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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認為他們是保家、衛國、護教的殉道者，我們認為他們是邪惡、異端、誤入歧途的恐怖份子。－－(張翠容，《中東現場》)

1972年九月，盛大歡樂的奧運在(西德)慕尼黑舉行，卻因為巴勒斯坦激進組織「黑九月」闖入選手村，十一名以色列選手24小時內全數死亡無一倖免，而蒙上一層陰影。年輕愛國的以色列情報局幹員艾夫納，奉命領導一個暗殺小組，任務即為隱秘地進行對當時射殺祖國選手的巴勒斯坦人。

然而，此一事件不過是延續自1948年來以、巴衝突的歷史的其中一瓦碎片，並非偶發的單一事件。也因此，倘若我們除了這部電影之外並沒有延伸理解以、巴的對立根源，乃至整個中東地區數十年綿延不斷的角力，也就失去了讓一部電影成為一個理解起點／方式的額外紅利。當然，或許它還是很好，兩方的仇恨並不能用以暴制暴來化解，殺人與被殺之間不論握持什麼看似再正當不過的理由其實都和劊子手無虞，以及，以色衝突背後牽涉的大國利益(這點導演著墨頗少)。
只是，我們若能延伸閱讀，會讓之所以觀看這部電影的意義更為豐富，延伸閱讀的自己將讓「觀看」本身超越電影所給予的。

1947年聯合國作成決議，巴勒斯坦猶太人得以創建自己的國家「以色列」，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則抗議聯合國的不公，不肯屈從決議內容。因為如此，他們至今沒有自己的國家，所謂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僅具「有限自治」的權利，以色列的「猶太屯墾區」更以「另類占領」的姿態盤踞巴勒斯坦的土地。

是啊，我們何必關心這些不相干的事情，自己的土地上荒謬不義的事情就夠多了。那麼這些事與美國又何干呢？美國自1948年支持以色列，有意識地介入中東現場(其實是「每一個地方」)，伊拉克的海珊、賓拉登，當初均是從美國有意扶植而大大崛起的，如今美國又大大聲討他們，躲避自己當時的作為。「911事件」的發生，恰使美國找到絕佳理由，將所有中東地區反以和反美的官方或非官方的組織一致列為「恐怖份子」，貼上主觀的標籤。同時由於美國當前於世界領導的地位，各國為求自身利益的保護，即使不同聲譴責亦不敢明言反對。

整個中東，整個伊斯蘭世界，慢慢被極端化，恐怖化。

說穿了，一切都為了石油。而這永遠不會是美國對外的藉口。

還與我們無關嗎？權力的氾濫與傲慢，政治的衝突與解決，是一項普遍性的課題。我們可以選擇服從，不要理解，如果那是我們深思熟慮後的選擇。

史蒂芬史匹柏選擇這樣的主題，雖然他做得還不夠好，但已經表現了電影與社會之間可以產生的互動關係，電影與人性之間的有機的互省。

已逝的巴勒斯坦阿拉伯裔學者愛德華‧薩依德生前呼籲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人必須嘗試相互了解，並希望世人對於兩造皆能以平等的標準看待之。

這是邁向和平的第一項修練。

而另一位作家如此說道：「一切不曾發生，直至它被描述。」

《慕尼黑》描述了一小部分，接下來，是我們得要自己發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