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載於《幼獅文藝》零九年十二月號)
約莫九月底,幼獅的編輯打了通電話給我,當時我剛睡醒,意識有些矇矓,聽見溫德斯要來一事,只簡單的說聲沒問題。但當我掛下電話,開始在床上意識到這不真實的感覺,後來整天,心頭都盤旋著這件事情。
說也奇怪嗎,那「即將可以見到偶像」不真實感,居然也僅存在於這麼一天。隨後,雖然每天也會想到這事,但是那轉換成非常真實的情緒:我會想問他什麼問題呢?當時我正替某雜誌寫電影專欄,剛好已經連寫了四篇溫德斯(事實上,我一整年下來,寫了大概有七篇溫德斯相關)──越這樣回頭去看自己寫的文章,越是發現溫德斯還有太多可以寫,可以問可以講;若是問太過單一的問題,某部電影的某的場景角色音樂,當然可以,但我更想找出切中核心的「命題」。那時候還以為能夠有專訪,滿心期待的同時,主辦單位傳來恐怕只能聯訪的消息。於是刪了不少問題。到最後,只留下兩個問題,其他看場面再說吧。
是否應該再讀一次溫德斯的電影書,再聽幾次原聲帶,再看幾次經典場景,把它們全都融進心中,但我什麼都沒做。溫德斯來台時間確定時,我已經沒有任何不真實的感覺,相較於興奮,應該說是一種愉悅。當真實美好來臨時,所能期待的,就是去經驗吧。
˙從孤寂到愛,以及Coldplay
媒體記者會當天,翻開報紙,(其實也不用翻開),溫德斯前一晚在師大夜市勘景的照片躍然頭版。那真實的感覺越來越近,疏離的緊張越來越遠了。
溫德斯是真的來了。
我找了第一排的座位,身旁正常的熙攘來往,誠品敦南B2場內放著「巴黎德州」的配樂,Ry Cooder以藍調吉他聲迎接著溫德斯。在那麼一瞬間,心頭有一緊的感覺,突然的一些片段浮上眼前,我所看過的溫德斯訪談,我所聽過與見過的文德斯創作,剎那間吸走了我的注意力。那一刻的恍神,凝結住了我所有的私人情緒,之後,我突然非常非常的平靜。似乎看不見眼前的攝影大哥,看不見不斷湧進的媒體,當然也看不見台北市長。耳朵裡的巴黎德州,漸漸淡出,我感覺到鎮定。
而溫德斯走進會場。披著長大衣、腳踏耐吉黑色跑鞋,招牌的長髮與大眼鏡,笑容可掬。
那一刻的平靜非常奇妙,我座位前約有十幾台攝影機與照相機,閃光燈與快門此起彼落,我卻只看得見溫德斯。我專注的望著他的每一分神情,不為了什麼,只是專注而平靜。全場掌聲響起,他顯得非常從容自在。收過了市長贈禮,那個他指定要的空箱子,「『一頁台北』的秘密,都在這個空盒子裡」,他拿著箱子表示。
把平面媒體聯訪安排在餐廳,是個尷尬的選擇。幸虧沒有太多嘈雜。我坐在「一頁台北」導演陳駿霖的位子旁,以為那是我可以最靠近溫德斯的一次。我討厭聯訪的原因:沒有獨家。就算問了好問題,還是會被報章網路等較為迅速的媒體先發佈。此時您手上的月刊,應該是十二月號了吧。
一開始發問的主題,還是環繞著溫德斯為何願意擔任監製,以及對「一頁台北」的感覺,「我喜歡這個點子:整部電影都在夜晚中進行著,真正的清晨只出現再電影的最後一幕……」「有一點很好:導演不是完全在地的人。他會有自己對於城市特殊的洞悉與觀察,我特別欣賞這一點。」(陳駿霖為華裔),「我跟陳駿霖,都對於城市有著特別的情感。這也是我願意監製的原因之一。」
接著出乎意料的,我發問的機會還挺多。而且我問的問題,跟「一頁台北」都沒什麼關聯。
在一九八二年坎城影展期間,溫德斯拍攝了「666號房」,邀請幾位當時一流的導演,談關於電視文化如何影響了電影,而電影將何去何從。如今過了幾乎四分之一個世紀,我好奇溫德斯如何看待這其中經歷數位化的過程,以及他對於電影的看法與前景觀察。
「在當時,大部分導演都秉持著悲觀的態度,唯一較樂觀的,是安東尼奧尼。他認為電影將會改變,而我們也會跟著它改變。我們並不知道後來會有這麼多數位化的事物出現,它們讓電影得以持續生存。如今我對於在地電影、地區性的電影,各種類型的電影都抱持很高的希望,在上個世紀,這些電影式微到瀕臨絕跡。我想這部份要感謝數位的影響力,讓今天的我們能夠享有電影這尊榮的方式,不僅讓觀眾得到娛樂,也在其中傳達了信息。我絕對看好電影的未來。」
身為德國乃至歐陸最棒的導演,又是如何看待如今的德國電影及歐洲電影?
