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跟了一個法國朋友約了去看電影，從今天開始，一連三天的電影節。第一張電影票跟平常的價錢一樣，之後看到任何一部電影，都是一塊半歐元。
音樂節，電影節，以文化立國的法蘭西，生活裡總少不了熱鬧。罷工熱鬧、酒會熱鬧，政壇上也熱熱鬧鬧的，農民聯盟發言人 Jose Bove 被捉了關起來，總理 Raffarin 與內政部長 Sarkozy 愈來愈右傾的政策一個一個出爐，而與之同時，前總統 Giscard 推動歐盟整合的動作愈來愈大………
音樂節、電影節，這些生活上的熱鬧，與政治上的熱鬧，有怎樣的關係?也許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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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台大羅斯福路的校門口，原本是個廣場，在戒嚴時期因為黨外人士常在那，拿了肥皂箱，就辦起了演講，儼然就成了「聚眾」的民主講堂。後來，校方就蓋起了幾個花圃，將空間劃開，美麗的花朵將民主聚會推上了街頭，自由之花在90年的三月學運，開在中正廟的廣場。
東方對於空間的感覺，很大的不同，就在於西方社會有個「公共空間」的概念，而東方沒有。在東方，社會的構成是一種差序格局的結果。於是，沒有一個出脫於俗世的價值體系，也沒有一個內蘊卻又超越人際關係的公共意識。簡單的說，西方文化中的「社會(society)」，無法在差序格局的社會中出現，這也就是民初引進社會學(sociologie)這概念時，翻譯上之所以會出現困難的原因。我們的文化裡，沒有「社會」這個概念。
沒有「社會」，也就沒有「廣場」，沒有「嘉年華」，這是因為廣場，是蘇格拉底傳播異教、蠱惑人心的言論空間，而不是宣示帝王爭權的玄武門; 沒有嘉年華，我們只有的是廟會、市集，不是反抗日常生活，帶了酒神戴奧尼修斯式的瘋狂的節慶。東方文明沒有彼岸，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心物合一」，空無是可以追求的，所有的衝突都可以化約為「心」的問題，沒有永恒的焦慮，相由心生，只有堪不破、理還亂。東方的文明先肯定了「眾生皆有佛性」的有，而向「無常住心」修養，認為可以放消了自我，到了空無的涅盤，即是相非相的真如。「無」是東方哲學的絕對價值。相反的，西方是個強調「有」的文明，從創世紀裡一無所有的亞當夏娃開始，有了自我的意識，帶著羞恥心而離開了伊甸園後，上帝之城愈來愈遠，在巴比倫裡沉淪的人們，只能透過告解，證明自已是上帝的選民，服從於自然法的秩序裡。
在現實與理念之間，西方文化卻一直清楚地保存了個界限與區分:從柏拉圖的洞突喻言、要求亞歷山大大帝「不要擋住我的陽光」的第歐根尼，到主張「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的中世紀神學，唯物與唯心之間，不斷的在各個層面上鬥爭，但誰也沒有得到永遠的霸權，黑格爾的唯心辯證出來了後，也就有費爾巴哈的唯物辯證，之後再有馬克斯的歷史唯物辯證……上帝是不是死了，其實並不是那麼重要，因為上帝的形象，深深地滲在西方的價值裡，一方面衪代表了的是個「統一」，但另一方面，這個統一，卻又是彼岸的，不可及的。
現實與理念之間的距離，也就生成了國家與社會的分際。權力，是屬於凱撒的，具體化為利維坦的國家，是必要之惡，而社會則是自然法的天賦形式，國家作為必要之惡之所以必要與正當，也就必須順應於社會內在的自然秩序。不管這自然法的實質內涵，在不同的歷史社會背景下，被用了怎樣不自然的方法塑造著，西方文化裡，沒有一個世俗存在的絕對權威，每個個人、部門、領域，或是階級、性別，都比較容易得到一個「天賦(God-given)」的自在性(in itself)，在這樣的環境下，個人容易有一個不為政治所滲透的人權，而社會則本質上就內含了種不同於人際關係總合的「公共性」。然而，這個由社會所體現的「公共性」，或也就是盧梭所說的「總意志(General Will)」，雖然從理論上來說，是不可得的，一方面由於它所內涵的宗教性，成為人們所追求的一個重要價值，透過公共生活而成就自我，這也就是亞里斯多德所說的「Man is by nature a political animal」的原因:人要通過群體生活的政治性裡，才能觀照自身的宗教性，獲得倫理上的完滿與成熟; 但另一方面，個人與整體，人世與上帝之城，總是存在著不可跨越的距離，政治秩序不是自然法，背離了法律的蘇格拉底，不願意離開城邦，而選擇了死亡，在城邦的政治秩序裡，追求「自然法」、「公共意識」，總無法跳脫這種悲劇的命運。帶了宗教情懷的「公民不順從(civil disobidience)」，是正當的，但前題是，必須承認它的「公民」的身份，也就必須接受城邦的法律。接受法律地反法律，不僅是公民社會之所以可能的前題，也是公民社會之所以可能的原因。
