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31A)
——非馬詩探賞之一
（三）
非馬的詩思和詩藝在繼承民族傳統的同時也持反省與批判的態度，並不諱言中華文化的消極面及其在近代以來的落後性試看他1979年寫的《鼓聲》：
毛茸茸的
拳頭
一下下
扎實地
落在
一個
欲辯無力
文明的
胸膛上
在中國與世界、東方與西方文明的撞擊中非馬積極引鑒西方文化成果以發揚和創造新中國文化，他在自己的詩路生涯中找到了“融西洋於中國”的聯結點和交匯點他曾為德國詩人里爾克著迷，並曾大量翻譯美國及各國的多家現代詩在台灣發表，已近千首之多並出版有《裴外的詩》（1978）及《頭巾--南非文學選》（1987）等書。他的譯介標準與台灣鄉土文學的主張相一致，要求“一定要帶有泥巴味或汗臭味”。他說，這項工作“奉獻的成分居多，沒想到，到頭來，得益最多的，卻是我自己”。他從現代國際詩壇吸收了許多積極的影響。
首先，非馬具有多元開放的“大路精神”，這種精神適逢其會地同祖國兩岸改革開放的要求遙相呼應，息息相通。他在1983年春天寫的一首只有十個字的超短詩《磚》：
疊羅漢
看牆外面
是什麼
這首詩的形式極為簡洁，但其意涵卻極為豐蘊，以豎排印刷的詩形猶如一個人像；中行一個突出的看字猶如“紅杏出牆”的人頭。“疊羅漢”的方式，也就是說要踩在許多人的肩膀上才得以從牆裡探出頭來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極為傳神地反映了大陸人民在多年封閉後的新時期開放形象，洋溢著海內外華人同胞對祖國開放政策的喜悅。惜墨如金的非馬詩中罕見的長詩《新西遊記》也是這樣的作品。
在非馬最新出版的一本詩集中被題為書名的一首詩是《路》：
再曲折
總是引人
向前
從不自以為是
唯一的正途
在每個交叉口
都有牌子標示
往何處去
幾里
這首詩所歌頌的“大路精神”集中地反映了詩人尊重人民的坦闊胸懷，也寄托了詩人的社會理想和文學理想。正因為如此，非馬的文學活動走過了鄉土性、民族性與人類性相調適而趨向於和諧一致的完整歷程，在中國與世界之間走出了一條超越時空的詩路。非馬已經多次被列入《國際作者與作家名錄》，作品已被收入各國譯介台灣現代詩的多種選集。非馬強調說：“對人類有廣泛的同情心與愛心是我理想中好詩的首要條件”。在他的台灣與大陸題材以外更為大量的現代詩中謳歌了生命之光、人生之道、人性之秘、人類之愛，與國際文學思潮相融合，與世界詩壇相匯流，從多元文學中吸取眾家之長，形成一己的獨特風格。他的詩作視野非常遼闊，題材隨著他的足跡而遍於歐、美、亞、非各大洲，歌詠了許多全人類普遍關注的共同性主題：包括反戰詩、愛情詩、老人詩、儿童詩、風景詩、動物詩、環保詩、新聞詩等等。在這些詩中，他把中國儒家的“仁民愛物”傳統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同西方人道主義的平等、博愛精神結合在一起了。
再者，非馬吸收了西方嚴肅文學中注重哲學思考的精神，追求完美，刻意創新。他在“藝術”與“現實”之間、“文學”與“科學”之間尋求到相輔相成的統一性。他的詩作借鑒了西方現代主義的手法，對傳統現實主義大膽突破，往往超脫其“典型環境”的“細節真實”的描寫，著重於探索人類普遍性的生活和內心感知。無論題材大小，旨在化腐朽為神奇，表現出普遍的哲理，以求得思想性與藝術性高度完美的統一，從而產生詩人理想化的極其強烈的沖擊力量。例如膾炙人口的《鳥籠》：
打開
鳥籠的
門
讓鳥飛
走
把自由
還給
鳥
籠
