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國成﹕熔鑄愛憎的意象藝術
──讀《非馬的詩》
非馬先生學貫中外，心通古今。他的詩，兼具中外文化之長，而又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之中，特色突出，個性鮮明，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我很喜愛。尤其是他那熔鑄愛憎情感的意象藝術，豐富多彩，令人眼花繚亂，心醉神迷。
清人袁枚說：“詩人愛管閑事，越沒要緊則愈佳。”我認為，這話說對了一半。從藝術表現上看，確實如此；但從思想內容上說，則恰恰相反，越是要緊就愈佳。詩人所寫，如果只是無關痛癢、沒甚要緊的芝麻細事、小情小景或純屬私人的蝸角之感，那就難以引起大眾的共鳴，古人所謂“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明代高明）。德國詩人戲劇家布萊希特也說：“如果藝術本身不被人的命運所感動，那麼它怎能感動人呢？”
非馬先生“愛管閑事”，極富愛心，又“一心想做良心詩人”，不怕“招來石頭與咒罵”（《烏鴉》），因而他的筆下大都是要緊事物，是關乎親人、關乎祖國、關乎人類的重大題材。他委婉嘲諷那種“打開書／字帶頭／句跟隨／一下子跑得精光”，最後只剩下“暢銷的書名”和“作者的名字”（《讀書》）的無聊著作。他還戲稱那類詩為“沒有血肉的東西”（《天葬詩》）和個人發泄的《噴嚏》。在《火山爆發》中，他把火山比作“喝得泥醉”的“流浪漢”：“仰著頭哇哇嘔吐／一邊喃喃／母親，這是我的心／我無法投寄的愛情”。詩人就是這樣一座火山，他的詩就是火山爆發。他與唐代尋詩覓句的李賀一樣，都要嘔出心來；但與李賀不同，他嘔出的是一顆親情之心、赤子之心、愛國之心，是他“無法投寄的愛情”，因而更為可貴。還有廣受稱讚的《醉漢》：“把短短的直巷／走成一條／曲折／迴蕩的／萬里愁腸／／左一腳／十年／右一腳／十年／母親啊／我正努力／向您／走／來”。詩中的矛盾手法，諸如直與曲、真與假、左與右以及空間的遠與近、時間的長與短等的交錯使用、相蕩相磨，造成了一般作品罕見的盎然情趣，寫出了海外遊子因國家分裂、骨肉離散而產生的親情之愛、家鄉之戀、故國之思，哀婉凄麗，激動人心。
非馬先生的愛，決不止于家園，而廣被于人類、自然，堪稱博愛。用他的詩說，他常“為宇宙的事”“煩惱”（《日出》）操心。這當然不是閑情小事，而是需要人人關心的要緊大事。《生與死之歌--給瀕死的索馬利亞小孩》：“在斷氣之前／他只希望／能最後一次／吹脹／垂在他母親胸前／那兩個乾癟的／气球／讓它們飛上／五彩繽紛的天空／／慶祝他的生日／慶祝他的死日”。孩子的天真稚氣，詩人的同情愛戀，溢于字裡行間。詩中抒寫的，是異國之愛，也是人類之愛。《映像》猶如寓言詩，富有哲理味。作品寫客觀世界就像一面鏡子，我對外界齜牙瞪眼，外界也還以牙眼；我對外界點頭微笑，外界同樣報以友好。這說明，善待他人，實際就是善待自我。在這裡，詩人大聲疾呼人類個體群體之間應當充滿真善真愛，不要以惡恨相向。
有愛必有憎，無愛也無所謂憎，反之亦然。愛憎是個對立統一體，均以對方為各自存在的前提。只有愛，沒有恨，其愛便不存在。人們愛的只應是真善美，不能是假惡醜；如果連假惡醜也寄予愛心，則其對于真善美的愛就是虛偽的，因而也不存在。抽象的、普泛的一切都愛，在現實社會裡是沒有的。非馬先生有著鮮明的是非、強烈的愛憎。他在《五官1》中寫道：“請唬唬／發出你仗義的／怒吼／請娓娓／訴說你美麗的／愛情”。這裡的“義”，不是個人恩怨，不是種族偏見，而是人類正義的根本利益，亦即真善美。正因為他愛得深，所以他才憎得切。他對假惡醜的切齒之憎，正是他摯愛真善美的另一表現形式。他一方面娓娓訴說“美麗的愛情”，另一方面也唬唬發出“仗義的怒吼”。比如反戰詩寫得很多：《張大的嘴巴》“要面包／他們卻來兜售飛机坦克與大炮”。《越戰紀念碑》：“一截大理石牆／二十六個字母／便把這麼多年青的名字／嵌入歷史”，“萬人塚中／一個踽踽獨行的老嫗”，找到“她的愛子”，“用顫悠悠的手指／沿著他冰冷的額頭／找那致命的傷口”。“致命的傷口”，一語雙關：一為實指致命的槍傷；一為虛指致命的根源--不在反抗侵略的越南士兵，而在發動侵略的美國政府。因此，題目《越戰紀念碑》也就有了侵略與反侵略的雙重紀念意義。連看《電視》，詩人都關注著“熊熊的戰火／燃過中東／燃過越南／燃過每一張／焦灼的臉”。他深刻地揭露出帝國主義戰爭販子的嗜血本性：“鮮血／最能止渴”（《中東風雲》）。除了香港犁青先生，我好像還沒有看到有誰寫過這麼多、這麼好的反對戰爭、呼籲和平的詩作。