相對的，差序格局的東方文明裡，現實與理念之間的距離，是可以用「心物合一」而解消的。甚至，我們還可以說，東方文明實際上是一個非常世俗化的國度，並不存在一個超越人而存在的彼岸，沒有西方的「對立」，東方文明是種整體主義的統一。衝突是可以化解的，緣起緣滅，我執放下了，世界也就和平了。國家與社會之間沒有差別，「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政者正也」，國家的名份對了，執政的人對了，社會的秩序也跟著就流暢了起來，差序格局下的社會秩序，實際上就是政治秩序的外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君為臣綱、父為子綱」，至於女人，在這差序格局的秩序裡，也就三從四德也就夠了。階層嚴明的社會秩序裡，權力匯聚在金字塔的頂端，社會中的各個部分:個人、部門、領域，或是階級、性別，任何一種社會分類，不容易有相對於上位權力的自主性，就算有，也沒能連結上如西方哲學中的「天賦價值」，這些東方社會中，特定的社會單元所有的「特權」，是上位者給的，於是，同樣的上位者也就可以收回去。
沒有自在的權利，使得東方社會也就沒有「法律」的概念; 沒有彼岸的意識，使得東方社會也就只能糾結在此岸的差序格局中。於是，不會有「接受法律地反法律」的公民社會，而將革命後，打翻舊政權的新社會，不過只是個換了天命的「家天下」，這也就是東方專制主義「超穩定結構」的原因。沒有法律的家天下，靠的是差序的社會關係來維持秩序，而分寸的拿捏，則是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但是，沒有天賦的、自在的權利，「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廟堂是個「伴君如伴虎」的地獄，而「帝力與我所有哉」的社會，則是個天堂。「政治好可怕」，不去碰政治，是最高明的策略，碰了政治，如果不是帶著地藏王的情懷，就是化作魔鬼的爪牙。差序格局下的政治，因為沒有一種秩序性地解決衝突的機制，它所依靠的，是「關係」，有關係的，決定別人的生死，沒有關係的，要不被人決定生死，要不盡力去攀結關係。這是種赤裸裸的權力政治，而對這種權力政治的期待，唯一的出口，就只能依靠聖君賢相的憐憫了。
對於政治，我們總是看得太嚴肅，開不起玩笑。因為文化的深層裡，政者，必須作為社會的導師，這是一種道德政治，而裡頭則充斥著太多唯心的象徵與符號，不只一下就落到敵我二分的本質論爭，得要在道德上綱後，分出個對錯，而且沒有一種尊重客觀制度與單位自主性的習慣，從上而下，無所不包的權威，沉甸甸地貫穿所有社會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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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節、電影節，這些生活上的熱鬧，與政治上的熱鬧，有怎樣的關係?
也許，正是因為沒有「關係」，所以會有音樂節與電影節。西方的社會，有個超越「關係」，而存在的「社會空間」，在這個空間裡，可以與日常生活對抗，透過這個非日常生活的節慶，以一種「非現實」的戲劇方式，對照日常生活的慣性與壓抑，突顯了現實與理念之間不可跨越的悲劇性，也在悲劇的昇華之間，公共意識得以結晶生成。因為生活上的熱鬧，是超越於「關係」，所以「公民意識」得以生成，而也因為「公民意識」的形成，是出脫於「關係」，所以政治上的熱鬧，也就必然是接受了法律地反對法律，這種有點自打嘴巴的玩笑，就成了西方文明裡，每天上演的嘉年華會。
註:
