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知」與「行」的關係,歷來哲學家有不同主張,你/妳個人採取何種態度或立場?
為什麼?可以個人的親身經驗來說明。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在「知」與「行」之間,我抱持的是莊子這則故事所要告訴我們的態度。而儒者此處的風範,並不是對死亡無所懼,而是我「知」並且已經「行」,那麼無論何人以處死來質疑我是否有「行」,我既「知」且「行」,處不處死又與我何干?不過,要做到文中儒者所表現出的凜然風骨,勢必要抱持的是種知行徹底合一的態度,如此,才有可能,顯現出這種從容態度。
有一次西哲史期末考試的時候,楊世雄老師可能是身體不舒服,就走出教室外,向著天空思索了許久,背對著教室。班上頓時躁動不已,本來伺機作弊的,也就更明目張膽的直接走到朋友旁邊抄了起來。原本猶疑不定主意的人,受眾人影響,也開始小聲交談。只有相當少數的人,手指頭數不出來,氣定神閒的繼續寫考卷。雖然這只是很小的一件事,可是平凡如我,在這件小事情上,也可以像那儒者一樣,從容而心安。
至於原因,跟康德有很大的關係。在遇到他之前,我一直對我個人對不作弊的理由(我偶爾作弊可以得到那麼多的好處為什麼我從不這樣做?)感到困惑,而他的定然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則給了我清楚明瞭的解釋。他這樣說:『如果一行動之所以是善行,只為了它能成全另一行動,其律令即是假然(有條件的)。 如果一行動之善是在善本身,是意志遵循理性之所必然,其律令即是定然。定然律令不關注行動之目的及其可能結果,只關注行動的形式及其依循原則。行動之善是存在於心態,無關後果。』而我之所以不作弊,跟我會不會獲得懲罰、跟我會不會死後遭受審判、跟我是否會遭受良心苛責無關,也不屬於任何特殊利益(博取誠實的美名)、用意、目的(藉由誠實獲得快樂)。我不作弊純粹就是因為,不作弊本身與人的一種絕對價值,「誠實」相連結,我不作弊的價值,就是不作弊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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