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http://www.imastv.com/news/images/M/280/27918_8efda7e384a1544f3da08322dfa5eafc.jpg
文／林玉鳳
先跟大家說明，這篇文章裡的故事，全屬個人經驗，不過因為事過境遷，我應該可以把當日的情緒去掉，盡能力用故事說出問題。文章提及的機構，在裡面工作的朋友，也請先放下成見，看了故事再說。
同一天，醫院是地獄，也是天堂
十多年前，家父中風，當日家人發現了即時將其送到鏡湖醫院。那邊醫療費高昂，加上那時我工作的地方到山頂可讓父親享有免費醫療，父親住上一段時間後，雖然病情有所好轉，但知道出院無期，便替其往山頂醫院掛號。具體時間記得不清楚，反正是要到山頂醫院看門診之前的一兩天，家父在醫院再次中風，由原來只是半邊身癱瘓變成全身癱瘓，不能說話，連點頭都不會。醫生確診時說由於發現問題時已超過病發六小時，沒有辦法救回。我們跟醫生理論，因為媽媽廿四小時在醫院照顧，發現爸爸有問題時已即時通知，那時是早上，但護士說要等醫生下午巡房再說，醫生巡房後再安排檢查，六小時已過去了。既然最好的治療時機已經過去，我們對醫院已失去了信心，決定在約好到山頂醫院看門診的當天安排爸爸出院。回家後，一家人在商討應該先該等下午山頂醫院的結果抑或送父親到香港和廣州，說著說著，在輪椅上完全不會動的爸爸突然流下眼淚，我們一屋人突然哭作一團。大家都心焦如焚，不想再延誤治療，也希望如果不需要爸爸舟車勞頓到外地，可以在本地就醫最好，於是決定當即往山頂急診去，不再等下午的門診。急診的值日醫生看了爸爸，說情況嚴重，需要即時入院，但要請專科醫生簽字。後來一位某個專科的醫生來了，在急診室的走廊當著面跟我說：｢雖然你爸的情況很嚴重，可是我們也沒辦法，因為醫院沒有床位，很多這樣的病人，就是打直進來打橫出去我們也沒有辦法。｣當時我是電視台記者，一周有幾天在電視上報新聞，但也顧不了身份，哭著質問那位醫生：｢你究竟是不是醫生？｣可是，再哭再問都沒有用，在輪椅上的爸爸和我，很快的被幾個人｢請｣出了急診室。
回家時已是中午，一家人各自聯繫朋友，希望安排爸爸到香港或廣州治療，同時討論下午的山頂心科門診還要不要去。最後，我們在只求一試的心態下把爸爸送到山頂。心科醫生為爸爸檢查後，說那是心血管閉塞和腦血管栓塞，需要兩個科的醫生一起治療，需要即時入院，而且要儘早開始做物理治療，這樣爸爸才有可能重新站立。同一天，山頂醫院對我們一家人來說，是個地獄，也是個天堂。幾個月後，癱瘓的爸爸重新站起來，雖然從此要拿拐杖，但他的行動還是自如了。
專業水平，專業操守，醫療體系都是問題
那一次，我對山頂醫院有很大的改觀，覺得裡面有很好的醫生和護士，只是，不知道你可不可以遇上。可是，我也知道，那不只是個運氣問題，因為，一家醫院兩個部門的兩位醫生在同一天對同一位病人可以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對待，那可以是醫生的專業水平問題，專業操守問題，也可以是個醫療體系的管理問題。
十年後，也就是數年前，我的大家姐被診斷出癌症末期，一家人再一次在兩間醫院輾轉奔走，聯絡外地醫院，情節與爸爸當年中風後的故事相近，最後進了山頂醫院接受治療。不過，這一次，我近距離的觀察了很多東西。
醫生能救人，也能救人心
大家姐進院後一周，情況並不理想，神志開始不清晰，需要廿四小時照料，醫生特許家人留院陪伴，在姐姐去世前一個月，我每天會在醫院十多小時，有時是白天，有時是一整個晚上，我目睹醫生和護士等等醫護人員如何在工作量大得驚人的情況下用心盡責。姐姐的主治醫生，在化療初期的周六、日晚上都會回來為姐姐檢查，大年初一，姐姐的情況突然轉壞，原來說好了要放三天假的醫生，接到通知後在假期中回來了。有一次，姐姐急需進行某種檢查，醫生在跟另一位部門的同事通電話時生氣的說：｢一個月，個病人邊等到啊！｣那通電話，是急病人所急。然後，一個下午，有人取消了約定的檢查，剛好所有護士都在忙，醫生自己把姐姐從病房推下去做檢查，再自己把她推回來。姐姐有一次清醒後曾說：｢我原來已不想再醫的了，但看到醫生，我就想把這場仗打下去。｣一位有醫德的醫生，不僅能救人，也能救人心，可以鼓勵病人振作，讓病人有求生的願望。
也許有人會認為我算是個公眾人物，家人會得到好一點的照顧，可是，我目睹的是，其他在同一個科的病人，很多都是草根階層，沒有什麼人脈，他們也得到很好的照顧，醫生和護士等等醫護人員，偶然說話語氣會有點重，可是多數時候，都會清楚回答問題，時時鼓勵住院的病友，和家屬談話，讓大家心裡好過。我唯一不能碓定的是，是不是因為在那是個專治癌症病人的綜合科，被選進去的，都是有仁心的一群。
制度不良，最富裕的城市也會貧病交煎
我經歷的這一類故事，也許同時是很多澳門人的經歷，特別是不好的那一部分。就算你不是貧病交煎，就是你幸運的遇上一、兩個好的醫護人員，只要是在澳門，醫療體系總是一個恩怨情仇的代名詞。這次我是執意要把好的不好的都一併寫出來，恩情在，怨仇也在，因為，就是我有多不滿澳門的醫療水平和醫療制度，總不能抹煞在那個系統中努力的個人，那些醫生、護士、治療師以至醫院工人。想起這些往事，因為最近的眼疾女童小加珈事件，既引起大家熱心關注與支持，也引起政府｢送外診治｣機制等等醫療問題的討論。一個好的制度，可以防止壞人作惡，甚至把壞人調教為好人，幫助很多需要和值得幫助的人；可是，一個壞的制度，不是讓好人受苦，就是把好人也迫成壞人。今天的澳門，我們能見到的是一個病入膏肓的制度：
病人沒有任何申訴渠度，可以在醫療事故中取回公道； 整個澳門的公共和私人醫療系統長期被批評水準參差，政府沒有任何提高專業水準的具體政策；
病人沒有任何資訊，明白自己為何得不到某種政策的支援；公帑有沒有用在最需要最迫切的地方，病人是不是得到平得對待，沒有人知道；
病床不足，制度容許醫院以沒床位為由把重症者拒諸門外而不需作任何轉介；
庸醫得不到懲罰，良醫得不到鼓勵；沒有口德沒有專業責任心的醫生，沒有專業團體負起譴責和監察的任務，仁心仁術的，得不到專業加許；
醫護人員工作量大，政府卻沒有明確的人員增加指標或持續的開考制度，有計劃的紓緩問題；
澳門幾乎是世上最富裕的城市了，可是制度卻永遠千瘡百孔，真正貧病交煎的，除了不幸的澳門人，還有整個城市。
文：原載2013年11月4日《澳門日報》｢視野版｣“純屬角度”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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