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馬詩探賞之一
祖籍廣東的台灣旅美詩人非馬先生，1936年出生於台中市，當年即隨全家返回大陸，在華南富饒美麗的韓江平原上度過了12 歲以前的童年。從他1957年寫作的《星群》一詩，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廣東省的鄉土少年，在無數個幽靜的夜晚，躺臥在露水很重的草地上仰望星空，想像飛馳，試圖數清滿天繁星，希望從那裡得到另一個世界的信息，表現了探索科學與獻身藝術的雙重一體的天性。他曾經回顧說：“身穿藍色工作服，手拿丁字尺建設新中國的工程師”是他童年“幼小的心靈嚮往的形象”。他在1948年隨父親去台灣讀書，五十年代已經開始寫詩。 1961年由台灣留學美國，先後修得机械工程碩士及核能工程博士學位，1969年定居芝加哥，在阿岡國家研究所從事核能發電安全研究工作。此後，作為詩人的非馬也進入了成熟與豐收的時期，他的絕大部分詩作在台灣發表，不斷得到台灣詩壇的“鼓勵與殊榮”，曾於1978、1982年兩次獲得台灣“吳濁流文學獎”新詩獎，並曾獲《笠》詩刊社第二屆翻譯獎和第三屆創作獎。非馬已在台灣詩壇占有了相當的地位，為現代台灣文學史寫下了閃光的一頁，並被海峽兩岸文壇公認為最具代表性的當代台灣詩人之一。他先後在台灣出版的詩集有《在風城》（1975、9 ）、《非馬詩選》（1983、6）、《白馬集》（1984、5）、《篤篤有聲的馬蹄》（1986、2）及《路》（1986、12），共收詩作四百多首。
非馬旅居美國已有二十多年，是一位傑出的美籍華人科學家，但他始終清醒地為自己的祖國同胞寫詩，他的詩花之樹至今深深地植根在台灣海峽兩岸的神州大地上。幾十年來，台灣海峽兩岸和太平洋兩岸的意識形態和文化背景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和矛盾，文學多元化的審美趨向也更加分歧激蕩。但是，非馬的詩能夠把貼近現實和悠遊太空的兩種特質結合起來，既保持了鮮明的台灣本土性和中華民族性，又具有了普遍意義上的世界性。既突破了台灣海峽的人為障礙，又超越了大洋兩岸社會制度的樊籬，贏得了海內外華人同胞及國際讀者的歡迎和喜愛。探究非馬詩的思想和藝術成就，最為基本的經驗在於：他站在多元化文學思潮的交匯點上，兼收並容，擇善固執；擺脫了政治偏見，尋求共相、共識與共鳴，描寫了人類共同關心的題材，開拓了無限寬廣的詩路，促成了同胞與人類心靈上的溝通與交流。
（一）
非馬在海峽兩岸長期政治分裂中走出了一條跨越海峽的詩路，他在自己的詩作中傾注了鄉土之愛，家國之戀的深厚感情。早在中美關系正常化以前的七十年代，非馬就寫下了一系列懷有濃重鄉愁的詩篇，例如《黃河》、《信差》、《流浪者》、《反候鳥》、《中秋月》、《遊牧民族》、《醉漢》等等，特別是《醉漢》一詩達到了足以代表台灣當代詩壇的水平：
把短短的直巷
走成一條
曲折
迴蕩的
萬里愁腸
左一腳
十年
右一腳
十年
母親啊
我正努力
向您
走
來
這首詩寫於1977年，描寫流落異鄉、步履艱難的遊子，只不過是事物的表象，抒發和反思民族分裂的鄉愁才是這表象的內涵。非馬的詩一是致力於刻求表象以外的意境，他把醉態十足的寫實與鄉愁無限的寫意巧妙地結合起來，把赤裸裸的現實性與嚴酷的歷史感深刻地統一起來，給讀者以強烈的沖擊。“把短短的直巷走成一條曲折迴蕩的萬里愁腸”，令讀者聯想起當時已經冰封了幾十年的小小的台灣海峽，對兩岸的有情人竟然比隔開牛郎織女的天上銀河還要遙遠；借酒澆愁的遊子左一腳十年，右一腳十年，努力向母親走來的節奏是急迫而短促的，給人以喘不過氣來的壓力。
在去年台灣當局部分開放返鄉探親以前，原籍祖國大陸的台灣島內同胞尚未獲得返鄉探親的合法權力，他們往往只能囑托旅居海外的子女和親友，代替他們返鄉看望親人，為他們傳遞幾件信物、一捧黃土、一瓶家鄉的泉水，或者是一包花果的種子。非馬的家是一個跨越海峽兩岸和大洋兩岸的三角家庭。他的父親在台灣經商，老母留在廣東祖籍，兩位老夫妻隔絕在海峽兩岸數十年。非馬憑藉美國公民權的方便，才能夠得天獨厚地經常帶著父親的囑托前來大陸探望母親，又帶著母親的囑托前去探望看望父親。當他1981年來到省港邊界的羅湖車站的時候，深深地感慨於海峽兩岸的親人還得不到從這裡進進出出的“來去自由”，寫下了兼具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的詩篇《羅湖車站》：
我知道
那不是我的母親
我的母親
她老人家在澄海城
十個鐘頭前我同她含淚道別
但這手挽包袱的老太太
像極了我的母親
我知道
那不是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
