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跟朋友討論到，是誰曾經說過：「大英帝國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原來是Lord Palmerston這位老兄說的。他曾經擔任過三次英國外相，兩次首相，1840年鴉片戰爭、1858年天津條約、1860年英法聯軍進攻北京，以及1853年發動克里米亞戰爭，英國入侵阿富汗，都是他的傑作。
「歷史似乎總是在重演」，連這句話本身也不斷地被復誦。柯南道爾（與Palmerston都是畢業於愛丁堡大學）筆下，福爾摩斯先生的好友華生醫師，就是在1881年第二次阿富汗戰爭中受傷回國的。英國人早在蘇聯之前100年，就吃足了阿富汗的虧，幸而老美已經幫他們討了面子回來。
早年Palmerston與維多利亞女王衝突甚多，女王因而稱他為「可怕的老頭」。他力主對俄開戰，甚至不惜捏造王夫亞會特是俄國間諜，因此王夫決定支持克里米亞戰爭，日後也因戰事的僵持不下，而讓Palmerston在1855年登上了首相的寶座。
這場戰爭是工業革命之後第一場現代型的戰爭，托爾斯泰曾經參加遍這場戰爭，他是炮兵，被英國人的新式槍枝打得躲在壕溝裡。
騎兵的好日子也在這場戰爭裡宣告結束。與Palmerston同為蘇格蘭老鄉的Tennyson曾經寫過一首詩：the Charge of Light Brigade，歌詠戰爭中兩次悲壯的、自殺式的騎兵衝鋒。法國陸軍元帥Pierre Bosquest則輕蔑地認為：「很感人，但這不是作戰」。
這場戰爭，英法聯軍運用輪船載運部隊，法軍則發明了對錶的方式來統一攻擊發起的時間。媒體（雖然沒有戰地攝影記者，但是有文字記者）則大肆報導戰爭的慘狀，連土耳其人都為這場戰事辦了好幾份報紙。事實上，克里米亞戰爭之中，英軍死亡2萬6千人，其中有1.6萬人是凍死的。維多利亞女王為了鼓舞士氣，不斷地接見戰場傷殘回來的軍人，南丁格爾則建立了後方醫院，後來又創辦了軍醫學校，傷兵死亡率由42%降到2.1%。
最後，拿破崙三世決定收手，Palmerston也順水推舟，戰事以和解告終。這場戰爭沒有解決什麼，否則不會有後來的兩次巴爾幹戰爭，只是頓挫了俄羅斯的擴張而已，不過它向世人展示了科技在戰爭中的決定性因素，也讓英國人相信自己的制度是優秀的。
迪斯累利對Palmerston沒有什麼好感，說他「是個濫竽充數的騙子，已經山窮水盡，充其量不過是瓶啤酒，而絕非是一瓶香檳」。克里米亞戰爭之後，女王對Palmerston的觀感也逐漸改變，到1865年他過世時，女王終於給了他比較好的評價。
他是英國政治體系裡的保守派，雖然他身在自由黨，卻一向有「改革制動器」之稱。他死後三年，狄斯累利與格蘭斯頓兩人，輪政近20年，成為英國政壇旗鼓相當的一時瑜亮。
這位被政敵稱為「傻瓜」的首相，卻有卡爾馬克思為他作傳。在1848年3月1日於下議院發表的演說，則成為曠古名言：We have no eternal allies and we have no perpetual enemies. Our interests are eternal and perpetual, and those interests it is our duty to follow. 「我們沒有永恆的盟友，我們也沒有永久的敵人，我們的利益才是永恆的和永久的，而我們的責任就是去追逐那些利益」。
這一年對於埃及也很重要。從1805年開始，穆罕默德阿里實質統治了埃及，他模仿了西方式的工業革命，推動埃及的紡織工業，卻以失敗告終。這是一場典型的第三世界國家的掙扎，有如中國的自強運動，阿里至在1824年聘請了法國的軍事顧問團，其中還有法籍軍官改信了回教，這只是他聘請西方人來教導埃及人該做什麼的第一步，後面還有無數的公司及團體。
可是，埃及的社會基礎不足以支撐這樣的大動作，而且他對於敘利亞的野心，也遭到英國及土耳其的遏制。他的統治在這一年（1848）結束，他的世襲王朝則延續至1852年。
阿拉伯「復興」運動，或者說「泛伊斯蘭主義」，是起源於埃及。從1860年代開始，埃及成為依賴理論的驗證地，棉花大量增產、蘇伊士運河於1869年開通，讓英國及歐洲緊扣著埃及不放。另一方面，「埃及是埃及人的」這種觀念也開始在尼羅河谷地傳揚，但是1882年爆發的起義，導致英國的直接佔領。
同年，穆罕默德阿赫米率領的伊斯蘭反抗軍「救主」（Mahdi）起事，又一位與中國歷史相關的人物在這場「叛亂」中登場。
此人即是1860年參加英法聯軍攻打北京，1865年又協助李鴻章組織「常勝軍」，消滅太平天國的戈登（Charles G. Gordon）是也。他在1870年代，前往尼羅河上游經營，建立一系列的殖民站，又成為蘇丹總督，致力於打擊奴隸交易。戈登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他在「救主軍」的圍困下堅守喀土木數個月，
首相格蘭斯頓遲疑再三之後派遣的援軍於1885年初趕到時，戈登已經戰死，自由黨政府因而垮台。
之後，保守黨政府花了十多年的時間，沿著尼羅河開闢鐵路，派遣間諜滲透當地、並以遠征軍逐步施壓，
