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石曉楓獲「華航旅行文學獎」後的日本之旅。（圖／石曉楓提供）
1990年3月的野百合學運。（圖／本報資料照片）
記憶裡曾有過這麼一幅畫面：環島畢業旅行（兼教學觀摩）即將展開的當天清晨，下起了微微細雨，遊覽車早已停妥在女生宿舍外頭，晏起的我慌忙拎著十天行李走出宿舍；而在全班魚貫登車的隊伍旁，前、現任男友居然雙雙出現，我在眾目睽睽之下，領受了他們各自交付的十朵玫瑰、十封信件。1990年代便以如此荒謬的旅遊場景開啟。
上車之後，座位左側的僑生學伴不斷對著窗外的前男友揮手道別，她說前男友整夜未寐將車停在宿舍外頭守候，剛剛又淋了好久的雨真可憐。整趟旅程裡，學伴以奇異的廣東腔反覆訓斥我對情感的不忠，苦口婆心勸導我要珍惜所愛。我還記得，後來在花蓮高中教學觀摩的課堂上，望著窗外藍得徹底的海，我也想畢業後躲到東部來徹底躲藏，再不要苦惱再不要聽訓。
此前我尚與前男友熱戀之際，校慶日準備出門約會，在宿舍門口遇到了社教系好友，她也叮嚀我別太張揚，忙著戀愛卻不知世事，那是1989年6月5日，會客室周遭隱約瀰漫著詭譎的氣息。此後則又有學運發生，數十名學生於1990年3月16日傍晚聚集於中正紀念堂，我在宿舍裡略有聽聞，知道廣場上擎起了象徵純潔、草根與生命力的野百合，各大學開始串連罷課，也不斷有學生持續參與靜坐示威。但室友和同學群一片靜默，廣場近在咫尺，然而師範系統內部，似乎沒有太多的聲音與喧譁。
那時，我們處在準教師身分的焦躁裡，喧譁的可能更多是對前途的苦惱與不安。只是外面的世界比我們的內心更狂亂，不過一年，很快又迎來1991年5月7日的一場遊行，遊行前我接收到「金門旅台大專同學會」的一些訊息，知道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後，國防部又宣布對金馬實施「臨時戒嚴」。我想起從小到大在戰地所施行的宵禁與熄燈令，那讓我中學時期完全無法挑燈夜讀；我也想起奔赴台北求學前，必須形同出國般申請出入境許可證、換領未印有「金門」字樣新台幣好花用的繁瑣，還有只能以家書排遣的思鄉之情，那讓我大學階段與故鄉咫尺天涯，我慎重思量著是否該為家鄉盡一分心力。
507過去了，聽說在台大、政大念書的好友及活躍的表妹，赴立法院抗爭時因拉出抗議標語，遭到了大批員警包圍，且發生衝突，我也知道高中時代熱中議論政治的男同學們，在攻讀法律的朋友登高一呼下，多年來每周持續舉辦讀書會。他們都是熱血青年，但我始終無法也無心打入圈子。畢業在即，我四處奔忙的是對分發學校的考量與斟酌；受到更切身的衝擊，是畢業後再無處住宿的窘境。
終於，在距離分發學校不遠的西門町，找到了一間雅房。入住當晚，我在夜深人靜時才排到浴室使用權，剛備妥盥洗用具走出房門，狹仄的長廊裡，便與濃妝豔抹、渾身酒氣的妙齡女郎擦身而過，那是在西門町上班的舞小姐。越數日，隔壁房間屢屢傳來嘈雜聲響，我放膽過去叩門，圍著輕薄浴巾的少女應聲而來，房門開啟處床上躺著的，是兩臂刺青裸著上半身的精壯男人。這是何等龍蛇雜處的空間哪，甫出校門的我飽受驚嚇，連夜逃出賃居處，連保證金都不要了。
