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時常慶幸自己成長於文學興盛的年代，求學時期在報章副刊和文學雜誌仍有機會找到值得仰慕的作者，並且模糊地訂立過一些寫作目標。
我有時會很懷念九十年代《澳門日報》的文學副刊<鏡海>版，我覺得那時澳門作家密集發表作品的時期，不像後來出現了很多外地作者。那時澳門有很多勤於發表作品的作家，陶里、葦鳴、高戈、淘空了、懿靈、梯亞、凌鈍等前輩每有新作都教我傾倒，還有當時的新秀作者如黃文輝、林玉鳳、謝小冰、郭頌陽、馮傾城好像在比賽一般瘋狂寫作，身為小讀者，我曾經逢星期三從<鏡海>版剪存他們的作品，暗中觀摩學習，妄想寫得跟他們一樣好。在那個大家都對文學充滿信心和希望的年代，喜歡寫作是特別美好的事情。
除了自己躲在家中寫作，辦文學雜誌也是一種文學狂熱的體現，我在大學年代與葦鳴等師友合力辦過一本名為《蜉蝣體》的雜誌，當時未畢業的文友出資五百元，有工作的朋友出資一千元(當時我未畢業，兼職月薪一千五百元，五百元對我來說不是小數目)，每期認真地組稿、編輯、排版、校對，送到書店去寄賣，雜誌出了好幾期，後來多位成員都畢業了，我又忙於工作，於是漸漸就淡出了。自資出版這件事真的很浪漫，也許當時大家為了找一個自主的發長空間(我那時經歷過好幾次稿件不被刊出的事，當時的編輯會我安慰我說:未被抽過稿的不是好作者呀)，但其實在努力寫稿之外還要付出金錢去成全一本雜誌，然後又要把賣不出的雜誌一箱一箱搬回家(由於我獨居，所以那些書好像非來我家不可)，那種感覺真的很奇怪。
後來我在一家學校教書，有一段時間跟陶里先生是同事，他經常鼓勵我寫小說和寫詩，也找我協助《澳門現代詩刊》的編務，詩刊有申請政府資助(有一段時間五月詩社的會址就用了我家的地址)，經費上沒有太大問題，那時澳門街還有很多人喜歡寫詩，加上陶里先生和李觀鼎教授的推動，組稿總是很容易，總之陶里先生打幾通電話大家就會乖乖交稿，真正令人頭痛的是如何存放那些過期雜誌，詩社前輩曾租借不同的地方作為書倉(我和另外幾位文友曾經犧牲過好幾個星期日為詩社把大量舊書搬到不同的書倉，誰會想到喜歡寫作還要兼做搬運工作呢)，但後來陶里先生移民外國，詩社便沒有發展下去了。
然後，我也有幸參與《澳門筆匯》的編輯工作，但近年很多作者都事務繁忙，組稿不易，文學刊物在極有限的資源下又無法排印得美輪美奐，雜誌不夠吸引連帶令作者和讀者都對文學創作卻步，每次編完一期雜誌，馬上就要擔心下一期會沒有稿，會找不到人協助排版，會被某個環節拖延再又拖延搞得無法如期出版拿不到資助款項，真是一次比一次艱難。
某夜在鍾曉陽《停車暫借問》的復刻版讀到鍾玲玲在序言說"是作家締造環境，還是環境締造作家?是先有文學，還是先有文學愛好者呢?"相信各地的作者都思考過類似問題，我在澳門寫作和參與本土文學推廣工作，對這類問題感觸更深，如果只是我一個人的事，我大可以說:"寫作只是自娛自樂，文學只為陶冶性情，想得太多，心就亂了。"而面對此間文學衰微的現象，其實也沒有什麼好懊惱，那不是一兩個人的事，那是很多人一起作為或不作為，互相影響所產生的結果啊!
