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霍華的故事(加拉太書6:14)
1906年2月4日，潘霍華（Dietrich Bonhöffer）於布列勞斯(Breslau)出生。父親卡爾（Karl）是知名的精神科教授，也是布列勞斯醫院的院長，母親寶拉（Paula），本姓封．哈瑟。外祖父是神學教授，曾任德皇威廉二世御前牧師。潘霍華所屬的家族，都是德國的文化精英。
雖然潘霍華父母的基督信仰只能以有名無實來形容，不過，他們仍然竭力灌輸子女正確的價值觀，給予潘霍華大量的教育，將其培養為富有道德責任感、關懷他人的需要、知識的客觀性、批判性思考、正直、自律的正直公民。
青年時期的潘霍華就已經在信仰之路上立定心志，決心追隨傳統，也就是「忠心跟隨永活的主耶穌基督」。這也是為何當德國大多數教會都決定接受納粹政權，其神學同儕都決定進入納粹機構任職，他卻毅然決然地選擇走上反抗納粹之路。
根據家庭慣例，潘霍華在杜平根大學修一年課後，轉讀柏林大學。大學時代的他，深受傑出教會歷史學家哈納克（Adolf Harnack）和信義宗學者侯爾（Karl
Holl）的影響。
哈納克看出潘霍華有潛力成為一個偉大的歷史學者，但令人失望的是他卻致力於教義學的鑽研；「聖徒交通」(The Communion of Saints)，是潘霍華一九二七年寫成的神學論文，當時他只有二十一歲。巴特(Karl Barth)讀後，讚許為「神學上的奇蹟」。
由於還不到按牧的最低年齡，另一方面也需要實際牧會經驗，潘霍華暫停學院的生活，申請在西班牙巴塞隆納的一個助理牧師之職。那個教會的成員，大多以當地的德國商人為主。
1928至1929年在西班牙，經濟大蕭條的浪潮襲來。那是潘霍華首次與貧窮的猙獰面目相對，他傾盡全力協助失業的人；在窘困時，他甚至必須在經濟上求援於家人。
稍後，潘霍華回到德國，著手第二篇論文的寫作，以預備進入大學任教。「行動與存在」(Act and
Being)一文，內容關於啟示的神學意義、哲學意義。分析這篇論文，可察覺出他在舒適的學院教職，和蒙召成為真正的基督徒並過一個不十分安定的生活之間，有深刻的掙扎。
通過大學的委任後，潘霍華有機會到美國紐約的聯合神學院研讀一年。後來，他描述這一年為「一段偉大的自由之日」。
起初，他嚴厲批判聯合神學院，容讓自由、人道主義的精神滲透其間，以致失去神學立場。然而他與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相遇，又結交好友，常作討論，刺激他對社會問題的知覺。
在聯合神學院的友誼深深影響他；他們引發了他對登山寶訓的專注。他也有機會由同學引介，親眼見到紐約哈林區的黑人所承受的種族歧視。後來，他把黑人靈歌帶回德國，分享給神學院裡的師生。另外有一位法國朋友則影響他超越自己國家的範圍，對世界和平有深入的委身。日後，潘霍華在普世教會的聚會中，強烈倡導和平。
回到柏林大學，人人都注意到他改變了。發生了什麼事情呢？潘霍華只簡單回答，他「已成為一個基督徒」了。這是潘霍華一生中第一次「步上正軌」，他說：「我內心明白，惟有當我開始對登山寶訓認真起來，我的生命才能成為真正的清晰和誠實。」
潘霍華與巴特在波昂大學相遇，成為好友。早在求學期間，巴特的著作已經吸引著他；他信任巴特對「如何因應教會與納粹主義之妥協」的成熟批判。而在學生們的印象中，潘霍華這位最年輕的教授常常直探問題核心，並與今日社會處境作相關聯的解釋、應用。
在大學任教期間，他曾在柏林貧民窟教一班預備堅信禮的學生。為了更深入了解他們，他搬到附近住，拜訪他們的家庭，邀他們到山上退修，共度週末。不過，潘霍華的教學生涯卻因希特勒的得勢蒙上陰影。
課堂上，他指陳教會已經偏差了，它太過於求自己的舒適和特權。他告訴學生，教會必須以敢於有別世界價值觀的勇氣，在耶穌基督裡，宣告自己的信仰，並且毫不猶豫地拒絕所有世俗的偶像。他催迫學生去回答一個使人不安的問題：「在一九三三年的世界裡，誰是耶穌？人要在哪裡找到祂？」
對潘霍華而言，1933年的基督，就是受逼迫的猶太人，以及被下監牢的教會異議份子。
二次大戰前夕，德國境內許多基督徒採納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作為他們信條的一部分。
當時教會發言人葛魯納（Hermann