社會在眼前，社會彷彿又在我之外，騷動與荒謬情境都是不想參與的人生，但我卻被時間推移著一步步往前行。初為人師之際，國中生為了參賽而勤練舞蹈，身為導師的我，連假日都請班長帶著同學來家裡練習，每個周末，草蜢的〈失戀陣線聯盟〉反覆在居處響起：「她總是只留下電話號碼，從不肯讓我送她回家。」我清楚記得當時在音樂聲裡的悵然，大學時代和醫學院學生聯誼，那名猛烈展開追求攻勢的男孩酷愛唱歌，錄來的總是一卷卷王傑的卡帶，我尚沉醉於〈一場遊戲一場夢〉、〈忘了你也忘了我〉的小悲歡裡，不意卻瞬間轉換身分，成了必須挺起胸膛、帶領小毛頭的大人，那些像草蜢般在眼前蹦跳的孩子，讓我覺得自己已經跟王傑一般，渾身充滿了滄桑。
很快地，我又逃回了校園當起研究生，那是1990年代中期。回想起來，當時文學文化界簡直一片前景燦然，我記得報紙副刊常常有各種領域的對談紀錄，版面氣勢磅礴。充滿企圖心的研究所同學，則頻頻在文學獎中奪魁，每次刊出作品時，報端總挾帶著他們彷若明星般的美照，這些都讓我覺得生命充滿希望，原來中文學門也可以跟社會接軌。常常，我在圖書館裡翻閱著《聯合文學》，感覺文青魂又重新被喚起；而《當代》雜誌所引發的震懾，則更讓我意識到新知追求之必要。
於是在兼任助教職務、每周固定半天的研究時間裡，我從金華街的淡江大學城區部搭校車，趕往淡水本部校園旁聽施淑老師的課。老師在大學部講授中國當代文學，傷痕、反思、改革小說還有其後的先鋒，狠狠挑戰了我的美學視野。研究所課堂上，同學們則討論《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他們談阿多諾、阿圖塞，我終於意識到師範教育體系的傳統性與不足，然而助教工作不容許長期旁聽，中輟之餘我滿心憾恨。
幸而還有假日舉辦的各種研討會。穿梭於各式學術研討會現場，彷彿始終是研究生涯的必要配備，但我清楚記得1990年代的盛世景況，有幾幕至今印象猶深，例如1993年，在台北圓山飯店所舉辦的「四十年來中國文學會議」，其時根本連學術邊角都還沒沾上的我，怯生生地跟著誰步入了那氣派的大廳，紅毯鋪設處但見星光熠熠，台上都是些「海內外知名人士」，但我誰也不識，只驚詫於如宴會排場般的中場休息茶點。還有在台灣大學某次學術會議現場，台上並排坐著王德威、梅家玲、張小虹一眾學者，他們其時正當青壯，風華盛茂、氣場強大無比，台下聆聽的小研究生們充滿了幸福感，彷彿被領入了廣袤的學術穹頂，並暗暗發誓著日後若當學者，就要有如此風度。
這些到底離時代遠或近呢？我並不確定所謂學術殿堂，是否只是象牙塔裡的自我搬弄。然而在象牙塔外，我也略略窺知了某些俗世煙火。那些青春的年歲裡，似乎總有各種因緣際會的奇遇，有名學妹熱忱介紹他的表哥與我相識，下南部時他領我食遍在地小吃，說這才接地氣；上台北時他又邀約去晶華、遠企用餐，那些晶亮的旋轉門讓我迷眩，滿室衣香鬢影則教我不安。另一位同學則忙著介紹社區鄰居給我，那名所謂「鄰居」穿著西裝，在傍晚到校園約會，他帶我逕赴海產店，在龍蝦、鮑魚等活蹦亂跳的海鮮前，說要現揀現撈現殺，搞得未見過此等陣仗的我大感驚惶。還有一名忘了如何認識的朋友，藉口慶祝我考上博士班，邀宴了仁愛路的頂級魚翅。他們身處的行業與社交圈，都離我好遠好遠，象牙塔裡的我並不豔羨，只是在這些飲食男女的交際裡，彷彿隱約感受到了另一股浮動的消費力與社會情境。