非馬先生對於人類生存環境的不斷惡化，也連連發出焦灼而又激憤的呼號。《羅網--為伯勞鳥請命》：“一個張得大大的嘴／是一個圓睜的网眼／許多個張得大大的嘴／用綿綿的饞涎編結／便成了／疏而不漏的天羅地網”。毫無節制地捕食野生動物，致使“珍禽異獸紛紛絕種”，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咀嚼聲中／人類竟發現／自己成了網中／唯一的異獸”。羅網本是捕獲飛禽走獸的，最終卻網住人類自己。這也許是人類始料不及的。人類如不保護生態環境，那就難逃厄運，必然自食惡果。此外，詩人還在《芝加哥小夜曲》等詩中，對于美國的種族歧視和民族偏見也發出不平之鳴。詩人這類滿懷憤慨的“仗義的怒吼”，能否喚起世人的普遍重視與應有關注呢？
古人論詩，反對直說，如唐代白居易主張“說喜不得言喜，說怨不得言怨”，而要托物詠怀，借景抒情。非馬先生的愛憎之情，也不是直說的，而是通過詩的意象顯露出來的。他的意象藝術，嫻熟自如，奇特精美，誠如他說：“比現代更現代，比寫實更寫實”。概括起來，主要有三個特點--
其一，新穎。創新是詩的生命，詩無新意，可以不作。非馬先生力主出新：“前人或自己已使用過的意象，如無超越或新意，便竭力避免。”他詩中的意象，的確新穎鮮活，戛戛獨造。如1973年甚為詩界激賞的《鳥籠》：“打開／鳥籠的／門／讓鳥飛／／走／／把自由／還給／鳥／籠”。許多詩人寫過這個題材，“鳥籠”已經成了禁錮自由的“牢籠”的同義詞，而沖破“鳥籠”則是爭取自由的象徵。非馬先生一反前人思路，獨出心裁地寫出“把自由／還給／鳥／籠”，而不是還給飛鳥，這就寫出了新的發現：禁錮他人，實乃禁錮自己；還人自由，自己也得自由。1989年他又寫了《再看鳥籠》，前面兩節完全一樣，只有第三節後兩字不同：“鳥籠”改為“天空”，即“把自由／還給／天／空”。雖然只換兩字，含義卻大有變化：空中一鳥被禁錮，整個天空都要失去自由（自然生態遭到破壞）。它使人想起一句俗話：“一人向隅而泣，滿座為之不歡”。詩的主旨由此成了保護自然環境了。1995年他第三次寫鳥籠，題為《鳥籠與天空》：“打開鳥籠的／門／讓鳥自由飛／出／又飛／入／／鳥籠／從此成了／天空”。字句稍有修改，并無大動，立意卻毫不相同：鳥籠非但不再禁錮飛鳥，反而變為保護鳥類動物、維護生態平衡的象徵了。三個鳥籠，三次出新，既不蹈襲前人，又不重復自己，充分反映出詩人孜孜不倦、堅執如一的創新追求。
其二，單純。《老子》說：“少則得，多則惑”。詩的意象，一般來說，以少為佳，以精為貴，不宜炫富誇多。非馬先生摒棄意象疊加、屋上架屋那一套。其詩意象，煉之又煉，精益求精，大都做到以少總多，以少勝多。單純不是簡單，應當寓有豐富，并使單純與豐富辯證統一起來。如《鼠》：“用一根／繃得緊緊的／失眠的神經／呲呲磨牙／／誰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它會／突然停下來／張大嘴巴／／喀喳！／試它們的鋒銳”。作品只寫老鼠磨牙，意象簡潔而又鮮明，但其內涵并不簡單。可從字面理解：寫的就是人所共見的鼠害；也可從象徵理解：所寫可以是心懷鬼胎、陰險狡詐的個體，總在算計他人；還可以是武裝備戰、侵略成性的國家，時刻準備出兵小試鋒銳，不過是其大規模為害的前奏。作品告誡人們：過街老鼠絕非無能，世人不得不防，不能不打，光喊是不行的。鼠類在磨牙，我輩要警惕。意象那麼單純，含義卻如此豐富。
其三，典型。文藝的基本規律，是以個別表現一般，以部分反映整體，即化大為小，以小見大。但這個別和部分必須具有一般和整體的本質特徵，能夠代表一般和整體。宋代曾鞏說過：“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蘇明允哀詞》）。非馬先生深諳此中三昧，十分注意精選典型事物、典型細節，創造不著一字、涵蓋萬有的典型意象，所謂“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靜物2》：“槍眼／與／鳥眼／／冷冷／對視／／看誰／更能／保持／現狀”。作品選取獵殺飛禽、槍眼對準鳥眼的一瞬之間，加以描寫，猶如攝影，剎那即成永恒。這個細節非常典型，意象極具普遍性。在槍眼、鳥眼“對視”之中，主動在槍，被動在鳥；鳥被槍殺，自然無法“保持現狀”；槍獲勝利，似乎“更能保持現狀”。然而，問題并非這樣簡單。詩人的提問，意味深長，促人思考。實際上，獵槍由人掌握，槍眼象徵人類，鳥眼自然代表野生動物，鳥被槍殺以後，生態失去平衡，環境受到破坏，人類最終也將難以“保持現狀”。詩人對於人類面臨的生存環境危机，憂心忡忡，焦慮難安，情在言外。可見，槍眼、鳥眼雖小，卻反映出人類生存的重大問題。詩的語言，異常凝練，一字增刪不得。
當然，詩集中的有些作品，稍嫌粗疏，餘味無多；少數篇章隱藏過深，讓人費解。但是，白璧微瑕，不是巨害。
北京
原載：世界日報(馬尼拉，2001.12.20); 華報(2002.3.15);
美華文學(2001年11-12月號)；曼谷中華日報(200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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