「在七八零年代時,德國電影是非常艱辛的,市場占有率低,大部分市場都被美國電影瓜分,在義大利或其他地方也有類似情形。當然後來歐洲電影有著更強大的勢力,但絕不是一天造成的事情,也不只能憑一部影片的成功,你得去對觀眾再教育,去整合本國電影與外來的聲音。這讓我聯想到台灣的導演們在國外大放異彩,在家鄉卻無法有足夠的觀眾,德國七零年代時也是如何。我想這需要一些程序和時間。」
由於看過「慾望之翼」的花絮,對於溫德斯和編劇彼得漢克之間交流構成劇本的方式著迷非常,於是問了他是否近期還有和彼得漢克合作的可能性?
「我正在和彼得漢克合作一個新的腳本。將會在德國取景,我們仍在寫作構思中,現在論及內容還有點太早。但我們投入許多熱情與精力在其中。他是我最好的老朋友,我們已一起做了四部電影。」
但他並非一般制式的劇作家對吧?
「他不是,但他自己也拍過三部片,曉得劇本該是怎麼樣的,如何讓形式轉化成劇本而非小說,我想他能做得很好。」
如果,要以三個詞來形容您的電影風格,您會選用哪三個詞?
「如果是你,你會用哪三個?」溫德斯看著我反問,那是一種非常溫和中帶著期盼的眼神。他還伸出手指頭幫我數。
我告訴他,我會選「遺失的」,「家」和「孤獨」。
「嗯,隨著我越來越老,我如今會用『愛』,『追尋』和『認同』。」
呃……那是您現在的答案吧?若是之前呢?
「之前會比較接近『孤寂』吧。但我已經渡過那段時期了。」
最近是否仍有寫作計畫呢?
「是的,那將會是一本類似《一次》的作品。」
跟那麼多音樂人合作過,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次呢?
「和許多年輕的音樂人合作過,但最令我難忘的卻是最老的音樂人。『樂士浮生錄』裡八九十歲的阿公阿嬤,所擁有著渾身天成的幽默感,總讓我不覺得這是在工作,那裡頭有太多能量,讓我忍不住再去拍他們一次。」
平常聽很多唱片吧?願意與我們推薦幾張最近你的愛碟嗎?
「……太多了,每天都會聽三到四張專輯,很難說哪個是最近的……最近一張讓我印象深刻的,Coldplay吧,但那也是幾週前的事情了。你知道有一個加拿大的唱作人……名字是……我突然一時想不起來,等下告訴你……」
當眾人把錄音筆收起,我帶上耳機測試剛剛的收音,溫德斯很親切的問我,「還行嗎?」,我點點頭,就要臨走之時,他突然過來跟我說,「我想起來那個歌手的名字了!」我沒想到他居然還記得這件事情。
走出場外,我抽著菸,思索著我似乎也得到了專訪的答案。溫德斯與彼德漢克將會再次攜手,他正在寫另一本書,他早年的「孤寂」到如今的「愛,追尋與認同」,以及Coldplay。手上拿著溫德斯簽名時也讚嘆的的日本版「慾望之翼」海報,我一時怎麼也想不起來那加拿大歌手的名字。山姆什麼的…….
實在糟糕啊。沒聽清楚就再問一遍嘛。
˙領帶情緣的一次
「你們今天應該不會得到什麼建議。」溫德斯開場便如此說。「唯一的建言大概是,天氣不好時,不要上去101,什麼都看不到。」
10/30是所謂的簽講會。大師說說話,然後替大家簽名。這是大師訪台的首次公開活動。
話題來到城市與電影。這大概會是這幾天的問題核心吧。
「電影跟城市本來就是息息相關的。所有的大城市都跟電影同時共生。城市不僅是一個背景,它本身就是一個角色,它們是有個性的:有些城市像是幫派,有些城市是佳人,有些城市是無聊老頭…..你們接著要問我台北是怎樣的城市對吧……」
「台北是個優雅的淑女。很親切,雖然它是個亞洲城市,卻有著特殊的弛放感。」
「每到一個城市,我會試著去了解那裡人們的生活,地理等,想要拍攝關於城市的故事時,這個故事便『非得在這個城市發生不可』,作為導演,非得先愛上這個城市不可,對城市『本身』就有感覺──故事或主角都還尚不需要,要讓城市呈現在電影的最前面,而非只是背景。」
「我非常喜歡看城市的地圖,我會看著地圖研究地鐵道路與區域,然後自己去逛,一定要逛到迷路,但迷路也至少知道自己在哪個區域迷路了。若真正完全的迷路後還喜歡這城市,就去拍攝它。如果迷路後不喜愛,也許就不拍了吧。」
「我希望『一頁台北』能夠讓巴黎的人們看了之後,都想來台北。電影是有這個力量的。在看過『樂士浮生錄』或『里斯本的故事』後,很多人真的就去了哈瓦納和里斯本。『一頁台北』會是一部充滿誘惑而性感的影片。」
