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難題】會出現，或任何「問題」，會成為「問題」，其實也都有它特定的原因。公共政策的研究上，提出了個很有趣的架構，ACF，Advocacy Coalition Framwork，擁護聯盟，之間有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叫 Agenda-setting ，議題設定，要談的也就是，問題之所以成為問題的過程。
每個人每天都會問到各種的問題，但這些「私人」的問題，不見得會「社會化」，成為個「議題」。【李約瑟問題】會出現，甚至李約瑟自已也提到相同的問題，這當然是在特定的脈絡下，面對特定的一群人，在這個「學圈」裡，提出了個「謎(enigma)」、「研究議題」、「問題」，大家來想。這之間，一個重要的問題是，那些問題，被留了下來，只是「私人」的，而那些人的那些問題，被「社會化了」。
【李約瑟難題】被社會化了，這是因為「中國為什麼在近代，無法有科學革命」這樣的課題，在許多人的心中，是個謎題，它需要被解決，就像「中國為什麼在近代，不能有資本主義」一樣，需要被解決。有個「中國為什麼不能」，民族主義的幽靈，浮在中國的上空，於是也就有個擁護團體，自知或不自知的，試圖要去解決這個謎題。
【李約瑟難題】，當然不是李約瑟最重要的問題，甚至不會是他的問題。就算他試著去問，為什麼中國不能，也有回答問題時的特定脈絡。而這將會與後人所「化約」的，抽離了脈絡的【李約瑟難題】之間，必然存在著個距離。
我不是要苛責後人對於李約瑟研究成果的化約，因為這在學術討論的過程中，是難免會有的。而且，後人們，也有他們的問題意識，要求不能逸出原初的問題，是不正當的，也不必要。
也許這樣說，會犯了學術人的大忌，不過我卻覺得非常重要，而得去提醒的是:「事實」可能不是那麼重要的事。
之所以這樣說，有一些學術上的理由，也有一些生活上的感想。在這裡就不論證，直接提出我的看法。「事實」，有解放的力量，但同樣也有毀滅的力量。日常生活之所以可以繼續，很可惜的，也是幸運的，是因為「事實」並不常出現，而且，很多人要的也不是「事實」是什麼。社會秩序之所以有可能，原因很簡單，是因為我們生活在「謊言」裡:別人給的謊言，自已編的謊言，意識到的，沒有意識到的。
我說中國人在重建李約瑟時，有個民族主義的幽靈，我必須說，一點也沒有貶義。這跟民族主義是好的，不好的，之類的價值判斷無關，而就只是，民族主義在當代的社會生活，就像水與空氣一樣，我們可以說，幾乎沒有辦法離開，最多只是多與少而已。民族主義也好，任何價值都好，我們不可能，在面對「事實」之前，不帶了任何規範的偏見。這些偏見，會扭曲「事實」，但也就是這些偏見，可以讓我們可以看到什麼，而且，讓人與人之間可以溝通，讓文明有發展、延續的可能。
「事實」很重要，但同樣，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了解在溝通之間，這種具有「扭曲」事實的「偏見」是什麼。我並不是要說，在溝通之際，就先去質疑對方的「偏見」，落到懷疑「立場」的本質論，但也不認為，簡單的「事實」的對話，是可能發生的。一個適當的方法，我想，是將「價值」與「事實」，並置地、誠實起，一起出場。
我會批評【李約瑟難題】在方法論上的問題，不過，這樣說也許很奇怪。一個在方法論上可能的不適當，但仍然有可能會達到一些可能「有效」的研究結果，這一點，就人文社會學科，會特別的明顯。之所以這樣說，除了是跟著Paul Feyerabende的【怎樣都行 !!】的無政府知識論的立場(不過，我絕不認為，Feyerabende所說的「怎樣都行」，是一種恣意與隨便，這種無政府狀態，是由一群高度自制而且有訓練的學術人，於學圈中，已然有豐實的默會致知，才能享有的特權，而不是那些不用功，亂說話的「學者」的托辭)。更重要的也就是跟著上述的看法再推下來的結果。人文社會科學，它不是在一個封閉體系中運作的，可以說是立場於一個開放空間中，對話的有效，也就在各種「偏見」與「事實」之間激盪的結果。因此，也許會有一些可能在前題、方法上的不適當，但這些激盪的過程，卻仍然有可能帶給不同的研究者，不同的「意義」，而這些意義，也可能一樣珍貴。
拉回到一開始提到的ACF架構，其實用孔恩所說的「典範」、「學圈」，將會很容易理解(我只說「容易理解」，使得我們的溝通，比較「有效」，也就是達到了解的目的，而不是說孔恩的「典範」理論，就是「對的」，可以適用於所有的學術領域)。不同的學圈，用了不同的典範，他們就會有不同的問題，解謎、精鍊典範。
了解不同典範的「偏見」，了解不同的人的「憂思」，這些都有助於了解在溝通，彼此所說的「事實」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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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頭談到台灣的「韋伯熱」，其實不只是「韋伯」，台灣這塊土地總是很容易有各種的「熱」，除了思潮上的存在主義、結構主義，新馬克思，說不定也開始流行法國的布迪厄與英國的紀登斯，或是德國的貝克還是魯曼，還有紅酒熱、蛋撻熱……曾經的韋伯熱，新馬熱，在初接觸學院的時候，也沾上了一點邊，我可以理解那種「無釐頭」的狀況。不過，倒是令人開心的是，這幾年就學術上的發展，台灣人已經視野漸漸開了，而學術的土壤也厚實許多，不會有白色恐怖的時代，將馬克吐溫當成是馬克思的弟弟的擔心……不同的時代，總有不同的擔心，只是有時候，我擔心的是，我們沒有意識到，在此時此刻，我們面對學術研究，或是面對台灣這塊土地時，我們不知道我們自已在擔心什麼。人總是有價值，總是有什麼擔心的事，可惜的是不知道這個部分，然後每個人都堅持自已看到的，是唯一的「事實」。
註 :圖是Søren Kierkegaard(1813-1855) ，早期存在主義哲學家。這文章裡，用了好幾次「憂思」，如果沒記著，就是齊克果所提出來的概念。他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他的【日記】中，對於「事(真)實」的反省，真是讓人動容。真實有解放的力量，人對於真實，有持續的熱情，不過，就真實也有毀滅的力量，人對於真實，也有種永恒的冷漠。
原本這篇裡，也一併要再談到生活裡，在巴黎所認識一些對「真實」有熱情的人的想法。後來覺得文字的味道不對，就擱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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