1)圖是拉斐爾(Raffaello Sanzio, 1483-1520)的名畫，雅典學派。脥下挾著「蒂邁烏斯篇」，以食指指天的是柏拉圖，與一手拿著「倫理學」，另一隻手臂伸向前方的亞里士多德站在畫中央。兩個人左邊的是蘇格拉底與一群青年，他們的下方是頭戴葡萄葉冠的伊比鳩魯與坐在地上的畢達格拉斯，一個少年為他扶著寫著樂律的原理的著名木牌。他們後面是身子傾向畢達格拉斯的、頭纏白巾的是阿維洛依，肘部支在一張石桌上書寫的是赫拉克里特，右邊稍遠處斜躺在階梯上的是第歐根尼，位於近景的有歐幾里德，正躬著身子，手執圓規量著一個幾何圖形；在他身後的是瑣羅亞斯德，面對著托勒密，兩人手上各拿著天文儀和地球儀。拉斐爾也將自畫了進去，就是畫面右角那個全神貫注的青年。這幅畫是文藝復興時期的頂峰之作，即使拉斐爾此作，是受託於教會的要求，但我們仍然可以看到，理性的力量，在西方文明中獨立的地位。(附上一張放大的圖，比較容易看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database/painter-wt/raphael-05x.jpg)
可能也是自已就智識上的學習，比較西方，對於繪畫的了解，還是比較容易了解西方的作品。一個朋友跟我說，東方畫作與西方畫作，有很大的不同。透視法是很早就為西方所採用的畫技，但在東方，卻一直得要到近代，才採用這種畫法。不是技術上的先進與否，而是因為東方哲學的「心物合一」，使得對於畫的了解，重點並不在強調觀者與畫作之間的對立，清楚並不是重點，而是觀者與畫作之間的融合，於是突顯了觀者位置的透視法，在這樣的哲學觀下，也就不重要。看拉斐爾的畫，或是西方的畫作，總有種很清楚的節奏感，配合著這篇文章，用拉斐爾的畫，也當是作東西文化的證據好了。
2)其實，寫這篇文章，花了很長的時間，一整個下午。其中是二次按錯鍵，原本寫的，也就不見了。不過，主要的理由，也真的是這個題目實在有點困難。其實，文字間的許多概念，都不難理解，也都沒什麼新意。不過，有趣的倒是在東西的比較之間，有些一直弄不清楚的想法，竟然也比較清楚了。其實，如之前說的，在智識上的學習，我們受了很多西方的影響，但有些時候，「智識」，就只是智識，在生活上，在一些深層的價值裡，還是很「東方」的，只是，大部分的時間，我們自已並不知道，然後，智識是智識，價值是價值，有時候，總是會不經意的撞上一些衝突，說不清楚自已為什麼會有一些矛盾。當然，矛盾總是有的，就是純「西方」的價值體系，或純「東方」的倫理系統，也會有內在的衝突。矛盾在各種層面，只要我們還不屬於上帝的一部分時，就會有矛盾，差別的只是那一種矛盾而已。
回頭來看台灣，我並無意說台灣還是一個差序格局的社會，以費孝通的概念來寫這篇文章，更多是出於理念型的比較。不過，我也不想說，台灣是一個「傳統」與「現代」之間，「轉型期的社會」。西方不見得就是「現代」，而東方也不是「傳統」，社會的轉型，不見得就有個「客觀的現代」，作為轉型的方向，準備拋棄「傳統的價值」，而甚至，我也不認為在當代，還有那個社會，不是一個「轉型中」的社會，每個社會不斷地在變與不變之間爭扎，我不願意接受有個「歷史的終點」，一個「完美的社會」存在，而所有的社會都向那個方向「轉型中」……
3)一個「好」的社會是什麼?其實，我一直不敢去定義。就這一點上，我倒覺得自已「西方」許多，認同「開放社會(Karl Popper)」，也支持「否定的美學( Herbert Marcuse)」。在社會生活的層次上，要求一個統攝的整體，政治上的共識，是不可能的，也是沒有必要的，而且，我可能要說，甚至是可怕的。這一點我曾嘗試在【社會運動】系列裡討論。承認「社會衝突」的必然，甚至有它的正當與正面的意義，而不是害怕不同，擔心衝突，試圖吸納所有的社會衝突，消弭所有的差異。「好」的社會，不是為所有公民認同的「政治共識」，能夠消化所有社會衝突的，只有為魔鬼所統治的極權國家，或者是高舉聖潔規範，由天使所組成的神權政體。
我也不是想說，「好」的社會不可能，不能定義，所以也就算了。「好」的社會，也許可以試著從形式上來定義：它能認同「差異」，但既然是個「社會」，也就必須有一定的「秩序」。差異與秩序、理想與現實，存在著不可解的距離，但也正是距離，給了這個社會，不會變成極權或神權國家，讓人有喘息的空間，就像是柏林所說的：人像是冬夜裡的剌蝟，太近了，會被彼此的剌，剌痛了，太遠了，又無法彼此取暖。也許，就這樣說吧，「好」的社會，就是一方面可以保障個人的利益，社會衝突是正當的，各個團體為了各自的利益，可以自主地動員；但另一方面，太過個體的意識，仍被有意識地節制著，目的是為了整體的利益。於是，「好」的社會，也就可以說，就是一個可以生成「公民意識」的社會了，至於「公民意識」怎樣生成。也許就是這些看起來「關係不大」的音樂節、電影節了，廣場、節慶，各種社會儀式的自主性活動，不僅是「好」的社會的前題，也是「好」的社會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