簽名時間,可說是溫德斯私藏品展示會;有「巴黎德洲」的LD、裱框的海報、各年代的原聲帶,還有中英文溫德斯著作。溫德斯表示人人有份,主辦單位雖然也規定只能簽一樣東西,但基本上,只要聽眾手上拿著的,他都簽。
我拿了《一次》和「慾望之翼」法版原聲帶給溫德斯簽。一見到我,他便說「喔,對,你是那個問很多難題的人!」我很不好意思的跟他點點頭,並表達對他來台的感謝,「我得說這是我的榮幸。」他不疾不徐的說著。簽完名他與我握手,看著我的窄版領帶說「領帶不賴喔。」──當下二話不說,我摘下那條棕色領帶遞給他。他看了看,「不錯耶,很容易戴……我今晚就會戴。」
那條領帶的價值瞬間變得無限奇妙。而我與溫德斯的一次,發生在這領帶情緣。即便只是那麼多的城市中,小小的一次,一個瞬間小小的窄版領帶。 我感到我是能夠被記得的。
˙溫德斯VS 侯孝賢
溫德斯與侯孝賢已是舊識。前一天晚上溫德斯便說「二十年前我就和侯孝賢一起在東京喝過酒,他很害羞,而我也很害羞。」
對台灣影迷而言,如此高檔次的對談,塞爆了政大傳院劇場。由於溫德斯堅持搭捷運,所以活動稍有延遲。我坐在第四排。後來溫德斯進場時,他的視線是可以直接掃到我的。事實上他還跟我比了一下打領帶的姿勢。
座談內容已獨家包給某家平面媒體。在此擷取某些我印象深刻的內容來說說。
兩位導演分別都有在國外拍片的經驗,如何去了解一個陌生的地方並拍攝呢?
溫:「自很小我就想離開家鄉,去看看別人的生活別人住的地方。在還沒有去一個城市前,我會仔細的研究那地方的地圖。如果我出身在電影還沒出現的時代,應該會成為一個地圖繪者吧。透過地圖,我能夠產生許多想像。以一個外國人的角色,去自己走,用自己的觀點去拍,是很重要的。」
侯:「影像呈現的就是生活的細節。如何去設定角色,想像那樣的角色會有什麼職業與身家背景,會住在哪一區呢,這樣子去打造出角色的原型。了解『演員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當然對於演員本身的背景理解也是很重要的。」
溫:「相較於侯導演的『角色出發』,我應該更多是『城市出發』(city driven)吧。」
給年輕人的拍片建議?
侯:「拍片基本上是一種『技藝』,唯一的方式就是去做。差別在於自己的成長期,不斷的做,才會發現自己的歸屬。一定要從現實來。現實是必經的。」
溫:「你可以從看電影這件事學到很多,或許還不夠多到讓你懂得拍片,但那是很叫人興奮的。當我有一台攝影機,而在機器前事情不斷的發生,那時候還沒有人教我去喊『卡』或怎麼『卡』,於是我就讓它一直跑。對於拍片的渴望必須像是一根蠟燭,你點燃了它,但你還必需學著如何把它傳遞給其他人,給你的工作人員,給配樂的人,給攝影師,讓它持續不斷的發著光。」
對於紀錄片與劇情片的看法。侯導與溫德斯非常有志一同的在「真實」上表述。兩人都表示,在手法上沒有太多的差異,主要是呈現。侯導表示記錄片是呼喚真實,電影是再造真實,「再造真實不是真實卻等同於真實。」
「在我和侯導的電影中,角色的呈現更像是在紀錄片裡的狀態,人物不像演戲,更呈現真實。」溫德斯如是說到。
從木柵回到市區的公車上,我開始意會到這兩天的經過。我以為這一切會很不真實,卻沒有這樣的感受。也許是因為,溫德斯本人確實已經跨越了某種孤寂與疏離的年代,體現出的特質,是更為從容而真切的誠懇。在追尋的過程他已經擁有了愛,以及認同,他依舊手執著那把蠟燭,使其發光,而他的表情會是微笑的。
聽完兩位導演的對談,隔天我便從台北返回花蓮。回鄉的路上,我想起一種情境:曾經好幾回,我都試著在熟悉的城市裡當一個過客,而我期待用全新的方式認識它。回想起溫德斯所說的城市迷途,以致愛上一個城市,我找了間咖啡店,上網路找了花蓮市的地圖。那一切如夢似幻的真實與再現,在故事尚未完成以前,我們已經了然於某種認同。那是給城市給我們的禮物,也是我們給城市的禮物。拿出巴黎德州原聲帶,按下播放鍵,我想起了那一條窄版領帶,和溫德斯的帶走的空盒子。
照片來源:原子映像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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