採用籠中鳥以喻失去自由是一個相當古老而平常的意象，但非馬的驚人之筆在於：不僅把自由還給鳥，尤其是在最後兩個字的兩行排列，強調了把自由還給籠。這就把銳利的詩劍刺向了矛盾對立的世事萬物中剝奪自由一方的心臟。再如《命運交響曲》：
碰疼砰痛
是命運那老鼓手
用一個不肯走後門的
驕傲的額頭
在前門緊閉的
現實牆上
定音
這首詩歌頌了在任何逆境中正直不阿、堅持原則的操守精神，如果只是走後門與走前門的矛盾寫實，那就平淡無奇了。非馬採用了“命運那老鼓手”的意象，一顆不肯走後門的驕傲的額頭，在前門緊閉的現實的牆上“碰疼砰痛”地“定音”，構成了現實與理想撞擊的交響曲。命運如何？仍然留下了悲壯而崇高的懸念！深化了讀者對生活命運的哲學思考，“老鼓手”的“定音”給讀者留下“餘音繞樑” 的效果。又如《人與神》：
他們總在罕有人煙的峰頂
造廟宇給神住
然後藉口神太孤單
把整個山頭占据
這些作品都不特指其具體的生活空間的歸屬，既適用於台灣、大陸，也適用於世界各地，無限地擴大了人類現實與歷史生活共同經驗的思考領域。
在人間社會存在中，“無限多樣性的統一亦即世界的統一性”（李澤厚語）。世界歷史在競爭中進步發展；作家個人的藝術風格也是在多元化美學追求的包容性中尋求一己的和諧定位而形成的。作家所吸取的生活和文化滋養的源泉愈是深厚，他所創造的文學成果愈是具有更加超越既成流派的親和力。這樣的作家更有條件攀登某一座嶄新的文學高峰。非馬在傳統聯結著未來的通道上，是一位目光注視著嫦娥“再度出奔”（《廣寒無燈的夜晚》）的詩人，正行走著這一條從善如流、廣結善緣的詩路。他對詩人和詩有著極其嚴苛的要求：“首先要問，它的歷史地位如何？它替人類的文化傳統增添了什麼？其次，他想表達的是健康積極的感情呢？還是個人情緒的宣泄？對象是多數人呢？還是少數的幾個貴族？最後我們才來檢討它是否誠實地表達了想表達的？有沒有更好的方式？更有效的語言？” （見《美麗島詩集》），非馬就是懷抱著這樣令人嘆服的詩觀來寫詩的，他為自己定下了“比現代更現代，比寫實更寫實”，兼求“思想至上”與“藝術至上” 的雙重目標。紐約僑界詩評家安晨先生稱他為“寫實的現代派，現代的寫實派”，台灣詩評家李魁賢先生稱他為相當成功的意象詩人。我們寧可不去奉送他一頂某派詩人的桂冠，他是從台灣當代詩壇走出來又走進去的詩人。在海峽兩岸的中國文學都進入八十年代的多元化發展的背景上，我們不妨把非馬理解為“站在多元化文學的交匯點上”而獨樹一幟的台灣詩人。筆者深信非馬的詩思和詩藝將對我國當代詩壇的發展，為祖國文化傳統的積累增添積極健康的因素，必將與我國當代詩壇追求的既深沉而又清朗、既現代而又傳統的理想詩風相匯流，從而產生具有積極意義的影響。
作者武治純：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主任編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理事。
原載：吉林師范學院學報，1988年第 3-4期；第四屆《台灣香港暨海外華文文學論文選》，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1990年
非馬附記﹕無意中在網絡上獲悉武治純先生已於2003年2月8日辭世的不幸消息﹐謹錄此文﹐聊表對這位大陸研究台灣文學的拓荒者的悼念之情。(2004.8.28﹐於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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