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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業餘寫詩，常有親友笑我不務正業。而在我工作的科研單位，我發現一般科技工作者，尤其是來自台灣的同事們，往往自摒於藝術大門之外，不屑或不敢去接觸文學藝術，不肯讓文學藝術滋潤豐富他們的精神生活。我常為此感到困惑。

日前碰巧在報上讀到一篇有關這方面的報導，算是為我提供了一點答案。

曾得一九八三年諾貝爾物理獎的芝加哥大學印度裔教授成都拉（Subrahmanyan Chandrasekhar,昵稱Chandra)，是本世紀天文學權威之一。他早年對星球死亡的研究導致了宇宙黑洞的發現。現年八十的他仍每天準時八點半到達辦公室，然後關起門來，整個上午用一支老式的鋼筆工整地寫下一頁又一頁的文章。只是，他現在寫的不是有長串方程式的天文學論文，而是分析藝術創作與科學發現的學術著作。

引起他對藝術與科學關係的探討發生興趣的，是下面這個問題：為什麼像貝多芬、莎士比亞這一類藝術家在晚年似乎都心境平和，而科學家如牛頓、愛因斯坦在年輕時建立了良好的事業，卻用餘生去苦苦尋求答案？

成都拉教授說，表面上看起來，在科學家的自律與藝術家的感情之間似乎有光年的距離，但他越來越相信，使一個人把顏料塗在畫布上同使另一個人透過顯微鏡去觀察的，是同樣的人類創造本能。

一般人都把科學家當成按部就班的研究者，小心翼翼地根據邏輯從一步走向下一步。但許多科學家在回顧他們的重大發現時，卻都覺得經歷了一種突發的創造力，幾乎是像詩人或畫家所常有的那種神祕而不合理性的洞察力。偉大的科學家常把自己當成同藝術家一樣，是美的朝聖者。物理學家也如畫家與建築師對比例與優雅有天生的吸引力。但許多科學家的結局似乎指出了科學創造力的基本差異。在發現的瞬間，科學家往往為了自己能窺見大自然的奧祕而有一種超凡的感覺。在下意識裡，他開始把自己當成大自然的主宰，而不是大自然的學徒。可能就是因為這種感覺，導致了許多科學家在晚年停滞不前。

英國科學家兼小說家斯諾（C．P．Snow）多年前曾對所謂「兩種文化」的問題大加譴責。他說達文西是一個偉大的畫家、發明家及科學家。但現代的科學家及藝術家們卻躲在不同的知識小世界裡，各自為政互不相涉。

成都拉教授認為斯諾的論調對文學藝術家來說也許並不正確；他們當中仍有不少人感到有向外發展並廣泛吸收各種知識的需要。藝術家們因此常能在晚年達到一種成熟的寧謐，能夠繼續不斷地創作出新的藝術並欣賞他們同儕的貢獻。莎士比亞的最後劇本證明他晚年創作力並未减退。而貝多芬在臨終時仍孜孜研讀韓德爾的全集。

相反地，現代的科學家們卻大多把自己關在小小的實驗室裡，埋頭於自己的研究工作。他們很少關心別的領域，有時甚至連自己的研究動機都不去加以考察。

因為這個緣故，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在發表相對論之後，直到他去世前漫長的四十年間，不曾對物理再作出重大的貢獻。從他的傳記裡，我們可看到晚年的他一天到晚坐在那裡，不搞任何實質的物理，只搬弄著他的數學方程式，徒然地尋求著一個新的、涵蓋更廣的物理定律。

成都拉教授說他常問自己，為什麼科學家們不能像藝術家一樣在他們的晚年展露出一種安詳雍和的神情？他說，你能想像貝多芬或莎士比亞在他們臨終時不快樂嗎?

附帶一提：作為詩人，我也常警問自己，寫了大半輩子的詩，如果無法使自己的心靈恬淡安舒，甚或終日棲棲遑遑，像那些為名利而奔逐鑽營的人一樣，我是否有臉稱自己為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