Gruner）聲明立場，表明國家社會主義是正面的基督教作風，在希特勒身上彰顯的是聖靈工作的方式，也是神的旨意，使德國人得以進入基督的教會。
1931年11月，潘霍華按牧。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成為德國首相，不久之後，更成為德國的最高領袖，逐步推動其納粹獨裁政權。4月7日，希特勒強勢通過「公職回復法案」（Laws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Civil
Service），第一個反猶太法案，也就是俗稱的「亞利安條款」（Aryan
Clause），迫使所有被定義為猶太籍的人辭去公職，包括大學與教會。
1933年，德國教會國家主教改選；面對當時教會與社會政教不分的現況，潘霍華疾聲呼籲：「讓教會仍然是教會！」然而，德國基督徒還是選了一個親納粹的人──穆樂（Ludwig Muller），為國家主教。
那年八月，潘霍華寫了一封信給外祖母，坦述：「這是德國國家主義和基督教之間真正的衝突，這衝突越早公開化，越好。」九月，衝突正式發生。在「布朗會議」（Brown Synod；大會中許多神職人員穿著棕色納粹制服且向納粹的精神象徵致敬），教會通過「亞利安條款」（Aryan Clause），拒絕按立猶太血統的傳道人。這條款使德國復原教產生分裂。
布朗會議後，潘霍華很快和另一位牧師朋友成立「牧師緊急聯盟」，呼籲為撤消亞利安條款而奮鬥；雖有兩千人簽名，但是教會主教們仍保持沉默，令人失望。然而，一九三四年5月的「巴門會議」（Barmen
Synod）中，新的認信教會（Confessing
Church）確認了巴門信仰告白，大部分由巴特起草：「……我們拒絕接受，以為我們生命中可以有些部分不屬耶穌基督、而屬別的主之錯謬教義……。」
潘霍華無法認同希特勒的作為，於是和一群德國牧師組成討論會，並發表演講「教會之於猶太問題」，是公認所有教會領袖對早期納粹反猶主義，最先也是最好的回應。他主張當國家濫用權力時，教會有義務要挑戰國家；當任何人被國家所害，教會有義務要予以幫助，包括猶太人在內。而最終如果國家繼續壓迫人民，教會必須要「反對到底」。遺憾的是，部分牧師無法認同其言論，在演講中途就憤怒離席，只因為他的演講太過「親猶」。
潘霍華主張教會應該大規模對抗納粹反猶主義，就算會造成教會全面被逼迫也在所不惜。反對他的人指稱他對政府政策的反對太激烈、過度了，而且與猶太朋友的連繫太深。另一方面，教會逐漸受納粹思想影響，使他感到孤立；甚至他任教的大學也與一般風潮妥協，稱頌希特勒為政治上的救贖主，並不為那些被褫奪公權的猶太籍教授辯護。潘霍華的牧職遭到排擠。
這種種挫折，使潘霍華決定離開德國。一九三三年，他前往倫敦，在那裡擔任兩個德語教會的牧師。這變動招來巴特銳利的指責，批評他在別人最需要的時刻逃走了。然而，潘霍華卻未曾放棄對抗納粹主義，他期望從倫敦對德國親官方教會施以外界的壓力。他被委任為國際教會聯盟的青年祕書，鼓吹教協對反納粹採取強烈立場。
潘霍華在英國的活躍，使他與英國主教喬治‧貝爾（George Bell）建立了持久的友誼。他的努力於1934年，在丹麥芬諾舉行的會議中得到積極回應。
1935年，在靠近巴爾海的地方，認信教會邀請潘霍華主持一不被德國納粹政府認可的神學院。此神學院的神學生不必是純正的亞利安血統(在20世紀，納粹分子改變「亞利安」原來的意義，用這個字眼指「高尚的純種」，認為金髮碧眼最常見的北歐人是最純種的亞利安人，以德意志人為代表的日耳曼人是雅利安人的典範。但從人種學的角度來看，在尼泊爾及印度屬於婆羅門與剎帝利種姓的深膚色的族群也是亞利安人。
納粹德國曾經打算建立以祖先亞利安族為統治階級的世界帝國，並以此為綱領對其他民族（如猶太族、斯拉夫族等）屠殺並奴役之。)，不必忠於納粹；神學院也不接受政府資助，只接受自由奉獻。
潘霍華這期間的講道集，成為後來著名的《追隨基督》一書。他創用“廉價的恩典”（cheap
