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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不只是一種與社會溝通或者認識世界的管道，它本身更是一個被眾人所共同分享的記號、文法和意義系統，它同時更是各種文化價值、規範，和意識型態的具體呈現。然而台灣社會近幾年來所產生的許多名詞竟然都不免帶有刻板印象的標籤化名詞。

這種以選擇建構未經發展、概括化的符號，將社會族群或某群體中的個別成員予以類別化的作法。在各個社會層面形成了大小不一的意識衝突與相互歧視，其中除了加諸於各式弱勢族群(如愛滋病患、性工作者等)、青少年以及種種性別的標籤化歧視名詞之外，台灣近年來因為族群分裂和泛政治化的影響，也產生了不少仇視不同政治立場的標籤化名詞。
接下來我將引用國內主要四家報紙(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聯合報以及蘋果日報)的新聞來顯示出這些標籤化名詞的嚴重與氾濫。
七年級生變成草莓族的比例愈來愈高，台灣師大公教系教授洪榮昭表示，這是父母過寵、大學普設造成教育品質低落，整體競爭力下挫的後果。比較兩岸七年級草莓族現象，人力業者為台灣七年級生相當憂心。草莓族指的是一碰即爛、受不了挫折、抗壓性、合群性、主動性、積極性均較差的人。(2003.04.02 星報記者 謝育貞／報導 )
　吞世代對於家庭及兒童市場消費的影響，已經不容忽視。作者研究發現成功行銷吞世代的品牌六大核心價值為：幽默、恐懼、掌控、幻想、愛與穩定，通常就能掌握住兒童的偏好，吸引兒童選擇或影響父母選擇。不論對於兒童品牌，如速食、運動服裝等品牌，兒童會有自己的意見，就連成人品牌，例如汽車、手機等，其實透過電視的傳播，兒童也對這個領域有明確的偏好與認知，所以家庭在購買這類型產品時，有一大部分的青少年與小少年，會提出他們想法，進而促使父母接受他們的意見（商業週刊815期封面故事）
七年級生組強盜集團　持刀做案無所不搶　警方圍捕還被咬
高雄地區搶奪案頻傳，警方加強查緝，17日破獲一個全由七年級生所組成的強盜集團。不過在圍捕的過程中，嫌犯為了要反抗，竟然用牙齒咬傷員警的手臂。(記者吳建毅／高雄報導2004/08/17 16:56 東森新聞)

　「欲加之罪　何患無詞」，無論是吞世代、七年級生或者是草莓族都是由媒體製造而成的產品，信手拈來不斷使用，這種狀況可以說是媒體霸權亦或是社會權力擁有者對於青少年的另類迫害；總而言之，污名化的行徑已經在世代間彼此留下了對立的氣氛。
　然而用理性的角度來看待這些名詞的運用，卻又十分荒謬不堪。七年級生組強盜集團，難道五年級生和六年級生從來沒有做過這些勾當嗎？新聞標題點出七年級強盜集團，便是以七年級生作為切入的角度，以此類推，以後新聞媒體處理到犯罪集團新聞的首要之務，難道就是要先辨別集團成員的年級純度嗎？
　草莓族更是一種集體污名的錯誤示範，沒有任何學術研究的支撐，沒有明確的消息來源，草莓族新聞就這樣堆蓋在青少年的身上，模糊了每個群體和個人所應被尊重的基本人權。草莓族莫名其妙的誕生當然就會有一堆莫名其妙的解釋，因為媒體捏造出一個名詞自然就可以賦予它許多詞語上的意義，草莓族指的是一碰即爛、受不了挫折、抗壓性、合群性、主動性、積極性均較差的人。對於以上的敘述應該要抱持的懷疑是這類憑著撰稿記者主觀意識的說法，竟然藉著媒體堂而皇之地成為社會大眾的普遍認知。
　為什麼媒體要急於定義年輕一代的群體呢？是因為新一代的人們讓上一代的無法掌握嗎？不同時空的生長環境，當然會孕育出不同的生活方式，強迫定義除了是無知更是一種霸權。