他老人家在台北市
這兩天我要去探望他
但這拄著拐杖的老先生
像極了我的父親
他們在月台上相遇
彼此看了一眼
果然並不相識
離別了三十多年
我的母親手挽包袱
在月台上遇到
拄著拐杖的我的父親
彼此看了一眼
可憐竟相見不相識！
這首詩的語言是如此地通俗淺顯，但意境卻是如此地深沉凝重；白描淡寫的詩藝是如此的傳統；亦幻亦真的意象卻又是如此的現代。本詩的題材寫的是一家平民百姓三十多年的離愁別恨，但是，誰又能認為詩人僅僅是表現了自我一家的命運呢？本詩通過羅湖車站月台上兩位老人的偶遇，統攝了祖國幾十年民族分裂的歷史悲劇。我國有千百萬個離散家庭，就如搭錯了歷史之車，雖然親人月台相遇，也形同陌人。讀者吟哦此詩，不禁反思低迴，感嘆不已。現實中的羅湖車站是中國與世界人類的交匯點，是東西方物質和精神文明的交匯點，現在又是我國海峽兩岸同胞的交匯點。它象徵著祖國新時期的改革開放精神。非馬文學作品中的《羅湖車站》是八十年代台灣文壇興起的“探親文學”熱的先聲之作，堪稱為 “探親文學”的序詩。這首詩典型地代表了非馬的詩風。非馬保持了台灣現代詩的鄉土風格和民族風格。寫下了一系列與海峽兩岸的祖國現代化事業同呼吸的好詩，將一顆渴望祖國進步、民主、改革、開放、統一、富強的赤子心靈獻給了海峽兩岸的同胞。
（二）
非馬的詩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找到了“融傳統於現代”的聯結點與交匯點。在台灣當代詩壇“縱的繼承”與“橫的移植”爭訟紛紜的詩潮沖擊下，非馬沒有走進將二者對立起來互相排斥的迷宮。他之所以被台灣詩壇視為“異數”而予以“不見外的接納與厚愛”，正是因為他能夠在古今中外詩壇各派諸家的百花園裡汲取天下之精華，開拓獨到之新路。
非馬的詩觀繼承和發揚了我國自古以來“詩言志”、“歌詠言”、“文以載道” 的現實主義傳統。他是一位既尊重傳統美德，又尊重現代觀念的詩人，致力於追求人品與詩品的一致，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因此，他並不像某些現代派詩人那樣排斥傳統，脫離人民大眾，逃避政治生活，刻意雕琢“為藝術而藝術”的象牙之塔，也不像某些鄉土派詩人們那樣固守田園、偏執一隅。他樂于放眼海峽兩岸和國際世界的天下大事，寫下了大量的政治詩和社會詩。但他沒有陷入把詩歌藝術政治化、概念化的巢臼，而是把政治、社會題材進行了藝術化的創造。例如《獄卒的夜歌》、《囚飯》、《鳥籠與森林》這些詩作與當時台灣出現的牢獄小說相呼應，構成台灣當今政治文學的組成部分。他的台灣題材的社會詩，也具有其相當的時代色彩和現實意義。例如《領帶》：
在鏡前
精心為自己
打一個
牢牢的圈套
乖乖
讓文明多毛的手
牽著脖子走
這首詩對台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依賴和附庸於西方的形象，做出了典型的勾勒，具有相當的政策諷喻的力量。又如《通貨膨脹》：
一把鈔票
從前可買
一個笑
一把鈔票
現在可買
不止一個笑
語言形式上繼承了古典詩的對仗美，以色情交易的廉價泛濫反襯通貨膨脹--鈔票的貶值，使讀者對台灣笑貧不笑娼的工商社會風氣產生了啼笑皆非的震撼。
非馬的詩藝繼承和發揚了我國古典詩詞講求意境的表現藝術傳統，同時也大量吸收了現代派象徵的手法，擅長於創造耐人尋味的鮮明意象。語言通俗而極為濃縮，刻意雕章琢句而不留刀痕，錦心繡口而不晦澀難懂，具有雅俗共賞的藝術特色。他反對那種“打開書／字帶頭／句跟隨／一下子／跑得精光”的浮淺暢銷作品，著力於營造言之有物，意在言外，意蘊豐富，張力強韌的藝術境界，啟發讀者無窮的想像，陶醉於超越具體形象的廣闊藝術空間。從而引領讀者透過事物的表象，探入生活的核心，讀一次就有一次的體驗與發現，產生百讀不厭的效果。例如《在餐桌上》：
舉箸
聽一條
嘴巴張得
比我還大的
魚
加油添醋
述說
上鉤的故事
沖刺的手
突然僵在半空中
當我發現
盤裡興風作浪的
竟是自己的
兄弟
這是一首日常生活小品，上段描寫餐桌上的魚在述說“上鉤的故事”，下段落筆於上鉤的魚竟是“自己的兄弟”，原來自己竟也是一條“上鉤的魚”。在平凡的題材中收到了言有盡而意無窮的神奇效果。生活中每個人都會有許多次受騙上當的感受，上鉤魚的下場必然地會引出讀者們一連串“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聯想，對現代工商社會中激烈的不平等競爭下的人生之路而頓有所悟。
(下接3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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