grace）一詞，來指責一般虛有其表的基督徒。因為許多信主後的人，好像拿了一張進入天堂的門票，過着一個與非信徒無別的生活，好像一點代價都不用付。這就是他所指的“廉價恩典”。潘霍華說上帝的恩典不是廉價的，救贖是基督以犧牲自己的重價換來的。雖然人的得救完全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憑工作或者德行；但真正隨主耶穌的基督徒是願意付代價的，是要過“重價的生活”。正如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主耶穌親口所說的：“…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門徒…這樣，你們無論甚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門徒。”這裏不是說得很清楚嗎？潘霍華就是強調這一點，可是許多信徒卻忽略，輕視，或者任意曲解這些話語。
潘霍華更是一位“身體力行”的神學家，不是那些坐在安樂椅上清談和光說不練的學院派人士。他為了正義和社會良心，不惜犧牲生命，來參加反抗當時的納粹政府的行動。他說：“我們對邪惡的行為默言無語；我們被世上的風暴打成落湯雞。”
蓋世太保在1937年關閉了這間神學院，即使祕密教課也不成功。
但後來，《團契生活》（Life
Together）一書出版，書中記載了神學院裡的生活。潘霍華認為需要推動真實的基督徒團契生活，不然，就不能有效地見證，也無法抗拒國家主義者的意識形態──這是德國人已經屈從的。
1937至1939年間，認信教會似乎缺乏不屈不撓的信心，面對效忠德國的公民誓言，教會的會議只為謀求己利，缺乏心志，不再抗衡德國納粹政府對猶太人的迫害和公民權的褫奪。教會領袖是否為猶太人說話，成為潘霍華衡量教會會議成功或失敗的準則。
「你的兄弟亞伯在哪裡？」潘霍華問。這一段時期的文章和講道，流露出他對德國教會主教們缺乏膽識而有的苦毒；他常引用箴言三十一章8節，「你當為啞巴（或譯不能自辯的）開口……」，來解釋為什麼他必須為納粹政府之下的猶太人辯護。
1938年11月9日到11日，納粹發動惡名昭彰的「水晶之夜」（
Kristallnacht），對德國猶太人及其機構進行燒殺擄掠，遺憾的是，自詡反抗納粹的認信教會卻連一句抗議都說不出來。潘霍華有感德國教會已經無力對抗納粹，於1939年6月第二次前往紐約訪問聯合神學院，更萌生移民打算。聯合神學院的師友們，熱切要救他脫離淪為納粹政府異議份子的命運。
不過，他很快就打消了移民的念頭，返回德國(只待了一個月)，即便他明知回到德國很可能是死路一條，但卻毅然決然地決定返鄉。潘霍華給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的道別信中寫道：「我必須與我本國的基督徒，一起度過我們國家歷史上這段艱難時期。假如我不能與我的同胞一起面對這時候的試煉，我就沒有權利參與戰後德國教會生命的重建。」
潘霍華說：「當基督呼召一個人，祂是邀請他來赴死。」
回國後的潘霍華，被禁止教學、講道，亦不准未經審核而出版文字，並被命令定時向警察報告。之後，潘霍華很快地就透過關係加入一個反抗團體，該團體的核心是德國軍事情報局（Abwehr），企圖暗殺希特勒，推翻納粹。1940年7月，潘霍華正式成為德國軍情局的一員，擔任雙面諜。
潘霍華選擇成為間諜，令許多人感到不解，無法想像一個神學家、牧師，竟然參與案殺計畫，這難道就是潘霍華所說的跟隨耶穌嗎？過去那個和平主義的潘霍華哪裡去了？
對潘霍華來說，為了阻止納粹勢力的蔓延，勢必得「捨相對較糟的，選擇相對較好的」(《倫理學》)，他不願坐以待斃，看著大屠殺與戰爭一再發生。
地下工作的總部設在一修道院附近，在那裡潘霍華繼續寫作。《道德論》（Ethics）──他心目中一生最重要的著作，由後人結集成書──就是在這段日子，針對德國國家危機，及基督徒倫理生活建設的反省。
在其中，潘霍華仍譴責教會沒有為弱者發出聲音，也沒有及時幫助受害者，他痛陳：「對於那些在耶穌基督裡最軟弱、最無防衛能力的弟兄姐妹之死，教會有罪了。」
潘霍華同時參與私運猶太人出境的勇敢計畫，引來蓋世太保的猜疑。
1943年，反納粹份子兩次暗殺希特勒的行動失敗後，潘霍華被捕，囚在柏林的泰革（Tegel）軍方監獄。其時，納粹以逃避徵兵、參與私運猶太人，以及先前不忠於國的罪名，定他的罪。
多數人都知道，潘霍華在獄中完成了《獄中書簡》。該書大力批判教會，甚至提倡「非宗教的基督教」，引發諸多神學爭議，甚至有許多福音派基督徒不願接受「獄中的潘霍華」。