齊欽納將軍率領的遠征軍終於在1898年，於尼羅河左岸的Omdurman擊潰「救主軍」，這場戰事後來打得輕鬆，英軍有6門巨炮，在敵人衝鋒的時候，可以好整以暇地開火，事後結算下來，英軍陣亡28人，而伊斯蘭軍隊則陣亡一萬一千人，有人形容「那不是打仗，根本是屠殺」，此役可以說是騎兵的最後一次表演，參與演出的，還有一位年方24的騎兵軍官，此人正是未來的英國首相邱吉爾是也。
電影史上，這事件被搬上大銀幕已經不只一次，上一回是1966年的《Khartoum》，直譯叫《喀土木》，中譯片名《血肉長城》，由卻爾登希斯頓飾演戈登，勞倫斯奧利佛飾演Mahdi。之前我寫的一部電影《關鍵時刻》，也就是以這次的事件為背景拍攝的。我初看這部片，原本以為普普，不外是「黑鷹計畫」的十九世紀版，卻因為得知邱翁的參與而改觀。原來，這部電影所採取的觀點，基本上是在回應邱吉爾以及之後西方的外交、戰略思考。
邱吉爾當時剛從阿富汗戰場轉調到埃及，急著想找仗來打，於是想盡辦法擠進遠征軍，並且把這一次戰役過程寫成一本戰史：《河流戰爭：再征服蘇丹的歷史紀事》。邱吉爾在書中認為「救主軍」的崛起，是因為埃及當局的高壓統治，而不是宗教狂熱主義。他也為英國在尼羅河谷的殖民政策辯護。
值得留意的是他的主張。邱吉爾認為，榮譽根源於結局的道德性：著重行為的實際結果，不問立意是否良善。因此，他根據「英國創造了好政府和繁榮的傑出工程」，而肯定英國在尼羅河谷的事業是值得稱道的。
Kaplan在《戰之華》一書中指出，邱吉爾支持殖民主義式的介入，提供當地住民安定和更好的物質生活，與今日主張道德介入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士，極為雷同。
Kaplan引述邱吉爾的話說，英國在尼羅河谷的殖民政策光明磊落，因為它「帶給各交戰部落和平、在暴力橫行的地方施行正義、斬斷奴隸的鎖鍊、取出土壤的富源、播下商業和學識的初期種子、提升整體民族快樂的可能性，並且減少痛苦的機率，還有什麼更好的觀念和更可貴的報酬，可以激發人類的努力？這行為是道德的、活動是令人鼓舞的、結果也往往是有益的。」這番話說得洋洋灑灑、冠冕堂皇，簡直可以給小布希拿來不斷引用。
當然，邱吉爾除了道德眼光之外，也有務實的一面，他認為，1896年衣索匹亞國王曼涅里克在阿多瓦擊敗來自義大利的入侵者，使得伊斯蘭基本教義派轉而攻擊鄰近的蘇丹，當時英國是世界的老大，因此有義務維護東北非的均勢，這才是齊欽納遠征的意義所在。
邱吉爾在書中主張，只要道德和戰略上值得，國家能力所及，對氣候、廣大幅員、當地交戰派系、該國整體開發程度偏低等障礙不存幻想，就可以展開軍事行動。前提當然是謀定而後動，準備要充分。
蘇丹戰爭結束的第二年，發生在非洲南方的布耳戰爭，英國人就沒有這麼輕鬆了，愛熱鬧的邱吉爾當然也不放過，而他在這場戰爭中，意外地成為俘虜。但這樣的遭遇並不意味著他在國家戰略思考上，起了多大的變化。對於歷史的熱愛，使得巴頓選擇迦太基人的路線，經由西西里入侵義大利，同樣的熱愛，使得邱吉爾念念不忘從巴爾幹半島重返歐洲。
在蘇丹戰役之前，邱吉爾派駐印度時，接受老爸的訓示，苦讀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因此主張，一個國家要繁榮，必須時時有個奮鬥的目標。由於羅馬帝國已經沒有別的世界可以征服，因此國家追求勢力的欲望便由藝術取代，活力也漸漸消退，「一旦沒有鬥爭和引動鬥爭的不安全感」，國家就會傾向頹廢。
小布希打伊拉克，或許可以視為是美國這個大帝國「活動筋骨、避免頹廢」的行為，當然，這樣想，實在很殘忍，對於戰爭中死去的伊拉克百姓也顯得不公道，但是，就讓我們回到最初，咀嚼起Lord Palmerston的名言吧。
有朋友問我，對於美伊戰事及反戰有什麼看法？其實我沒有什麼新的看法，該說的，早就說過了，也幾乎說完了。反恐也好，反戰也好，都是洋玩意，大家千萬要記得，不要以為會說英文，就可以成為主流的美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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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Lord Palmerston這位老兄在建築史上也有他的地位。
1857年英國的新外交部辦公大樓競圖案產生了復古主義與折衷主義的對立。在218件案子中，由Coe與Hofland所設計的文藝復興樣式獲得首獎，George Gillbert Scott的哥德式復古獲得第3名，但Scott以哥德式的優點說服了勞工部長因而獲得設計權。
當時本身也是古典建築支持者的首相 Palmerston出面拒絕Scott的哥德式方案，最後Scott只好採取折衷式的設計方式，找來了Digby Wyatt做文藝復興的細部。
圖片說明：邱吉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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