從前我把"澳門文學"這幾個字看得特別重要，總是希望寫出好作品感動本地的讀者，總是希望盡力推廣文友的大作，總是希望讓讀者了解在澳門寫作的艱辛，近年才慢慢學會擺脫這類妄念(如果持續沒有好作品出現，自吹自擂也是很討厭的)。其實，誰會在乎澳門的文學發展？誰會關心澳門的作者有沒有寫出好作品的能力?誰又會理會澳門的讀者對澳門的作品有多冷漠?
我偶然會看到一些報章上的文學園地出現了不少外地作者的稿件(而且都不是大作家，可能只是初學者)，我不清楚現在澳門的讀者是不是真的對這些外來作品很感興趣，但我很清楚那是澳門的作者投稿熱情不足的結果，報刊編輯無稿可用才會以外來稿件填補版面。於是，澳門的作者在不知不覺中讓出了發表作品的園地，讓出了跟讀者接觸的機會，其實也讓出了培養信心和實力的場地。不過，這種現象並不構成任何問題啊!因為這種事根本不會有人在乎，大概只有我這種仍在寫作的(不合時宜的)過氣文學青年才會感到不是味兒吧!
我不喜歡工作以外的應酬，也不熱衷推銷行動，由1991年開始寫作至今，從來沒有開口要求過別人給予支持和機會，也沒有主動參加過什麼活動和組織，除了投稿之外，我的所有文學活動都是被動的，應邀的，可以做也可以不做的(而且我也無緣靠文化或文學混飯吃)。我知道澳門的文學雜誌、文學版面、文學活動，都有條件辦得更好，澳門的文學作品也應該得到更好的發展空間，但我由文學興盛的年代參與到今天，有時也不免傷感，似乎真的越來越難做得好，似乎真的找不到進步的動力，似乎不太可能重回以前的美好了(這時候我就很想知道那些靠文化或文學混飯吃的人跑到哪兒去了?)
文學環境的變化也不是奇怪的事，近年澳門的社會環境也經歷了很多改變，當不少人都在享受著"文化創意產業"的美夢時，澳門的文學作品有沒有人寫，有沒有人讀，有沒有人理會，又有什麼大不了?我羨慕別人有豐富的想像力，可以靠幾個字的口號便想像出一飛沖天的超現實繁榮美景，不過在我們筆耕的園地裏，我感覺有點寒意，景況有點淒涼，前路看來有點灰暗。
十幾年前聽到溫水煮蛙的比喻尚覺得恐怖，但有些事情在無聲無息之間發生變化，也教人惶恐。
(本文以2011年6月1日刊於澳門日報新園地版名為"文學雜誌"的文章擴寫而成)
後記:
因為有朋友將在6月11日辦一個以改編我的小說為主的劇場活動，名為一夜寂然，考慮到我第一次出書距今已十多年了，本想寫一篇文章回憶當時情景(題目定了為"月黑風高，十五年後")，不過後來想歪了，變成以上關於文學環境變化的慨嘆，憶舊的文章也寫不下去了。
兩個月前在香港尖沙咀的商務印書館看到一本關於台港澳文學的書(名字我真的忘了，只記得是國內學術單位出版的，放在新書"豬肉檯"的)，書中討論澳門文學的部份仍是介紹1999年前後的東西，談及我的篇章更讓我意想不到，異常陌生，都把大家捧上天了。我明白有些學者善於創作一種看似很認真其實也很兒戲的評論，但一本今年出版的書仍然在介紹十年前的澳門文學，而且又評論得那麼假，我身為當事人之一，彷彿白寫了十年，你明白那種離奇的失落感嗎?我那時就開始想，是十年前的文學太興盛，抑或十年來的推廣已停頓?
"是作家締造環境，還是環境締造作家?是先有文學，還是先有文學愛好者呢?"我始終想不出答案，趁自己還有印象，趕緊記下從前的情況，時光匆匆，很多理所當然的美好情景都在不知不覺中消失了。
在幾次搬家之後，出錢出力的《蜉蝣體》我一本都沒有保存。吸收了大量辦文學雜誌的失敗經驗，文友小鳳在1999年創辦了青年雜誌《新生代》，我參與了十年編輯工作，這本雜誌到現在仍能堅持準時出版，也有穩定的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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