三年，是一個擁有接近一千五百萬人口的大都會；那等於將台灣三分之二的人聚集在一個城市中，將超過五百萬輛所有的各型汽車聚集在其中，其廢氣與空氣污染是十分驚人的若再加上首都煉鋼場與寒冷冬天的燃燒煤球取暖。
我在紫槐刺桐花開時的北京五天，我看不見天空的雲與美麗溫暖的陽光。我很為這個城市與人民健康憂心，特別是二００八年奧運即將在此舉行，如何看見天上的雲朵，將成為一重大準備議題。
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楊團)、北大(楊善華)、清大(李強，孫立平)與人大(李路路，洪大用)幾個重要的學者與研究生，歸納起來關心與研究的議題不外乎下列幾項：全球化下的城鄉差距與流民問題、地理資訊系統(GIS)的城市決策運用、和胡同等古蹟的保存與規劃等。有的到農村直接做田野調查、蹲點；有的從理論層面探討一九七八年經濟改革之後所面臨的中國社會結構的斷裂與轉型問題；有的從政策面提出社會保障的對應策略；有的直接參與「歐盟援助計畫亞洲城市合作」的保護胡同古蹟項目。
有如如霧起時的每天，低沈的陰鬱感席捲我對這城市的歷史與現實記憶；但所遇見的學者卻是充滿了一種真切的家園關懷與知識份子的使命感，這使我覺得看見了陽光。
這陽光請告慰一個我心儀的靈魂：王國維先生。
「人生過處為存悔，知識增時只益疑。」王國維曾留下這樣悲觀的詩行。
沿著蘇州街北走紫槐刺桐這到處都是的花辦落羽帶路，我來到了頤和園的昆明湖。望著湖光波瀾的水面，遙想一九二七年的王國維，被譽為「中國現代學術奠基人」、「新史學的開山」的一代國學大師，至佛香閣排殿下的昆明湖畔自沈湖底。他在留下遺書中說：「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一種忍耐易幟的恥辱與喂嘆古典中國之飄零，
現在才能理解，你
投湖自盡的決心
身著唐裝一襲深藍
那垂柳只能為古典
搖曳。搖曳的路途
不能長久 所以到哪裡
其實都是一樣的
心愛的時代死了
到處是地獄。
我想起，多年前為他寫的一首詩的句子。
二十一世紀的知識份子認真思索這個城市與國家的出路，黃皮膚在這裡的行走，充滿實踐力與熱情，雖然某些過去社會形式實驗的經驗遺跡猶然困擾著自由思維的心靈，但那畢竟是強弩之末，我想，在一個奮起的全球化年代，紫槐刺桐雖然受到空氣污染干擾，仍然將北京城市點綴地繽紛可喜；黃皮膚在其中行走，在過渡的階段誠心研究出路，以和平大愛之心。
二、她躺在，紫槐刺桐青蘋果花瓣飄落不到的地方
在從北京飛往上海虹橋機場的途中，我翻開已經改版改得像蘋果日報的文匯報二版，一則消息令我不忍卒讀。大意是在鐵路北京站前，一名農村來的老婦女因故流血躺在地上三天，竟沒人伸手援助而死亡。在短暫下榻的飯店前，我六樓的落地窗可以清楚看到北京站，這位於整個城市核心東南角的重要交通樞紐的晨昏熙攘。拖著行李，六天前，我也是其中的一員，從遙遠的台灣乘著噴射客機而來；而他們大多則是從東北或其他中國農村來到京城討生活的可憐人，以簡單行囊。那老婦人之死，正是整個大環境的社會結構轉變下的犧牲品之一，這裡學者如孫立平所宣稱的「斷裂與轉型」的社會過程的後果，其實就是資本主義化將貧窮邊陲化乃至視而不見的後果。對照在飯店電視所看見的文革時期的訪談回顧，誠然之後是巨大的創傷經驗，但同時我們也看見了一種實踐社會主義的熱情，二十出頭的一批北大學生，為了服務社會的理想，搭上長途火車前往黑龍江墾荒。更早一些時候，在抗戰前後時期，我想著，擠得黑壓壓的入站、出站的人群中，有一名名叫蕭紅的女子，也曾經從這裡勇敢跨出封建家庭的束縛，忍受著寒冷的雪地北方氣候與更冷的感情人心，以自己的動人「越軌的筆鋒」，寫出了《呼蘭河傳》與《生死場》等描寫邊陲之地與農民之不朽名著。我是如此惦記著這樣有血有肉的入世之人，曾以詩句紀錄，雖然她
總是一個人走，越軌的
筆鋒拒絕遺忘內在
痛的感動，你說白樺
枯枝俯視光滑表皮紋路
體驗的重點是，走路的
有體溫的歌詠擁抱
比緊抓著地深入的根好。
