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寫【社會運動的生命力】，反省台灣的公民社會，就收到了個老同學寄過來網站:【執政、不滿，及其焦慮: 2003 Taiwan Salon台灣沙龍系列】，這是民進黨中央黨部政策會辦的活動，談「反對運動的退潮與轉型」、「國族認同與公民身份」、「國家，政黨與勞工」、「政黨輪替下的媒體角色」、「憲政的困境與改造」、「南北價值的對立與意涵」，以及「政黨輪替下的女身與女聲」，題目都非常切要，而看完了已經整理成文字檔上線的前二個主題後，更是感動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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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寫【社會運動的生命力】，以「反抗再反抗」為題，當作是對這「反對運動的退潮與轉型」的一個回應。當然，也試著連上上一篇「現代與後現代之間」的主題:台灣社會的現代與後現代氣質。
而既然要談「反對運動的退潮與轉型」，當然也要反骨一下，提出一些不同於座談會中幾位與談人的意見。昨天剛好唸了Ronald Inglehart 在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2000 的一篇文章:【Globalization and Postmodern Values】，當段宜康問到了「民進黨的核心價值」時，我們也要看一下當下台灣的核心價值又是什麼?當王健壯提到冷戰，提到中國魯迅與英國的彌爾( J. S. Mills)，等等國際面向時，討論台灣的反對運動，也不應遺忘全球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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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不用拉得太遠，在離開學校之前，就已經清楚地感受到，台灣的反對運動已經退潮了，或，委婉一點說，已經轉型了。
那時候，民進黨還沒上台。當然，確實民進黨上台了後，對台灣的反對運動來說，可以說是個重要的分水嶺。很多人會問，「萬惡」的國民黨政權下台了，「外來」政權終結了，還有什麼好反對的?也有人會說，朋友們進了政府，也不好意思再反對了。
不過，我並不認同一直繞著「民進黨的上台」為主題，來談討台灣反對運動的困境。台灣反對運動的困境，來自於二個面向:
其一，公民價值未能在民主化的時代裡，深化到反對運動的價值體系之中;
其二，以及全球化的發展，使得這種公民價值的深化，更加地困難。
將「公民價值」，拉上台灣反對運動的困境，其實，也就等於是說，台灣之前的反對運動，並不是一種基於「公民價值」的反對運動，而可能可以說是一種「反威權的，或自由主義」的反對運動。但，並不是「公民價值的反對運動」。也就是說，當我們從政治社會中的政黨對立，來思考的反對運動，是一種「現代的反對」，而從人情網絡來決定是不是要反對，則是從「前現代的反對」。我可能得很直接地說，這兩種反對的心態，都不是「後現代的反對」，或者，可能說得更直接的，就只有「後現代的反對」，才是一種立基於公民社會的反對運動。
什麼是「立基於公民社會的反對運動」?而為什麼「後現代的反對」，才有資格說得上是「立基於公民社會的反對運動」?而這個「後現代的反對運動」，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又有怎樣的特質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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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時，有一次回高雄家裡，接到了個電話，是民調。其實我很能體諒這些打電話來的訪員，也就只是打打工，我也儘量配合，不去挑剔問題在方法論上的鬆散。
「請問你的政治立場，是民進黨、國民黨……」訪員這樣問我。
「我是共產黨。」我終於受不了了，有點生氣地這樣回答了她。
為什麼生氣?當時也就只是一種模糊的感覺，漸漸地，也好像懂了什麼。
我有我自已對於政治上的判斷，不用將自已附屬於那個政黨。是我，決定我對政治的看法，不是政黨，決定我的立場。