　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一個不斷改變成分的移民社會。而這個人口密度幾近於爆炸的國家，擁擠的不只是這個海島上的城市，連不同政治族群之間的意識都毫不避諱地猛力衝撞。藍色和綠色成了毫無轉圜的政治死結色彩，媒體再現國內的政治生態時，所慣用的詞語似乎只能不自覺地從政治人物那裡照單全收。接下來舉「割喉戰」作為政治語言的例子。
屏縣／立委選舉　十搶六割喉戰
2004/10/05 00:01記者曾恩仁／屏東報導
屏東縣這次應選席次由7席減為6席，但參選者不是老面孔就是有票源承接關係，皆有一定的實力，絲毫不能大意。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外加藍綠兩軍均有勢在必得的決心，使得選戰更為激烈，儼然是一場割喉戰。
陳嘉宏、吳典蓉／專訪中國時報 　 921107
總統府秘書長邱義仁認為此次選戰差距些微，是一場「割喉戰」，但「割喉戰」是否有效？張俊宏持保留態度地指出，過去國民黨經營那麼久，地方關係都是盤根錯節，民進黨到底能收割多少？他進一步分析，民進黨希望在選前催化「西瓜偎大邊」效應，但上次連宋分裂，這次合，容易在地方上造成印象，認為藍軍「才是大邊」，他們未必靠向民進黨。　　
「割喉戰」是從民進黨的總統府秘書長邱義仁口中說出來的選舉名詞，當時在輿論掀起一陣嘩然，這個帶有嚴重暴力血腥意味的名詞，不但沒有隨著當事人公開表示不妥後消失在媒體版面上，反而成了媒體形容選戰激烈的下標詞。從這個例子可以發現，媒體因為收視率的壓力走向煽動讀者情緒的路線，對於詞語的感受竟顯得如此麻痺。近幾年來國內政黨的理性空間崩潰，各種激情對話就這麼淹沒新聞版面，媒體雖不至於是罪魁禍首，但是也難辭其咎。
因為政治語言的嚴重標籤化導致了台灣現在「不問是非　只問藍綠」的亂象，政治人物需要媒體曝光率而選擇了激烈粗暴的語言表達方式，媒體以收視率為藉口把自身的原則降低到連政客們的相互謾罵也足以成為頭條新聞。所謂「民進黨三寶」(林重謨、蔡啟芳和侯永盛等三位民進黨立委)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包括林重謨罵陳文茜是「妓女」、「不要臉的女人」、「討客兄」、「菜店查某」、蔡啟芳說要與陳文茜的乳房「社交」，以及侯水盛要「保留強暴中國小姐的權力」、「同志亡國論」等話語，不只成為當時的話題新聞，現在也讓人記憶猶新。從這三位立委的言論中，我們也不難發現台灣對於社會弱勢族群的歧視可說是屢見不鮮，男性對女性的大方辱罵，異性戀者對於同性戀者的諸多誤解，甚至對外來少數移民的言論也毫不忌諱地「強暴」。
言語歧視是一種導因於「不了解、陌生」的症狀，我們說出或聽到的任何一種歧視言語都不是突發性的偶然動作，那是根深蒂固的必然性結果。人在某種程度是受生物機制的影響，饑餓要進食，疲倦要睡眠等等，但絕大部分的時間我們也是「社會人」，我們生活在人群之中，並且和他人不斷的互動，每句帶有歧視性的言語雖然看似各自獨立，卻又因為媒體傳播連結成一股龐大的力量。
大眾媒體言語歧視案例的深淺多寡也代表著那個區域閱聽人言語歧視的嚴重性，由於大眾媒體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我們除了關心生活週遭的言語歧視更應該要反省與監督各類大眾媒體所呈現出的言語歧視現象。偏見是一種態度，歧視是一種實際行為，媒體的偏見往往會帶動閱聽人的歧視，或許當媒體自認為是社會公器時，言語的中立性還算是個可以要求的項目，不過在政商的強力主導下，台灣媒體逐漸為了營利或配合營利開始對言語的使用慢慢地不再那麼敏感注意，媒體主管們擔心的是廣告的營收，記者煩惱的是牆上的收視率，弱勢族群成了被犧牲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