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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據時期，台灣子弟往京都母校同志社求學及後來發展的經緯，編成《同志社台湾校友流芳錄》印好第三版，做為母校創立150年紀念台灣校友的事蹟，告一段落，接下來開始進行家族史的整理。網路搜索、長輩訪談…無論過往的好壞、成敗、褒貶…都可供吾輩子孫後代借鏡及流傳。

 

  前日往台中國美館，看到三峽前輩畫家李梅樹的一張「公學校乙種本科正教員」之修了證書。蔡蟳也來Po一張網絡上找到的外祖父陳芹芳資料，1914年(大正3年)當時任職於梧棲公學校登記在《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四六卷》之文書。

 

  據台總督府於1897年(明治30)始設「台中國語傳習所梧棲分教場」教室暫借於朝元宮媽祖廟，1898年(明治31)廢止傳習所改設「梧棲公學校」，位置在梧棲街梧棲字梧棲五零五番地。1905年(明治38)文化里新校舍落成，遷往新校址上課。

 

  同樣都是國語學校公學校師範部，日人僅需1～2年即可得甲種資格，而台人只能獲得乙種，學習也提高到3～4年。是不是日文能力，即所謂”母語”程度的問題，還是其它的因素呢？

 

  陳芹芳在梧棲公學校擔任訓導(輔導正式教師的助手，而非一扶就倒的”扶倒”)，1909～1910年(明治42～43)任職兩年，月俸15～16圓(梧棲鎮志「教育」篇p517)，後往清水第一公學校仍是擔任訓導，多年後的月俸是60圓。

 

  總督府不願讓台籍教師與日籍教師具備相同程度及資格，以致同工同酬，在制度上是預設限制，使得台籍教師的資格低於日籍教師。同樣是師範畢業的台籍教師最高職位僅能擔任訓導，講習所或國語學校出身的日籍教師，則可任「教諭」甚或「校長」。

 

  記得在清水董公街的陳家祖屋，小時候曾看過外祖父身著文官大禮服的照片，就掛在四舅的廳堂神桌邊，印象很是深刻。另一邊則是手繪的外曾祖父陳基成秀才的畫像，20幾年前，四舅好像又請人重新描繪了一張。

 

  按網頁查詢方才知道，日據時代具有「訓導」資格以上的男性教師，在正式的場合或慶典，都必須身穿黑底直排金扣、金質無穗勺型肩章、袖口滾金邊的文官大禮服，腰際還必須佩帶特製的腰帶和禮劍。至於文官的配刀是未開鋒的禮儀刀，僅是代表官職象徵，那是沒有辦法用來砍人的。

 

  這個星期六(2023/2/18)個人接受”愛上新竹IC之音97.5”電台專訪，報告”留學與產業的群聚效應”之錄音將會播出，兩位主持中的一位潘國正老師曾說過一句”沒有紀錄，就等於沒有發生”的話，是令我印象深刻到不行！要知道自己從哪邊來，才會明白該往哪裡去，不止於隱惡揚善，不光只溢美其詞，將收集到的家族資料記錄下來留給後代，讓他們要明白「見賢思齊」與「見不賢而內自省」更知道祖先篳路藍縷的人生經緯，感謝它們香火相傳的歲月恩典，讓家族史清楚與完整的流傳給後人。

補記：

  臉書Po出此則文章後，經同志社的學弟Lee Tung-Yen指出《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四六卷》文書上公布的教員資格名單中，除個人所說的外祖父陳芹芳(1884～1934年)之名字外，另有一位王敏川的人。

 

  不知此人的我，趕緊查了下《維基百科》方才知道他是後來台灣赫赫有名的人物。王敏川自公學校畢業，先是任教於彰化公學校，1919年再往早稻田大學就讀，後投入台灣人的啟蒙運動。不久前，曾於參觀台北的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日據時期的台北北警署)由一張”1924年10月治警事件二審審判關係者合影的相片中，看到此位人士的長相及容貌。

 

  1923年「治警事件」遭到逮捕的王敏川，後經無罪開釋，他於是放棄了台日合作的想法。1926年台灣文化協會的分裂上他扮演了主導角色，之後的他則成為了新文協的實際領導角色。緣此，是來補充說明一下。

延伸閱讀：

https://mypaper.pchome.com.tw/carawayseed711/post/1380685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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