潘霍華思想最引人爭議的是關於「及齡時代」或「成熟時代」的看法，有人根據此認為潘霍華擁抱世俗化社會。潘霍華這個觀點與他對宗教的批判是一致的，他曾經表示對基督信仰「宗教化」的不滿，認為上帝不應淪為一個「有求必應」的機械之神，相反的，人應該積極的委身於現世生活之中，承擔起這個世界的苦難，這一點完全是基於效法基督所為，正如基督「為他人」而來到世上，基督徒的生活也應該「為他人」而在地上生活。
引發潘霍華提出非宗教化或非私有化的原因，主要是不滿於教會把自己侷限於人的內心生活，教會應該學像基督那樣視塵世的事物為我們的責任。基督論成了糾正教會論的根據，或者說，教會論成為基督論的行動。
換言之，潘霍華反對基督教變質或僵化為某一種徒具形式的「宗教」，信徒不應將上帝邊緣化，或成為某一種尚未能解決的事物的搪塞之物。潘霍華主張我們必須投身於這個世界，與世俗時代相適應，在現世每件事物上都可以見到上帝的工作，這種可能性完全取決於我們是否以行動體現出來，關心社會問題並改變被壓迫者的命運。總之，「非宗教的基督教」就表現在「參與上帝在世俗生活中的苦難」，信仰不是私有化的體驗，而是活在具體的生活遭遇中，與現實的生活關係取得聯繫。
他不屑表面的信仰、無意義的宗教架構和抽象的神學語言；這些對於在戰場和集中營的殺戮和混亂中哀嚎的百姓，是空洞沒有生命的答案。他也抨擊在亂世裡，教會只在意維持其神職人員的權益、本身地位的鞏固，表現出來的，只是服事自己，而逃避個人責任。
不過，比較少人知道的是，潘霍華的獄中書信，有相當一部分是寫給家人與馬莉亞的，這些書信在潘霍華過世後，全由瑪莉亞保管，直到1967年，她以「獄中其他書簡」為題，撰文並摘錄潘霍華的信件，發表在神學雜誌上，自此人們才知道潘霍華獄中情書的存在。
潘霍華與瑪利亞相戀於1942年。起初，瑪利亞家人反對，一來是年齡差距（37歲和18歲），一來是潘霍華正從事危險的地下工作。然而，當潘霍華入獄後，女方家人公開兩人婚約，以表示對他的支持。
1944年，公開發言批評希特拉政府，放棄能去美國避難的機會，參加他姊夫領導的抗暴地下組織，進行暗殺希特拉，並作雙重間諜，表面替希特作拉特務工作，實際是打聽希特拉的行蹤以便下手，並與外國（英國）聯絡謀求支援。有一次，已經將炸藥用公事包運進希特拉與親信幕僚開會的會議室附近，可惜炸藥放在一張非常厚和堅實的桌子下，引發時威力減少，使希特拉只受傷，炸死了其他官員。希特拉大怒，查出是他們的傑作，便將他們一網打盡；潘霍華與他的姊夫都被關在監獄裏。
1945年2月，他被移到布克恩奧茲（Buchenwald）集中營。在盟軍最後幾次凌亂攻擊行動中，瑪利亞在柏林和慕尼黑之間的集中營，常用步行，四處尋訪潘霍華，終未能再見他一面。
4月3日，死刑已經判決。
4月9日，他們被帶到一個小小鄉村，一所作為臨時囚房的學校教室。
正當眾人安靜心默想時，囚房的門被打開了，聚會中斷，兩名身著軍服的蓋世太保命令潘霍華跟她們走。潘霍華從容不迫地與每一個人道別之後，把臨終遺言囑託付給獄貝斯特，請他轉交給英國的好朋友貝爾主教。「這是終局。然而對我而言，卻是生命的開始。」潘霍華如是說。
有人親眼目睹了潘霍華在人世的最後一刻：「潘霍華牧師脫下囚服之前，先跪在地上熱切地向他的上帝祈禱。這位可愛的男士祈禱的模樣，深深感動了我，他是那麼虔誠，那麼確信上帝在聽他的禱告……。到了刑場，他又作了簡短的祈禱，然後步上絞架的台階，勇敢而從容……。我幾乎不曾見過任何人如此完全降服於上帝的旨意，以至於死。」
三個星期後，希特勒自殺。
5月7日，歐戰宣告結束。
潘霍華為廿世紀留下的神學遺產，主要是對基督論與教會論所做的循環詮釋。潘霍華神學帶來基督教內部的反省和批判，尤其我們應該檢討對「世俗化」的理解，別誤以為聖俗二分就可以杜絕世俗化的侵入，恰好是在迎向世俗化社會時，我們才可能免於世俗化的吞食。以下兩句話意味深長，摘錄與各位分享：
誰逃避這個世界，所找到的不是上帝，只是另外一個世界，一個平靜、脫俗、自私的世界，他總找不到上帝的世界。因為上帝是降生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一隻腳在世上的信徒，恐怕他們也只有一隻腳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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