然而，那畢竟是通訊還沒現今發達的1990年代，在見識了形形色色的生活實象之餘，總有人跟我說你實在太單純，若不是我如何如何，你早就被騙了云云。我還記得疲於應付之餘，在某回年後的期會裡，對方打來電話答錄機裡道歉，說是南部老奶奶臨時有狀況，聯繫不便而導致失約。那通留言我再無回覆，便也順勢斷絕一切，離開了那個我所不熟悉的世界。
還是浸淫在文學和電影裡，與我較沒有頻差。在1990年代各式喧嚷與浮躁的氛圍裡沉浮著，我可以感知得到周遭的震盪，但內裡的我卻是絕緣而稠悶著，彷彿處於風暴中心的颱風眼。我永遠難忘1994年《愛情萬歲》裡那最後六分鐘的震撼，鏡頭裡，美美走進了當時尚在施工中、一片空蕪的大安森林公園，她坐在凳子上長長地哭泣。蔡明亮一鏡到底的這顆鏡頭，日後將成為影史經典，但當時的我並未意識到，那是多麼具有歷史性的時刻，我只覺得那哭泣聲好空好空啊，像電影裡空曠的待售屋，也像我荒寂的內心。散場後我們往冰果店吃冰，學長說，剛剛那個楊貴媚在哭的鏡頭好像你。其時室內恰流淌著〈我願意〉的歌聲，歌手是一名喚作王靖雯的女孩，我正熱烈喜愛著，然而學長又說了，這些都是不健康的靡靡之音。
這就是我的1990年代了吧我想，空蕪地荒寂地與世隔絕地病態著，遠離時代，卻隱隱被時代追逐；追逐愛情，卻也被愛情狠狠拋棄。1990年代末梢，還挾帶著喧騰一時的白曉燕案，所有人在電視機前看著侯友宜如何與陳進興談判，街談巷議的小道消息，則是入珠的大小和效能問題，太荒謬的世紀末了，然而世紀末還有愈加動盪的九二一大地震。在世界和人生無窮盡的混亂失序裡，我莫名拿到了華航旅行文學獎，並將獎品亞洲航線往返機票及1000美元獎金，全數花在另一趟日本之旅，從而終結了世紀末的瘋狂，也宣告我少女階段的正式完結。
至於進入1990年代生活之前的那場六四，得等到多年後，我看了婁燁的電影《頤和園》，才能回過頭來，重新咀嚼天安門事件相映於私人生活的意義。《頤和園》裡的敘事時間橫跨一整個1990年代，對我這代人太敏感了，那是青春劇烈搖晃後，瞬間跌入滄桑前中年的階段，用電影裡余虹的話來說，就是「我只想生活得強烈一些」，但這強烈背後的狂暴與動亂，卻充滿了危險性。影片裡有兩幕令我痛到徹底，一幕是余虹遭到男友周偉與閨密李緹的雙重背叛之際，六四的廣場事件也同時展開，擔心余虹的青梅竹馬曉軍前來北京尋找，余虹爆裂式的那聲「我要回家」，充滿了情感的傷痕，我完全能夠體會。另一幕則發生在片尾，望著多年重逢後的周偉再度驅車絕塵而去的背影，這次站在荒涼公路旁的余虹沒有了吶喊，但那表情卻是更徹底的內在撕裂。這神情也值得玩味，但我反覆斟酌之餘，卻洶湧出更多難以言說的複雜情懷。
整個1990年代，雷聲自遠方轟轟而來，從中國的六四，到台灣的三一六、金門的五○七，時代一步步迫近，我卻始終活在時代之外；但我又怎可能自外於時代呢？青春的風暴與時代的雷聲聯袂而來，它們彷彿平行，又彷彿微妙地交錯著，我在其間完成了學生到教師、少女到人母的多重身分轉換。而青春的震盪與風暴，必須到新世紀之後，才終於緩慢地安定下來，那又是另一樁事了。
石曉楓(左一)等師範生環島畢業旅行。（圖／石曉楓提供）聯合副刊2020.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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