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前面提到現象學已為我們組建了意義的根本基礎．
到了二戰以後，沙特做為一個現象學的追隨者，自然明白到這項道理，他取了海德格有關此在總是投擲在世，來表達人類存在的荒謬性，又在後尼采時代，上帝被宣告死訊的情況下，將目的和意義二者截然分開，沒有上帝做為終極目的的虛無主義氛圍下，人承受著存在本身的荒謬感，卻同時被賦予在生活世界產生意義的能力，人就好像拿到一張白紙，手上有畫筆，可以自行決定塗鴉，沒有題目，想畫什麼就畫什麼．
這就是五六十年代，風行世界的存在主義．
由於現象學本身是個沒有建造完備的系統，而沒有目的的意義說，更像個殘癈，很快地，這個意義說就被人們所淡忘．
如果沒有一個健全的目的論，由意義論去支撐全部的價值論，頂多就是變成另一個存在主義，沒有目的論，就沒有了客觀的規範，意義的界定完全委由個人決定，各種社會的建構都變成彷彿僅僅是多數暴力的結果（這是存在主義及各式西方馬克思主義，包括傅柯的權力論及一干戰後法國哲學家一直秉持的中心思想），推到極致，就會出現巴黎六八學運和加州嘻皮運動，接著由狂喜掉進巨大的失落．
現在，意義論本身已由胡塞爾的意向性公理支撐，目的論卻仍靠著上帝，目的論和意義論之間的連接，決定價值論的基本結構，因為直接拋棄目的論，我們可以看到那將是殘缺不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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