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馬詩文光譜 旅美詩人非馬在台灣的藝術分站, 有超短詩,幽默詩,童詩,情詩,動 物詩,戰爭與和平詩,英文詩及散 文隨筆,作品評論及翻譯詩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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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前)

首先，非馬的詩作是議論性的，但非馬并非是簡單的“以議論入詩”，他的知識分子的良知是通過藝術的場境加以表達的。正像有的評論家所指出的，非馬“像一個高明的外科大夫，在對現代主義詩歌注重情緒体驗，努力描寫‘內心的最高真實’，講求意象的暗示象徵等等‘現代’手法，用以表達現代派詩人直言宣示不屑一顧的‘積極意旨’——一種對現實社會的深切關注和嚴肅思考的時代精神和歷史使命感。在非馬的詩歌中，這種對現實社會的深切關注和嚴肅思考具体表現為廣博的人道主義精神和深刻的哲理性。”②，《阿哥哥舞》寫的是觀看土風舞“阿哥哥舞”的感受。詩人運用繪畫中的印象主義的手法，在一種整体的搖曳的語言場中，充分發揮情緒的輻射作用，烘托出帶有儀式色彩的場境，在暗示和象徵與直覺的呈現中表達了現代人的寂寞與無聊，以及外表的熱鬧和幸福之中的生存困惑。

一個純然的詩人在寫作初始時，他的“氣質”會自然地推出一種無可言喻、幾乎解決一切的性向。從觀察、觸情與“詩想”的發生，到對某種思維形象的偏執，無論是安靜平和的，抑或是嘈囂高拔的，詩人的“氣質”在無形中主宰了詩人的“不自知”；待詩作寫成公諸于世後，亦常為讀者多“不能透知”。如果僅從作品構成看來(含語言和內容)，它有時明開朗闊，介入時事，有時則是暗闔隱逸。非馬的詩作在關心社會時事的同時，也常常表現出暗闔隱逸的傾向。如《春雪》寫出了愛的夢和夢中“甜笑”。非馬的詩在表達對社會群性的表達關注，但并不放棄對自我的苦悶和孤獨的表達。正如李元洛所說： “非馬先生的詩，詩人不怕深入紅塵，把世上的快樂與幸福一一細數，也把心中的積鬱盡情傾吐。”《台風季》以與女人爭吵作比喻寫出了自己內心的痛苦：“每年這時候／我体內的女人／總會無緣無故／大吵大鬧幾場／／而每次過後／我總聽到她／用極其溫存的舌頭／咧咧／舔我滴血的／心”。而《從窗裡看雪》則是一系列的有關雪景的鏡頭，而最終由雪景所烘托出來的則是浪子在“互不相屬”的異鄉中對故鄉的思念，和由思鄉而引發的孤獨感受。《登黃鶴樓》所表現的則是詩人在喧囂社會面對“傳說”失落所萌生的不知所措的失落感。

其次，當然非馬在表達自己的詩人的傾向性的時候，沒有去直白地呼喊，而是盡量使思想詩意化。他的主要方法就是將抽象的哲理與具体的意象結合，透過知性，他將思考與感悟聯結，將理性寄居于迸發的靈感之中。如《留詩》：“我在冰箱／留了幾首／詩／／你到家的時候／它們一定／又冰／又甜”。詩人將抽象的詩與具象的冰組合，而利用生活細節進行媾和，而形成既哲理深刻又形象生動的詩歌意象群落。但詩美的產生不是機械組合的產物，而是主体在對物象進行咀嚼和消化，再經過主觀的調理之後而形成的。非馬的詩作總是選取那些能夠引發靈感的生活場景和靈魂閃爍的片斷，以小詩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智慧和思慮。如《底片世界》就是通過對底片中情景的描寫，來對現實的“黑白顛倒世界”進行諷喻： “敲鑼打鼓／他們在一個／黑白顛倒的／世界裡／慶祝光明”。詩作非常短小，所寫物象也非常的平凡，但詩人把通過“世界”這一閱讀興奮點，將“底片世界”和現實世界進行反向對接，讀者只有在智性思考之中才能把握詩人對現實世界的諷刺和批判。再如《沉思者》：“支着腮／思索／如何／支着腮／看電腦／思索”。沉思，本是深度的体現，古希腊的《思想者》雕塑更是人類智慧的象徵。但當人的沉思變成了“發呆”，變成了“看電腦／思索”的時候，人類就完全變成了機器，人也就物化了。這樣的沉思就不再是智慧和文明的提升，而是文明和人類的蛻化。非馬就這樣通過生活表象的描繪而呈現了人類的存在的悲劇和工業時代的悲劇。其中當然蘊涵了絕大的哲理。

非馬的詩作無疑具有靈感性的特徵，具有現代小詩派的“即物主義”的特點。這樣的即物主義往往即事而發。但它往往又是在瞬間的噴發中實現對永恒真理的把握。瞬間的藝術特徵是：力求在對被感知對象的瞬間印象中獲得一種整体效果，也就是用最凝練的筆墨勾勒最鮮明最突出的印象情緒，因此它省略必須省略一些枝蔓，無意去表現意象的邏輯因果關係，而着力表現情緒感覺內流動的曲線。這瞬間的感受往往是詩人對生活的高度忠實，它是一種心靈化之後的真實，它可以充分表現人的复雜的情感世界，折射社會生活复雜紛紜的情狀，還可以升華為深刻的人生感悟和對世界的認識。