集體社會的鄉里連帶與看顧熱情逐漸消失，以個人為基礎的追逐金錢思維正瀰漫在中國，這曾經是商品拜物教的最後對抗的堡壘，終究也得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吸納作用下，功能性地扮演其角色；問題是誰是資本化的犧牲品？在台灣曾經是農民，在中國大陸也是農民。從社會人口而言，根據學者黃榮清等之研究指出，至二０００年為止，中國的跨越縣市與省分的流動人口，保守估計已經超過七千萬人，而在京津唐地區(北京、天津與唐山等)流動人口，相對於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在城市的集中程度最高，達到68.65%。就北京城而言，二００三年的資料顯示，北京的人口自然增長所佔份額為12.92%，人口遷移增長為87.08%，顯示流動人口是北京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而從鄉村來的「農民工」則佔全部流動人口的59%，即將近六成。這些為數龐大，動輒千萬人的「盲流」，因為沒有城市戶口，所以無法享受基本社會保障與人權的照顧，必且受到城市居民歧視，成為社會底層中的人。和台灣在資本化的過程一樣，總有那樣看天看海看山吃飯的一群人，被相對或絕對地剝削。但從發展徑路來看，資本主義化的台灣，產業朝向工商服務業轉變的結果，目前農民所佔比例不會超過總人口的5%；但是整個中國目前在資本化的過程，目前農民的比例仍然佔總人口的68%，超過八億人。有識之士都知道，這龐大的不穩定人口，是在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必須正面以對，並且也真切提出政策解決其問題之必要。
老婦人無力如蕭紅以筆紀錄社會不義，但以姿態喚醒良知：
老婦人之死正是這樣一群社會底層人的象徵，
她躺在，紫槐刺桐青蘋果花瓣飄落不到的地方。
三、法國梧桐與鮑伯迪倫歌聲中的晨舞
而上海這裡處處可見的行道樹是法國梧桐，比楓樹還要大上十幾倍的葉子，背面有毛茸茸的軟針，紙質的葉子總是維持常綠的活潑有力。那日清晨，走過這著名的上海復旦大學新建體育場旁，正慶幸這兒的藍天白雲如此動人，陽光尚未完全透視這個城市每日的忙碌，一種熟悉的流行歌曲，從一群欄杆內執扇起舞的婦女熱情動作中傳來；那是，我大學時期最為喜歡的美國民謠歌手鮑伯迪倫(Bob Dylon)的名曲〈有如滾石〉(Like a Rolling Stone)。
迪倫寫這首被稱為全美有史以來最佳500首流行歌曲的第一名的作品時，才二十四歲。
一九六五年，當他發表此曲時說：「我寫了它，我沒有失敗。這曲子很直接。」這是非常典型的美國喜歡挑戰又直接的資本主義精神，用音樂表達喜怒哀樂的感情，在現實生活裡接受歷練，克服挫折並勇往直前。作為中國的門戶，迎接新思維的窗口，上海的歷史上的中西合璧精神，似乎在這校園偶遇表露無遺；那群婦女看來有老有少，聞音起舞的同時，巧妙地將中國的扇子融入了個性中帶著群性的步伐中。經過她們，經過綠油油的法國梧桐，我從學院的南校區走出，走上國權路，到鹿鳴書店買了一張預約的上海地圖，然後折返，回去下榻旅店。
那充滿張力的景象仍然在欄杆的彼處閃爍光芒。已經完全起了床的陽光已燦爛的笑容滋潤著每一個在鮑伯迪倫歌聲中晨舞的上海婦女，扇子忽快忽慢地跟著節奏前進，旋轉，後退與變化著腳步，裙擺也跟著在微微風中飄逸。
我想，這就是了，非常直接的上海精神。在成本效益考量之下，以一種開放的心態容納各種可能，並且鍥而不捨地實驗著，接受挑戰，盡情享受著人生，在個性中帶著群性行走。這也印證在我所遇見的學者們身上的研究熱情，從復旦到上海大學，見了復旦的梁鴻，張樂天等教授，在上海大學，見了劉玉照，耿敬，張文宏等教授，均入世而務實；其風格，迥異於北京、清華大學學者理論結構思辨的深沈。一個面向港灣的城市如上海，西化繁華中帶著自己的文化韻律軌跡，而內陸大城如北京，則從歷史深厚的重量出發，一切外來的在長時段的過程中，終將為之吸納，成為核心中的組成部分。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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