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看到去年Jim Carrey主演的The Majestic，讓我頗為感動，它包含了幾個主題，除了電影的魔力、小鎮濃郁的人情（裡頭的老人家都充滿了溫煦的善意及同情，也對比出大都市的無情），主要還是因為觸及了50年代由國會主導的「非美調查」這樣的一個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題材。
這一篇不是影評，只是一點感想。嚴格地說來，並沒有新東西。有人覺得這部片不怎麼好看，但是我看的時候，可為了其中幾段很肥皂的情節而大受感動。
例如，女主角立志從事法律工作的原因，「只是因為一部電影」。她述說11歲時，看了《左拉傳》（1937年奧斯卡最佳影片）這部電影，已經是大文豪的左拉，為被冤枉為叛國的猶太軍官德瑞佛斯，在法庭中雄辯的氣勢令她折服。
男女主角輪流背誦劇中左拉指控法國政府的辯詞：「我當著這個法庭，這個代表人權正義的法庭，在陪審團面前，在全法國、全世界的面前，我發誓德瑞佛斯無罪，憑我的聲譽，及為傳播法國精神而著作的名聲，我發誓德瑞佛斯無罪。若德瑞佛斯有罪，我願毀棄一切的名譽。他無罪…」
也許是因為，我沒有故事中的主角那種道德勇氣。
Jim Carrey不搞笑的電影不多，幾年前的《楚門的世界》，比這一部片深刻多了。但是這部片，自有它單純的感動，也可以看出Jim Carrey接戲的嚴肅原則。尤其它訴諸電影的魔力，電影院重開的那段場景，簡直就是活生生的美國夢，很天真，但我看起來就是喜歡，雖然它跟《新天堂樂園》比起來又遠遠不及。
總之，我不是因為它的藝術價值而喜歡它，而是因為它反映的那段歷史。
當年的好萊塢確實存在了所謂的「黑名單」，而且塑造出逼迫朋友互相出賣的恐怖氣氛，許多證人在調查委員會面前，被迫承認、或是宣布「脫離」共產組織，之後的數年，他們在社會上遭人唾棄，抑鬱而終。即使是大導演奧森威爾斯也遭到迫害，此外，無數的文化工作者、知識份子，甚至是主導曼哈坦計畫、做出原了彈打贏二次大戰的物理學家歐本海默，也難逃批鬥。就像美國版的文革，差別只在血腥程度而已。
所以，民選的國會也會成為一群暴君的聚會，民選的總統，也可能反過來出賣選他的選民，好像是柏拉圖說的，雅典的民主政治，也只是一種寡頭的政治，傑佛遜說過類似但更透徹的，暴君可能只有一個，也有可能是一百個。羅馬的歷史、法國大革命的歷史，乃至美國的歷史，都不斷地向我們揭露這個道理。
台灣的老百姓，往往會對自己所贊成、投票支持的議員、立委及行政首長不斷喝釆，並且原諒他們所犯下的一切錯誤，卻不能把同樣的標準用在敵對政黨身上。排除感情偏好，要求民眾絕對公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才會需要一份人權法案、一份基本權利清單，讓一個人在遭到社會上大多數人唾棄時，還能保有做為一個人應有的人性尊嚴。
一個古老的教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句話正隱含著某種公正的標準。這應該是我們學校裡教的公民教育的第一課吧。前兩天看到一部連續劇《九歲縣太爺》裡，一個客棧老闆娘對正要趕走門口乞丐的夥計說道：「人生有兩件事是說不準的，一件是坐牢，一件是討飯」。由於在下我的謀生能力欠佳，總有一種搞不好有朝一日會流落到街上討飯的憂慮，所以對這句話真是心有戚戚。希望現在開始，每遇「得饒人處」，就要能想到那個「有朝一日」。
媒體，我們可以用比較嚴格的標準去要求它們更公正，但是，觀眾本身缺乏公正，又怎麼能夠產生公正的媒體呢？
從前我們討論的公平正義，往往是指希望統治者對我們能夠公平正義，但是，我們自己身為「國家的主人」，我們是否也能夠多拿出一點公正來呢？
一個民主國家的公民，本來就應該負比極權國家的人民更多的責任。
在極權政治之下，人民能選擇的，只有反抗（這需要勇氣及自覺）、順從及呻吟，因為他們不能作主。但是，民主國家的人民，可以做的選擇更多，他們應該意識到為自己的決定及態度，負起更大的責任（這同樣需要自覺）。
當然，我們不能指望人民跟專業的法官及專業的媒體（指理想中的）有相同的公正及判斷力，我想，這也是我們需要這些專業人士及機構的理由之一。
但是，既然我們承認追求公平正義是人類的天性之一，就應該試圖地鍛鍊、發展它，而不只是任由偏好及激情來蒙敝我們的判斷。
最近的這些事情，剛好因為它本身反諷轉折的戲劇性，而可以對台灣的眾多公民們，產生較嚴肅、深遠的反省及自我教育。這也該算是一種營造「公民社會」的活生生的教材吧。
這篇文章在公事繁忙中匆匆寫就，典故不見得正確，也無暇去翻查，朋友中有研究的，歡迎來信留言糾正我。
圖片說明：The Majestic劇照
官方網站：
http://majesticmovie.warnerbro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