我想，也許那位沒有受過政治學洗禮的訪員，到現在還不曉得我回答我是共產黨的原因(當然，她應該也不會有什麼印象)，因為我得承認，正如同某位研究台灣選民投票行為的朋友說的，台灣的投票模式，是依選舉人取向、政黨取向，再怎麼輪，也不會有個叫「公民價值取向」的出現。「公民價值」不是台灣民眾的投票重要參考價值，也不是任何一個先進國家民眾的重要參考價值。
然而，卻為什麼，「公民價值」一直是政治哲學中的重點，不斷地被提醒?這是因為，公民價值，在當下的政治生活中，維持了一個「獨立、自主的，另類政治生活的想像空間」，「公民價值」不是依具體的人情網絡來決定要不要反對，「公民價值」會使得人，說出「我愛凱撒，但有更愛羅馬」，而反對自已親密的友人; 「公民價值」同樣也不是出於「非敵即友」，或是外顯為「政黨政治」，而喊出「換人做做看」的策略性思考。「公民價值」可以從工具性的角度，短期地認同於這種策略運用，但工具就只是表面，公民價值有其堅持的本質性價值。
怎樣的「本質性價值」?回到訪員的例子裡，我得說，不願意將自已歸屬到那個政黨，或政治立場，並不是出於標新立異，害怕淹沒在人群裡的英雄情結。而是知識份子的本質上，就必須與政治保持距離。而且，這裡所謂的「政治」，不只是狹義的政治世界、政黨等等政治立場，而是一群特定的認同。換句話的說，知識份子在本質上，必須是游離的、必須是異端，必須敏感於權力，卻出脫於權力，知識份子必須反抗單面向的思維，反抗將自已定著在左右的光譜上的任何一點……因為，知識份子必須超越對立，必須是「有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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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工人團結起來，你們沒有什麼好失去的，除了腳上的鐐銬」。馬克斯的【共產黨宣言】裡這樣說。
當以生產工具的有無，建立了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對立的世界時，馬克斯變成了政治行動的策略家。他得到了半個世界，不過卻失去了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的身份。
相反的，被紀登斯說是終身對抗馬克斯幽魂的韋伯，則是一輩子的知識份子。他反對俾斯麥的右派政府，卻也不認同左派社會民主黨的主張。「學者沒有犧牲理智的權利」，【學術作為一種志業】裡這樣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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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馬克斯，提到韋伯，雖然這篇文章著墨於知識份子、公民價值與反對運動之間的關係。不過，我並沒有絲毫的意思去說，作為知識份子的韋伯，或前期馬克斯，就比作為政治行動策略家的後期馬克斯，有道德上的優越。一個社會需要留個小角落，給知識份子有反對、批判的空間，同樣也需要政治策略，維持日常生活裡的社會秩序。重點，並不在於政府要吸納反對運動，這不只是因為不符合於反對運動邏輯，而成為不可能，而且還滲著壓縮多元價值的父權政治心態。
政治，有政治的邏輯，最多就是一個具有溝通誠意的王者，不用也不能收編知識份子的批判力量，變成一個肉身的利維坦。也就是說，一個在知識份子與政治生活之間，健康的關係，是維持批判的理智世界，與日常的政治秩序之間，一種動態的、具有生命力的溝通，二者沒有優劣，各有價值。
同樣的，我也不希望前述提出的「前現代」、「現代」與「後現代」的反對運動，為它們進行性質優劣的排序，潛藏著一種「後現代」的霸權、「現代」的先進，與「前現代」的落後，或是同樣認為，具有「公民價值」的反對運動，就比較高尚。沒有，並沒有。將反對運動的內質上分成這三種，主要是為了分析台灣反對運動的退潮，或者，連上前述二個台灣反對運動困境的原因，從這三個分期，提出一個解釋台灣反對運動「轉型」的架構。
註:
1)、附圖是Anthony Giddens，現在倫大政經學院院長。他寫了許多的名著，有關資本主義、國家、全球化，甚至是愛情與親密關係，都值得一讀再讀。一邊在寫這文章，一邊就在想，紀氏，是一個知識分子嗎?他的【超越左右】，及【第三條路及其批判】，確實都可以說是知識份子在審度時勢，敏感於權力，又試圖超越權力的力作。但，他與新工黨之間的關係，他對全球化、新自由主義與市場的看法，卻總是讓人對他有點保留。也許，知識份子也有很多種吧!!
2)、【執政、不滿及其焦慮】的網址如附:
http://mypaper1.ttimes.com.tw/user/review/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