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周金波是活躍於1941-1945年間的台灣作家，是台灣留日學生，學成歸鄉後主要以日文寫作，在《文藝台灣》等刊物發表作品。
在傳統上，周金波被評價為支持皇民化運動的作家，也因此被貼上了為「殖民政權喉舌」的標籤。九○年代之後，有某些研究指出周金波並不是純粹為殖民政權背書，其作品中也有「很不皇民」的成分。
但無論是哪一派說法，均只是以某些孤立篇章做討論基礎。本文試圖透過對周金波小說的全面探討，討論這樣一個「留日、歸鄉」的作家面對日本與台灣兩股文化時產生的思索，並以其認同掙扎來側寫當時某一批知識分子的心理狀態。
這份研究將以文本分析為主、文獻回顧與理論思考為輔的方式進行，文本則使用前衛出版、中島利郎等編著的《周金波集》(其為周金波最為完整的中文譯本)。
你問我立場，沉默地
我望著天空的飛鳥而拒絕
答腔，在人群中我們一樣
呼吸空氣，喜樂或者哀傷
站著，且在同一塊土地上
不一樣的是眼光，我們
同時目睹馬路兩旁，眾多
腳步來來往往。如果忘掉
不同路向，我會答覆你
人類雙腳所踏，都是故鄉
──向陽〈立場〉
一、 作品中的光譜或光譜下的作品？
如果說文學作品能夠反應一個時代，那要解讀戰爭期的台灣文學無疑對我們理解台灣的歷史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強調反抗意識的台灣新文學史裡，周金波時常因其支持皇民化運動的姿態而被忽視 。
無論我們在道德上或政治上如何譴責「皇民作家」們，他們的存在是事實，少了他們的台灣文學史就不是完整的台灣文學史；刻意忽略他們的作品，對歷史是便是一種不誠實的扭曲與建構。因此，我覺得對於周金波的探討是必要的，而且具有十分正向的意義。這篇文章便是以上思考的一個初步展現。
周金波生於1920年的基隆，自十四歲開始便定居日本，直至二十一歲那年從日本大學齒科畢業，才返台繼承家中的醫院。1941年，本文探討的是他包含處女作〈水癌〉在內，依序發表的〈志願兵〉、〈「尺」的誕生〉、〈讀者來信〉、〈氣候、信仰和宿疾〉、〈鄉愁〉、〈後方的來信〉、〈第一信〉、〈助教〉、〈無題〉、〈惡魔的使徒〉十一篇小說。
第一篇比較完整的周金波專論，是發表於1943年辻義男的〈周金波論─以系列作品為中心〉 ，其以「激越」為主要論點，探討周金波小說技巧的成敗。在文末，他總結地給予周金波頗高的評價：
在〈鄉愁〉這篇文章以前的周金波，因為感情激越，以致往往把自身和週遭都迷失掉了。直到〈鄉愁〉的暗夜行路，才開啟了周金波的作家之眼。這種轉變從〈書迷的信〉的摸索開始，到〈鄉愁〉時逐漸有所超越。
光復之後，周金波被冠上了「皇民作家」的封號，認為他屈從於殖民者而不見容於台灣的文壇。他停止了文學活動，連作品也不曾被翻譯出版 。少數提及周金波的文章都是與「皇民文學」有關的論爭 ，其中也僅見意識形態的評價而不見文學層次的分析；而且這些文章幾乎只提〈水癌〉與〈志願兵〉兩篇最早期的作品。
直至九○年代開始，才開始有零星的周金波研究。垂水千惠〈台灣作家的認同意識和日本──周金波的近代觀點〉 認為，周金波是以一種「領導者」的姿態來敘事，周金波的認同「皇民化」，實是認同「近代化」，而他的小說與隨筆也有意無意地透露了認同意識被撕裂的痛楚。星名宏修先在〈「血液」的政治學──閱讀台灣「皇民化時期文學」〉 提及內地人與臺灣人面對「血統」時不同的態度，進而衍伸出戰爭期文學中「志願血書」中蘊含的權力關係；後又有《再論周金波──以「氣候與信仰與老病」為主》 ，認為該篇小說顯示了周金波複雜的認同情結，並提出周金波向台灣鄉土轉向的看法。而中島利郎則在〈周金波新論〉 、〈「皇民作家」的形成──周金波〉 兩篇文章之中，論證周金波不是一個皇民作家，而是一個「愛鄉土、愛台灣」的作家。
台灣方面的研究，取徑大致上沒有超出上述以外。王郁雯〈台灣作家的「皇民文學」（認同文學）之探討──以陳火泉、周金波的小說為研究〉 、石川香代子〈周金波〈志願兵〉析論〉 均屬之。他們均圍繞著「認同」來展開討論，且也集中於〈水癌〉和〈志願兵〉的討論。近年最具有啟發性的研究是莫素微的〈鄉關何處―─周金波的殖民地之旅〉 ，本文以佐藤春夫和周金波做對位分析，說明〈鄉愁〉中之主角「以被殖民者之身承載殖民者之眼」的特殊處境，對文本的分析精采絕倫；其後，又有〈現代化與公民化──由周金波〈水癌〉中的醫療主題出發〉 ，從「醫師」這個特殊位置一路尋索，竟能牽引開衍出國族權力布置的討論，並且解釋了周金波(及其他支持皇民化的作家)對「皇民化」、「現代化」、「公民化」等概念的糾結。
