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的國際觀 【龍應台】
◎雅典在非洲嗎?
「天下」雜誌在二○○四年底做了一個「台灣人的國際觀」調查,得到這樣的結果:
約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道聯合國的會址在哪個城市。
約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道每年諾貝爾獎在那個城市頒發。
約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道世界最大的雨林在哪一洲。
約百分之六十七的人不知道新加坡的現任總理是誰。
約百分之六十的人說不出現任中國國家主席是誰。
約百分之六十的人不知道德國用的貨幣是歐元。
約百分之六十的人不知道剛剛辦過奧運的雅典在哪一洲。
這樣的數據會使人以為台灣人大多沒出過國門,但那就錯了,六成的台灣人有出國經驗,四成五的人還到過兩個以上的國家。自認為懂兩種以上外語的人將近四成。同時,覺得「在全球化趨勢下,瞭解國際情勢和趨勢」重要的,有百分之八十。
為什麼懂外語、出過國、認為國際知識很重要的台灣人,對國際的知識卻那麼少?
◎「雜碎」的國際報導
隨便哪一天,隨便哪一個新聞頻道,台灣人每天看見和聽見的新聞基本上只有三種:瑣碎的口沫橫飛的政治新聞,刺激的姦殺擄掠的社會新聞,還有大量的低智商「雜碎」新聞──小孩吞了一打釘子、女人的腿被緊身牛仔褲磨傷、男人的生殖器憋歪了、黃牛會笑、豬會爬樹、小偷偷了女人內褲摔了一跤……
如果瀏覽一下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那一天台灣幾個比較認真的電子報,尋找國際新聞,發現每一個報紙不超過十條。其中兩三條是政治的即時性新聞,譬如歐美協議如何處理伊朗核武的威脅,剩下的,全是台灣國內新聞的翻版,也就是說,所謂「國際新聞」其實大半是國際的鹹濕「社會新聞」:
美國強暴犯當庭槍殺法官。
麥可傑克森性侵兒童案繼續。
性侵幼童德國神棍被捕。
十三歲男童強暴女老師。
紐約警察受雇作槍手殺人……
想要知道今天世界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你只好花時間上外國媒體,譬如美國觀點的「紐約時報」:
英國的「非洲調查報告」出爐,要求每一個先進國家將外援大幅增加到國家預算的百分之零點七。英、法、西班牙都已做到,美國卻落後很遠。
敘利亞自黎巴嫩撤軍。
玻利維亞總統梅薩得到國會支持,繼續執政,但是政治情勢極不穩定。
美國法院判決,美國政府應對匈牙利猶太人賠償二戰間所掠奪的財產……
或者歐洲觀點的「法蘭克福匯報」:
歐盟準備限制中國紡織品進口,因為中國紡織品嚴重威脅歐洲經濟。
華人在柏林遊行,抗議中國政府的西藏政策。
伊拉克的經濟重建碰到很複雜的問題。
馬其頓大選被指控作票。
法國哲學家談車臣獨立的坎坷以及俄羅斯的霸權……
政治國際新聞之外,還有財經的和文化藝術的國際新聞,譬如專訪聯合國的經濟學家,評介巴西的小說家、伊朗的電影導演、古巴的音樂。
三月十二日的日本「讀賣新聞」網上有二十條國際新聞;新加坡「聯合早報」網上有八條國際新聞,加上轉載十五篇與國際有關的報導。
對比之下,台灣媒體全面地缺少國際面向:國際新聞的量非常少,而在極少量的國際新聞中,不是姦淫擄掠的聳動「雜碎」就是瞬間發生的事件。事件之前的歷史脈絡和深層意義,事件之後的思潮形成和可能影響,事件與事件之間的抽絲剝繭等等,卻毫無深掘,更無討論。
不知道雅典在哪一洲,不知道雨林在哪裡,不知道胡錦濤是誰──這樣的不知道,我們的台灣真的承受不起。弱者沒有無知的權利,無知會招來懲罰。
◎全球公民意識
台灣不少有遠見的人,在大聲疾呼「國際化」的重要。但是「國際化」不經思索就被簡化為「學英語運動」;要把英文變成「官方語言」的說法更是直接從陳水扁的口中說出。英語運動鋪天蓋地,漢語都還講不好的幼兒開始上密集的英語課。其中隱藏的邏輯是,英語好,就有國際觀,就能與國際接軌。
國際觀,與國際接軌,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回到三月十二日的報紙。許多西方的重要報紙都特別開闢「學生版」,引導十來歲的中學生關心公共事務。「紐約時報」的學生版比較淺顯,德文「時代週報」的學生版比較深入;三月十二日的新聞主題之一就是南亞海嘯。
學生先讀一篇聯合國經濟顧問薩賀斯的專訪。薩賀斯的主要觀點是,海嘯或地震種種自然災難事實上不僅只是自然災難,受害的輕重與人為因素有關。譬如同樣一場加勒比海颶風,同樣的威力,在貧國海地死傷上萬,在彼岸的邁阿密卻只有十來個人死亡。預警系統的完備、房舍的堅固、政府危機處裡的效率、災後重建的財力和救濟網絡,在在都凸顯全球的貧富差距,因此富國對窮國有協助的義務。薩賀斯批評聯合國做得不夠。
由南亞海嘯引出全球貧富問題,由貧富問題引出對聯合國計畫的檢驗。緊接著中學生會看到這樣一個對照表:
給學生的討論命題是:
1、南亞海嘯和貧富差距有什麼關係?
