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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王宮美術館館長克里斯欽遇見兩則麻煩事，一是美術館行銷單位在Youtube上刊登一則挑釁的宣傳影片，關於一名金髮乞丐女孩在美術館前被炸成碎片，影片上傳後立刻引發爭議，身為館長的克里斯欽首當其衝，得要處理排山倒海的抗議聲；一是克里斯欽的皮包與手機遭人竊走，他利用手機定位功能，發現手機位於某郊區大樓內其中一戶人家，克里斯欽寫了封威脅信給大樓中每一家住戶，表明：「你這個小偷，我知道你是誰也知道你的住處，如果不把手機和皮包送回中央車站的7-11，我還會再來！」，隔沒幾日，克里斯欽找回他的手機和錢包，但同時間，大樓內一名男孩因為這封威脅信而受到父母親懲罰，為討回公道，男孩找上克里斯欽，要他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管理一個美術館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錢。」

有些討論嚴肅議題的歐洲電影常會讓觀眾感覺冗長與沈悶，然而《抓狂美術館》從開場到結束，超過兩個半小時長度，驚喜不斷，幾乎每個轉折都有意思，都能彼此呼應，電影開場未久，克里斯欽聽到一名女子在街上呼救，來往行人雖然側目卻沒有人願意停下腳步幫忙，克里斯欽在一名見義勇為的路人要求下，幫忙一起對抗女子亟欲逃開的暴力男子，克里斯欽幫助女子後，發現他的手機和錢包不見了，誰偷了他的手機和錢包？見義勇為的路人或呼救女子或暴力男子或三人聯手行騙？電影中段，克里斯欽帶著他的兩名女兒們參觀即將開幕的新展覽，展覽入口有個選擇題，上頭問著：「我信任人」和「我不信任人」，兩個女兒按下「我信任人」的按鈕，朝信任的展場方向走去，信任是什麼？藝術家進一步提出問題，館場地板上有個方框，上面寫著：「如果你信任人，請留下你的錢包和手機。」，試想你是參觀美術館的遊客，你會怎麼做？留下手機和錢包，或者改往「我不信任人」的方向走去？無條件的對人投以信任，是否過於天真、傻氣、不切實際？在「我信任人」和「我不信任人」的按鈕上方，另有一排字寫著「Who are you 你是誰？」，那或許才是藝術家真正想問的問題，「我是誰」，你/妳是否會因為擔心遭受欺騙而對他人的呼救視而不見或冷眼旁觀，亦或者清楚知道潛在危險，依然願意出手幫助陌生人？



是的，克里斯欽並不完美(誰敢說自己完美呢？)，一如他發表演說前，會先講一段嚴肅開場白，然後故意把小抄丟掉，改用看似真誠實則經過排練的方式重新介紹美術館的展覽(每個人呈現自我形象的手段，其實就是種行為藝術的表現)、或者克里斯欽為找回手機，而對郊區大樓的每一住戶投遞信件(全部有罪論)，沒有考慮到他的行為可能引發的後果、或者，他與來自美國的女記者安做完愛後，安馬上說她要去廁所，並請克里斯欽把剛用過的保險套交給她，克里斯欽立刻有所警覺，堅持不交出保險套，兩人因為這件事有了口角，交不交出保險套，其實就是信任議題的延伸，女方是單純要幫他處理使用過後的保險套，或是對保險套裡的精液另有打算？克里斯欽為何會立刻產生警覺？安批評克里斯欽「自視甚高」，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但從克里斯欽與前妻離異的狀況來看，或許克里斯欽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驕傲，而是曾經在愛情裡受過傷才對人有所戒心？因此，克里斯欽或銀幕外的我們對人的不抱信任，到底是人類天性容易猜忌、後天環境的養成，或者，我們對他人的不信任，反映的正是我們自身的不誠實？

《抓狂美術館》的精采來自劇本將散置在片中的每一小點連結成一張巨大的網，彼此呼應連結對照；我們從電影開場的呼救女子、無所不在的遊民，一路連結到後段的美術館晚宴表演，表演開始前，宴會廳先播放一則訊息，說明接下來的表演內容會令人稍感不適，但只要不與飾演猩猩的藝術家對到眼睛，不挑釁，靜止不動，就可以安全地藏身人群中，安心地看其他人遭受騷擾(攻擊)；表演開始後，現場賓客還對飾演猩猩的奧勒的每一項舉動發出笑聲，直到奧勒的行徑越來越離譜誇張也越來越具攻擊性，所有來賓立刻安靜下來，他們盯著桌子瞧，一動不動，而奧勒也在這時候選擇對一名女客展開攻擊，女客緊張呼救，卻沒有人出手阻止，這場戲看得我有些喘不過氣，如果我是那場宴會中的客人，是否也會像其他人一樣，為求自保而不願對正在發生的暴力事件做出反應？如果我選擇反抗卻沒有人出手幫忙時，我會否落荒而逃？