綜覽上述研究之後，我們可以發現仍有若干研究盲點；因此，在本文之中，我建議以下列三個要點作為討論原則。
首先，是對於價值判斷的執著。當研究者們在爭論周金波「究竟是不是一個皇民作家」的時候，無論正方還是反方，都含有某種民族主義式的假設；質言之，他們大多將「皇民」直接連結為「叛徒」、「漢奸」，將周金波「除罪」或「入罪」。但以一種更高視角的社會學眼光看來，各個「民族」「國家」其實都不具有必然的神聖性，因此，我主張在討論作品時，拋卻掉這些價值判斷。我們可以討論作品座落在光譜何處，卻不能帶著某種光譜的邏輯去解讀作品。
第二點是要將作家的作品系列想像為一不完滿的整體。這蘊含了兩個層次：「整體」是強調我們不能單憑少數作品斷定一個作家，而需整體觀之；「不完滿」則是承認作家是人，在複雜的內外在因素交錯中，他會思索、掙扎，也會犯錯、自我矛盾。因此，我並不試圖發展出一個可以解釋所有作品的模式，即便周金波作品數量不多，粗暴地「一以貫之」也將流失許多細膩的東西。
最後，我將嘗試在作品系列的脈絡下，對個別作品做文本分析與比較，而不以「議題」作為切入點。誠然，過去台灣文學議題式的研究方法獲致了豐碩的成果，他們幾乎頃全力在注意作品「說了什麼」；我希望我還能多關照到技巧層次的討論，作品「怎麼說」也是重要的文學問題。我相信文學的形式與內容是互為表裡、密不可分的整體。
二、 正確的堅固與空洞
──〈水癌〉、〈志願兵〉
1941年，二十一歲的周金波寫下了他的第一篇小說〈水癌〉。其時，他正要從大學中畢業。在思想上，〈水癌〉支持皇民化運動的姿態是無須多做爭辯的 。雖然〈水癌〉發表在《文藝台灣》時獲致了不錯的評價，但正如中島利郎所指出的，觀察這篇小說的重點即在於周金波尚未畢業回台，還沒開始「做同胞的心病的醫生」的生涯 。
也因此，整篇小說基本上洋溢著一種純真、理想性高昂的筆調。辻義男認定〈水癌〉是一篇控制不了自身「激越」的失敗之作，乃是作者技巧不足所致。閱歷不足或技巧不足兩種說法我基本上都同意，但更細緻地觀察文本，我認為所謂的「技巧不足」更精確地說是敘事策略的失當。周金波小說裡的敘事者通常很少是完全密接的第一人稱鏡頭，多少會疏離於情節或其他角色情緒之外。〈水癌〉表面上看來雖是第三人稱的「他」，實際上讀者卻是完全貼著牙醫師「我」來思索、說話、診療的。因此這篇小說與其所欲描寫的對象缺乏距離感，時常出現像這樣刻板而缺乏寫實感的口吻：
他反倒在腦海中很快地描繪當著那少女屍體面前，而且只在眾人在場時候唸唸陳腔濫調，流著一擠就出的眼淚又哭又嚷的一場情景。把一切的一切按照公式悲嘆的日子過去，孩子的屍體安葬就緒，大概是兩三天前的事吧。而她的母親就已經熱中於喜歡的賭博了。
這一點，在〈志願兵〉的處理上就細膩得多了。敘事者「我」在小說中擔任著一種穿針引線的功能，讀者透過「我」的眼去看張明貴與高進六的互動，但「我」卻很少表示意見。這種以「演出」代替「說出」的手法，無疑是一種更為冷靜高明的敘事技巧。
〈志願兵〉的主軸是張明貴與高進六之間的五次爭論。他們兩人都同意，成為日本人是必然的，但是在「方法論」上起了爭執：
「我們兩人在明貴去東京以前就訂了同樣的目標，現在這個目標還是沒改變，議論的時候已經互相確認誰都沒有錯，但是搞不清楚的是達到那個目標所必須經過的路程……」
結局是張明貴向高進六道歉，似乎是單純地堅持信念的平民壓倒了思考過多的知識份子；暗示了皇民化是不必思考、必須執行的「正確之道」。周金波本人的演講也證實了這點 。然而，正如前面提過的，作家會思考也失誤，無論有意無意，周金波在〈志願兵〉裡的姿態已經不像〈水癌〉那樣激昂了。回台半年以後的周金波，支持皇民化的呼聲變得更加完滿成熟，卻隱隱然有那麼幾絲絲的不確定。小說以一種完全不像是「協力國策」的壓抑筆調開始，與張明貴的理論反省和高進六的激情相比，默默無聲的「我」卻是有點麻痺僵固於台灣的空氣裡，「要說服人家反被人說服了 」。文本中兩次強調他的生活已然被封閉在象徵台灣生活的紅磚屋之中，更不斷地透過明貴勾起的日本回憶來對照眼前的台灣景物。
台灣的生活究竟有什麼這麼令人不快？周金波並沒有在此明說。然而，參照其他資料 得知，我們大約可以推測，在這半年之間，周金波開始發現自己處於一種尷尬的歷史位置：他既不被日本人接受，也不被台灣人接受。如何在這兩種結構之中自處，成了周金波最重要的文學主題。終其一生，他都在試圖實踐「正確」的皇民化，試圖填補歷史回音裡的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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