2、西方國家有責任嗎?為什麼有責任?或者貧國之間也缺乏統整?
3、除了政府以外,跨國企業的責任可能會是什麼?
4、比較聯合國的目標和薩賀斯的批評。你覺得他的批評合理嗎?為什麼你這樣認為?
這是德國的中學生所看的報紙,所討論的議題。在一篇報導中,中學生認識了亞洲,認識了貧國與富國之間的互動關連,認識了全球災難中自然和人為的因素,認識了聯合國的體制運作,認識了富國對地球村的道義責任。事實上,這樣一篇國際新聞是在培養下一代的「全球公民意識」:我們在地球這一端吃的食物、穿的衣服、呼吸的空氣、製造的垃圾、發展或收斂、激進或保守、掠奪或放棄,每一個動作都和萬里以外另一端的人們有最緊密的關連,彼此的作為互相影響,而且最終要共同承擔後果。
有了這種超越國界的公民意識,人們對於自己國內的事務就有不同於以往的評斷標準。所謂國際化國際觀,所謂與國際接軌,指的應該是這種「全球公民意識」的建立:對於其他國家的歷史和現狀有一定的認識,對於全球化的運作和後果有能力判斷,對於人類社區的未來有所承擔。
有足夠的知識、能力、承擔,去和全球社區對話、合作、做出貢獻,叫做國際化。
◎將燈泡黏到牆上
這種知識、能力、承擔,這種「全球公民意識」,和學習英語,是同一回事嗎?可以相提並論嗎?英語說得流利,就有了全球視野嗎?
一個來自沒水沒電的山溝溝裡的人第一次進城,很驚訝看見水龍頭一扭,就有水流了出來。很驚訝看見牆上的燈泡,一按就有光。於是他設法取得了一節水龍頭和一個電燈泡。回到家裡,將燈泡黏到牆上,將龍頭綁在棍上。結果燈不亮,水也不來。一個北方荒地的人走過南方沃土,看見一片蔥綠豐美的樹林。他把樹全砍下,把樹幹像棍子一樣一根一根栽進他的荒地裡。等了一年,沒有樹林,只有棍子。
燈泡何以發光?因為燈泡後面有一套細密的電路網絡;水龍頭何以出水?因為水龍頭後面有一套完整的供水流程;樹幹何以成林?因為樹幹下面緊連著一套環環相扣的生態鏈結。語言何以啟蒙?因為語言後面有著一整套幽微細緻、深奧繁複的思想系統。我們知道沒有後面那個無形的網絡鏈結,燈泡不發光、龍頭不出水、樹幹不抽芽,但是請問,為什麼我們認為英語會帶來全球視野和國際觀?