再次，非馬詩作在一般意義上是其詩思維的形式是形象思維和理性思維的相互交錯，而真正的思想的深度既不是對表象的一般揭示，也不是順勢思維下所謂“開掘”，而應該是反向思維中的對習以為常的生活現象中所埋藏着生命真諦的深刻“發現”。 《領帶》一詩中，“領帶”在我們習見的生活中一以貫之地被作為人類文明和進化的標志，但詩人卻從這脖子上繫着的漂亮的裝飾物中，發現了所謂的文明和進化給人類自身所帶來只是“牢牢的圈套”。現代文明到底是拯救了人類還是人類的作繭自縛；到底是文明的進化，還是人的異化?這關涉到文化和生命的大命題，都凝聚在小小的領帶的歌詠之中。同樣的， 《人與神》中，那些給“神”造廟宇的人表面是對神的尊崇和愛護，實際上是自己最終在“罕有人煙的峰頂”占据整個山頭的野心。反向思維幫助我們透過現象的迷霧而揭穿了其中的真相。馬爾庫塞說，知識分子是指以思想批判為武器，以理想未來為立場批判現實的人。非馬的反向思維將思想批判(思想自由和价值批判)，語言寫作(擺脫經驗世界而具有超越性)和道之訴求(終極關懷和大道境界)進行了統協。這是一種批判的立場，正是一種知識分子的話語權力的体現。這樣的思維方式在詩美上往往給人超出常規的戲劇性的感受。如《通貨膨脹》中詩人寫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常見的“通貨膨脹”現象，詩人沒有從一般的意義上去寫貨幣的貶值，而是將經濟學家們不列入統計數字的下層婦女的“賣笑”作為思考的對象：由通貨膨脹引發的經濟危機，導致失業大軍的大量涌現；而更多的失業婦女為生活所迫上街賣笑，就造成了與通貨膨脹極不相符的“商品貶值”的奇特現象，所以用同一數量的鈔票便可以買更多的商品——“街頭神女”所賣的“笑”。這樣的選材的角度既在邏輯之中，但由于它突破了我們思考物象——通貨膨脹的常規，因此又在意料之外，所以顯示思考的深刻性的同時，又顯示出詩人的詩思的別致與獨特。另一代表作是《鳥籠》。人們往往習慣于從鳥的角度去詛咒“鳥籠”的對自由的束縛和限制，但是非馬卻反其道而行之，從無生命的鳥籠的角度出發，賦予鳥籠以生命，從鳥籠關鳥的使命看到了它除此之外別無選擇的不自由，看到了解除了關鳥的任務鳥籠也獲得了自由。換一個角度思考，不但出人意外，而且顯示出思考的辨證和全面。

1950年代的台灣詩壇， “現代派”主張“主知”，而“藍星”則主張抒情。而筆者卻比較贊成詩人覃子豪的觀點，他說，最理想的詩是知性和抒情的結合。對于知性和抒情的關係，他說： “一旦‘寫’詩的過程開始，則‘知性’這個匠人必須是你握筆的手，詩，即由此而完成。如果一個詩人在落筆之先就異常誇大知性(含哲理、意識形態、功利等)，情緒抒發(所謂抒情)便處在不能生育的弱勢——這樣的詩人，我稱之為‘單親詩人’。”(覃子豪《新詩向何處去》)非馬的某些詩作的有着理勝于辭的特徵，理性的過強，導致了詩歌意象的薄弱。而從詩歌美學來說， “理性和知性可以提高詩質，使詩質趨于醇化，達于爐火純青的清明之境，表現出詩中的含意。但這表現非藉于抒情來烘托不可。最理想的詩，是知性和抒情的混合物”(覃子豪《新詩向何處去》)。而在非馬的詩歌知性和抒情都是不缺乏的，關鍵在于意象的稀薄，因此，他的一部分詩作缺少純詩的藝術魅力。

鄭愁予曾經說過： “所謂單純的詩人。必然出自特殊‘氣質’而產生的特質，對此，我的臆想大致是這樣的：一方面他(她)不會優遊于世外，因為其內心無一刻不在關切人類的狀況——性靈的，文化的，歡樂以及苦難的——且時時引為創作上的原動力；另一方面他應該不會在意自己名聲與利益的增長。如果詩人在歷史上果真獲得所謂的‘地位’，他相信純然是由于站在自己詩藝的高度上。”①，非馬就是這樣的單純的詩人，他關切人類的狀況，而又超越于一己的功利之上，他是基于“詩藝”的衝動在進行着創作。在海外華人詩作中，非馬的詩也許算不得最好的詩，但正如有的評論者所發現的那樣： “從他的詩中表現的那種不滿于一己的玄想和幻覺，努力突破狹窄的個人感情的社會意識，使自己的脈搏與時代脈搏相近的願望，這種積極的人生意識，飽滿的熱忱，是值得稱道的。”③

參考文獻

① 鄭愁予．做一個單純的詩人恐亦難以為繼[A]．鄭愁予詩的自選集[C]．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
② 金大可．一個獨特而丰富的世界__非馬詩歌簡論[J]．華文文學1988．(2)．
③ 袁軍．非馬在溫哥華[J]．華文文學1988．(2)

作者簡介：方維保，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國詩學研究中心副教授。
(安徽師范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安徽 蕪湖 241000)
原載：華文文學 2004．4．(總第6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