奧勒在這場表演中代表著什麼？一個威脅、一個令人不快的存在(例如片中出現的妥瑞症者)、一個弱肉強食的社會？或者，一面照妖鏡，映照出每個人真正的樣子？一如克里斯欽在住家樓下碰見那位被指控偷走手機與錢包的男孩，男孩要求克里斯欽道歉(洗刷冤屈找回正義)，但克里斯欽只想利用自己的「成人/威權」身分，威脅男孩閉嘴；從奧勒的表演到男孩，我們該要思考的是，金字塔頂端的富人大喇喇侵佔社會資源，剝奪下階層弱勢族群的生存空間，但人們很容易對奧勒或男孩的行為做出反應(請看弱勢族群上街抗議時，既得利益者的自私言論)，但卻沒有人對安靜地進行剝削的人做出反擊(克里斯欽的職員拒絕幫他投遞信件時，克里斯欽立刻威脅職員：「我得要重新考慮你是否值得被信賴」)，這背後又存在著怎樣的荒謬？

接著來談《抓狂美術館》那支引發爭議的宣傳影片，影片初衷就是要引起觀眾或認同或反感的兩極反應(有新聞比沒新聞好)，而行銷團隊依據他們的數據得出一個結論：最容易獲得觀眾認同並大量轉發的影片是弱勢族群(女性、遊民、同志等)議題，行銷團隊在影片中安排一名金髮遊民小女孩在廣場上被炸成碎片，並打出聳動的廣告詞：「到底要多沒人性，才能觸及你的人性？」，影片一推出果然造成轟動；為何是金髮乞丐女孩？因為她(白人身份+幼童)更容易觸碰到社會大眾內心「最軟的一塊」？如果影片主角換成成年男性，迴響會有不同嗎？再進一步想，人們抗議Youtube上的影像令人深感不安，卻又對現實生活裡隨處可見的遊民與貧富差距等問題視而不見，難道不偽善？

同情與憐憫到底是人性的高貴表現或是廉價救贖(自我安慰)的手段？克里斯欽去7-11領取他的手機和錢包時，碰到一名女性遊民，遊民跟他討錢，克里斯欽說他沒有現金，女遊民請克里斯欽幫她點一份餐點並說：「不要加洋蔥」，克里斯欽嫌惡地看了眼女遊民，但仍幫她點了份食物，離去時，克里斯欽把三明治丟給遊民說：「洋蔥自己挑出來吧」；克里斯欽是以怎樣的態度來面對這位遊民？我(克里斯欽)為妳(遊民)買了餐點，上對下的施捨；然而，對克里斯欽來說，買一份餐點就能說服自己是個有良知有道德感的「好人」，甚或撫平些許愧咎感(對大半的社會問題視而不見)，那麼，這份餐點之於克里斯欽和女遊民，誰的投資報酬率比較高？



前王宮美術館新展覽《廣場》的設計理念是：「廣場是信任與關懷的殿堂，在裡頭，我們有同樣的權利和義務。」；《抓狂美術館》透過展覽探討社會問題，美術館前那一小方塊「廣場」是信任與關懷的殿堂，延伸來看，網路世界的文章與影像與留言板與臉書與Ptt是「廣場」、克里斯欽女兒的啦啦隊表演場地是「廣場」(啦啦隊重視的是團體合作，只要有人落拍就可能發生運動傷害)、美術館晚宴的宴會廳是「廣場」、你我的家庭、社區、國家、地球都是「廣場」；我以為「廣場」展覽的設計理念中，更重要的句子是：追求「權利」與「義務」，人身自由、言論自由、私有財產等等都是權利，對弱勢群體的照顧、對威權團體的對抗、為孩子打造理想生活環境等，則是義務，只是，人們享有權利的時候，常常忘了生活在群體社會中的我們，同樣得要實現「義務」，只管拿取權利卻不願付出義務的社會，或許就會像克里斯欽一樣，付出慘痛代價。

這是我首次觀賞Ruben Östlund導演的作品，《抓狂美術館》的劇本有趣、故事節奏掌控的很好，電影的攝影、配樂、美術等技術環節也有可觀；此外，飾演克里斯欽的Claes Bang、飾演安的Elisabeth Moss等人，皆有出色演出，我尤其喜歡飾演奧勒的Terry Notary，他在晚宴上的表現，太令人震撼也太叫人難忘，上網查了一下，原來Terry Notary就是《金剛：骷髏島》裡的金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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