英語,當然非常重要,因為對於非英語人而言它是一個簡便的萬用插頭,放在旅行箱裡,到任何一個城市都可以拿出來,插上電。但是,我們不能因此以為電的來源就是這萬用插頭。事實上,插頭不能供電,英語也給不了思想和創造力。
英語會變成一個強勢語言,是因為在英語的世界裡出現了累積了強大的創造力:用英語思考的人寫出了「大憲章」,發明了蒸氣機和電燈,發動了成功的革命,船堅砲利無所不克,萬商出動縱橫海上,訂下了民主規範,領先了科技的發展,又在思想藝術的領域裡出類拔萃。是創造力造就了語言的強勢,不是語言帶來了創造力。
從叢山峻嶺中一縷溪流,千曲百折匯集成大水,轉化成能源,再經過無數精密的設計,最後我們客廳裡的燈泡亮了。可是光的來源是什麼?不是燈泡,不是插頭,是那起自叢山深處的整套過程。我們要培養國際觀和接軌國際的能力,必須從那大水的起點、民族創造力的源頭去尋找,絕不是去買個燈泡,拿回來黏在牆上而已。
◎中國,放在哪裡?
在「天下」的調查裡,百分之六十的人不知道中國的國家主席是誰。
美國人、馬紹爾群島人、千里達土八哥人可以不知道,但是台灣人,沒有不知道的權利,因為,中國事務關係台灣的生死存亡──兔子永遠應該知道老鷹在哪裡吧?
今天的台灣人所了解的中國,除了國民黨過去四十年所塑造「萬惡共匪」的圖像之外,除了這幾年來民進黨所強化的「中共鴨霸」的形象之外,還有什麼呢?不是說中共政權不「鴨霸」,而是說,對於這麼龐大的一個國家在新世紀的「崛起」,它歷史的悠遠曲折、文化種族的多元、市場力量的舉足輕重、政治情勢的複雜微妙、對全球發展影響之巨大深遠,我們怎麼可能只用海峽這一岸的單一角度去看它?且不說中共不等於中國,而中國的一舉一動,對整個亞洲、對美國、對歐洲和俄羅斯、對第三世界都有所牽動。台灣人面對中國,怎可能不放在一個全球的大拼圖裡頭去看?
如果用全球視野,我們就會發現,了解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不能繼續用國民黨時代的「匪情分析」,也不能繼續今天民進黨時代的「兩岸關係」去看它了,中國的「崛起」,不管我們對它有多大的意見,是一個重大的國際現象,一個不可忽視的新的國際趨勢,台灣人也必須像任何其他「正常」的國家──法國、瑞典、馬來西亞、新加坡等等──一樣,認真而嚴肅地去研究它、深刻而客觀地去了解它,這是理性的人面對任何重大事件時本來就該有的基本態度。除了兩岸嚴峻對峙的角度之外──這是我們目前唯一的角度,還有國際政治的角度,還有全球經濟的角度,還有極為複雜的文化和文化產業的角度,還有波瀾壯闊的超越政治的學術角度、還有永續生態環境的角度、還有非政府組織公民運動發展的角度……
如果今天國際化的整體趨勢之一是,各國都在調整自己的位置,加深它對中國的觀察研究和接觸了解,台灣是不是反而執意地將自己排除在這個國際趨勢之外呢?把自己排除在國際之外,我們贏得什麼呢?
與國際接軌指的是,我們不但要把自己的國內事務放在全球的格局裡去思索,我們也必須將自己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放在全球的格局裡去判斷,必須將中國放在全球的大趨勢、大版圖裡去做最深刻、最冷靜的認識。否則,已經處在夾縫裡的台灣就是自己將自己「隔離」掉了。
◎無知會招來懲罰
國際化,核心的意義可能不是在學英語,而在精深嫻熟自己的語言,精深嫻熟到一個思想透徹、創造力爆發的程度。國際化可能不是在送小學生出國留學,而在於使台灣的每一所學校都是「國際學校」,裡頭的每一個老師和學生,英語可能不是太溜,但是關心國際事務,「全球公民意識」成熟而自信。國際化可能不是在舉全國之力進行「本土化」,而在於把「本土化」的任何舉措放在全球的視野中檢驗。國際化可能不是劍拔弩張的「去中國化」,反而是把「中國化」當作一種全球優勢來吸納融會。
不知道雅典在哪一洲,不知道雨林在哪裡,不知道胡錦濤是誰──這樣的不知道,我們的台灣真的承受不起。台灣很脆弱,因為很脆弱,所以不得不懂得比別人多。弱者沒有無知的權利,無知會招來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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