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韋斯頓（Edward Weston）擅長運用光影技術。圖為韋斯頓的妻子與他的作品。（美聯社）
當我按下快門，顯影已然產生，將攝入的形體封存在底片中，完成複製的動作。接下來，就要在暗房進行另一階段的顯影，像是一種儀式，召喚出底片上的影像…
紅色燈罩透出稀微的光，撐起暗房裡的視線，我小心處理每一個步驟，不讓相紙提前曝光。鹵素燈光穿透底片將影像如實地感映在相紙上，當錯置的秒數使整張相紙過曝了，原本雪白的相紙將會變成灰撲撲的。我想像安瑟‧亞當斯（Ansel Adams）浸泡在如此的紅光下探索光與影的變化，歸納出黑白色階的分布系統；從極致的黑到純粹的白，其間還有十個色階統稱為灰，無法精確定義的中間色調。
映像後的相紙在顯影藥水槽裡漸漸浮現出影像，猶如大腦被喚起的記憶，躍然於眼前。我端詳著十二色階是否分布在相紙上了，結果是令人失望的，不禁懷疑所謂分布系統是否只是傳說。但是安瑟透過一幀幀優勝美地的照片證明十二色階的完美存在，當造物主創造優勝美地的山川樹林時，似乎也預藏了光影的色階留給安瑟去詮釋。攝影術被發明的時候，相片（Photograph）一詞也隨之被創；藉著光（photo），刻寫（graph）在塗滿感光元素的載體上。安瑟便是以光為畫筆在底片上精細刻畫出優勝美地的景致，「重新塑造」在世人面前。
重新塑造？只是複製吧！我不禁思考著。相對於繪畫而言，攝影一直無法被精確定位，電影問世以後，一舉躍上了第八大藝術，而攝影的地位依舊是妾身未明啊！攝影輕易地辦到了繪畫需要長時間才能養成的技巧──臨摹、仿真，這種類似作弊的完全複製，也引發了能否被歸類為藝術範疇的思辯。然而，繪畫不只是臨摹仿真，畫家更能憑藉想像，創造出全新的畫面。換言之，能否創造似乎成了攝影亟欲突破的限制。
即便愛德華‧韋斯頓（Edward Weston）發表系列作品「青椒」，他運用光影技術勾勒出青椒的肌理紋路，擬化成蜷曲的人體，衝擊世人對於攝影僅止於複製的認知，超乎青椒的本體形象。但是，愛德華還是無法避免「拍攝青椒」的現實，他無法像畫家那般，在畫布上直接畫出自己想要給予青椒的任何樣子；繪畫可以擺脫對實體實景的臨摹，但是攝影卻不行。看來，攝影必然得經過一道複製的手續，當我按下快門，顯影已然產生，將攝入的形體封存在底片中，完成複製的動作。接下來，就要在暗房進行另一階段的顯影，像是一種儀式，召喚出底片上的影像。
暗房裡的紅光混雜刺鼻的藥水味卻讓我有種靜謐的安全感，我喜歡在這當下細細思考，理清思緒。複製之後，我能給予什麼樣的創造，讓相片成了一幅創作，而不是複製品？創造是在完成複製這個動作之後，亦或在啟動快門意欲複製之前就已經產生？嗯，我必須要透過拍攝的過程去探索答案。
我曾經陪著外婆與她多年未見的姊姊碰面，在海邊我為她倆拍照；年過古稀的姊妹隔了兩步筆直站立，靦腆的對著鏡頭。我當下複製了她們的身影，是否也複製了她們的情感？一位前輩看了照片後，表示他似乎感受到畫面中的兩個人若即若離。是啊，的確若即若離，我喜歡這麼形容。在我拍下她倆身影時，可能也複製了她們的情感吧。不過，我當下純粹只是想為她們留下合照而已啊，若是觀看這張照片的人感受到若即若離的情感，是因為觸及到他個人生命經驗當中的感知部分吧，因為我可沒有為這張照片創造了任何若即若離的情感元素呀！
若是採用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作者已死」的觀點，我在按下快門的當下就已經死了，剩下的就是觀者對照片本身的解讀，身為作者的我已不該再去解釋自己的作品。如此一來，很顯然地創造並非在複製之後，而是在複製之前，我必須察覺到若即若離的情感正在外婆姊妹倆身上發生，才執行複製。且慢！如此看來，我僅做到複製並沒有任何創造，那麼創造到底存在於那個環節；以此處的情形來分析，創造是出現在事後觀者的解讀，並非來自於我。看來，作者之死無法幫助我找到創造的存在。我嘗試從羅蘭提出的刺點（Punctum）一詞切入，當觀者被照片中的某一元素吸引，即使該元素讓他產生不適感，都被視為是刺點。刺點因人而異，關乎觀者個人過往的生活經驗，被照片中的某一部分誘發出情緒，因而與他產生了情感連結，這張照片對於觀者就有了意義。客觀上，這張照片才會被視為一張作品，是一幅創作，也就是存有「創造」。
思考至此，我不甘心攝影似乎只能成了被動式，能否被定義為創作的主導權竟然不在攝影者，未免過於荒謬！為要拿回主導權，我將攝影的行為視為「導」（Direction），一種介入；我可以事先做一個布局，安排外婆與姊姊見面的「局」，前提是我了解外婆與姊姊的情況，設計此橋段看看能擦出什麼火花。有別於電影，外婆與姊姊並非演出這齣戲碼，她們的關係是真實的，她們的情緒也是真實的，她們的感情還是真實的。唯一我無法事先確認的是，她們碰面後會發生什麼事情；表情、反應、說話……等。我將導的行為置入在前頭，企圖將情況導向我期待的方向，至少我在導的過程找到了創造。
我大膽的歸納；導的介入行為誘發情緒和情感的堆疊，於是我採取複製的行動，隨後在暗房裡的儀式召喚出影像，影像與觀者之間產生某種程度上的連結，作品就此成形。在此，我特別使用連結一詞，不是使用共鳴或認同，因為連結包含了負面的情緒，無論觀者對該照片是嫌惡的，反感的，都已產生連結。
於是我將主導權奪回自己手上了，為了顧及細節，我必須避免手段過於粗糙；往往此種關乎藝術的行為，身段若是能優雅些總是會好一點。我謹慎的再更深入一些，若是將導的行為擴大成把自身置入某一場域景況當中呢？森山大道（Mariyama Daido）形容自己是野犬，街頭就是他的場域，一邊用他敏銳的鼻頭嗅著，翻尋一切可能吸引他目光的人事物。那麼何處又是屬於我的場域？我仿效森山拿起相機竄入街角巷弄，面對陌生人銳利的眼神時，卻失去按下快門的勇氣，相機反而成了隔開我與人群的溝渠。我踉蹌的逃開，拚了命的逃，想逃離一切令我害怕的眼光，我的確像一頭野犬，夾著尾巴逃離現場。我想起暗房裡晦暗不明的紅光，拚命地往那一團紅光奔去，那裡可以給我無比的安全感。
當我來到暗房門口，卻不得其門而入，原來一切的顯影行為已經離開了暗房，我感到惶惑困窘，所有的影像在明亮的場域被製造完成，只消一瞬，某部分的價值意識已經陷落，從我的裡面消失，不復存在。
(中國時報)2017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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