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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奪回二戰時期遭納粹霸佔的家族名畫，克林姆作品「金衣女子」，年邁的阿特曼太太與年輕律師蘭迪，決定跨國控告奧地利政府侵佔私產......。

《名畫的控訴》有三個主要角色，一是對家族歷史不甚了解的律師蘭迪，一是害怕面對過往苦難的阿特曼太太，還有一個的父親曾是納粹一員，為了償還父親罪孽，盡力幫助猶太受難家屬的記者胡貝托。
三個角色，三種心情。三個角色，正是過去，現在與未來。
《名畫的控訴》探討「正義」有無期限、有無地域限制？二戰悲劇是否該隨時間的不斷前進而被遺忘或無條件原諒？亦或者，唯有誠實面對時代犯下的錯，才有邁步向前的契機？電影中，一名陌生男子曾咒罵阿特曼太太說：「不是每件事都跟猶太屠殺有關！」，試圖扭曲真相(拒絕承認錯誤)，而胡貝托身為加害者後代，肩負起父親犯下的錯誤，全力幫助受難家屬討回公道，胡貝托與受難家屬的和解，有著過往傷痛的被撫平，以及對立面雙方，終於能夠攜手走向新的時代的意義。



《名畫的控訴》探討「家族歷史根源」。從小在美國長大的蘭迪，早已遺忘家族歷史，遺忘他的出身，遺忘血液中流淌的奧地利血緣。蘭迪對過往歷史一知半解，他甚至對身為知名音樂家的祖父作品毫不熟悉(也不感興趣)，他是個美國人，道地的美國人，他自問知道家族歷史又如何、又能改變什麼？直到蘭迪拜訪猶太人屠殺紀念碑，才真切感受到：我是受難遺族的一員。當初蘭迪接下阿特曼太太案子，出於「有利可圖」，後來才明白，金錢，正是引誘人們遺忘錯誤的最佳產物，人們總以為只要有錢(權勢)就能擺脫過去，就能對不公不義視而不見，然而，正也是對權勢、財富的貪婪與貪心，才讓世界變得血腥，自私，殘忍。蘭迪重拾對家族歷史的認識，象徵失根世代，終於承接上前人文化經驗，找到落地生根的豐厚土壤。

《名畫的控訴》探討「原諒」的難。電影前半場，觀眾看見阿特曼太太對故鄉又愛又恨的矛盾心情，她一度拒絕回到奧地利，因為對曾經發生在故鄉土地上的哀傷過往的無法忘懷；年紀一把，為取回「金衣女子」所有權，阿特曼太太不得不重返奧地利，卻又發現政府法令蠻橫無理，而美術館高層為保住「金衣女子」畫作，昧著良心扭曲事實，阿特曼太太說：「他們不能承認自己有誤，因為承認一個錯誤就要承認所有的錯誤。」；原諒的難，或許不單是受害者對過往仇恨的無法遺忘，更是權勢者對過往錯誤的刻意隱瞞與淡化所造成的結果。
《名畫的控訴》的「無法原諒」有兩個層次一是對於國家機器(以及群眾)的憤怒，另一個卻是對自己苟且偷生的慚愧，「我錯以為只要贏了(官司），就會好過一點。」阿特曼太太傷心地說。年輕時為求生存，阿特曼太太被迫拋下老邁父親和母親以換取自身的自由，然而這樣衣食無虞的自由，卻是建立在不自由的事實之上。阿特曼太太終得要回到父母故居，才能學會放下，學會原諒自己，找到她內心的自由。



《名畫的控訴》沒有我預期中的驚心動魄與慷慨激昂(法庭戲的辯論不夠精采)，它有部分情節讓我「嗯...」了一下，例如美國等於自由公正國度而奧地利政府(以及美術館代表)等於狡猾壞蛋的二分法，我覺得「金衣女子」的畫作所有權可以有更繁複的道德討論(包括最後將「金衣女子」賣給美國藝廊的抉擇，都可以有一番討論)。
《名畫的控訴》某方面簡化了人民與權勢者、移民與流亡者、過去歷史與現下時空之間難解的矛盾與衝突，使得影片無法擊出更強悍的動人力道，然而影片在某些時刻依然輕易感動了我，正義的追求往往是一場冗長而耗時的戰鬥，而正義的價值，或許不在撫平傷痛，而是學習到生命價值的重要性。



最後，《名畫的控訴》讓我看完感觸最深的一幕，是阿特曼太太與先生臨上飛機準備逃往奧地利一刻，忽有兩名納粹軍官表示有幾位乘客不准登機，阿特曼夫婦頓時感到萬分緊張，深怕無法順利離開奧地利，接著軍官喊出兩個陌生名字，兩個男子怯生生出列，很快被帶離機場。看著阿特曼夫婦鬆了口氣與男子的家人一臉憂愁的神情，我忍不住要問，那一刻他們在想什麼？不捨那一對無緣奔向自由的男子？或是對：「還好不是我們」的心情感到愧疚？
儘管是時代的悲劇，卻依然由人民承擔錯誤的重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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