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盡天涯 成長是包容傷心的一切理由；生活是早上的兵荒馬亂與晚上的燈下樹影；寫作，不過是與自己和世界對話的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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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提及，抗戰以前，澳門的中文報章，其實沒有明顯的經營或定義澳門人的形象。抗戰期間《朝陽日報》和《大眾報》等發起組成四界救災會，將“澳門人” 首次定義為“愛國的”，願意為抗戰付出的。可是，這樣的定義其實只有短暫的幾年時間。抗戰結束後，受國共內戰影響，戰火漫延至澳門中文報章的言論，媒體才剛經營起來的本土意識，就被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黨爭意識取代，這種情況一直維持至1966年“一二三事件”時期。

受內地文革思潮影響，“一二三事件”期間的報章，曾經短暫的將“澳門”定義為被葡萄牙“欺壓”的殖民地，為了鼓勵當時的華人抵制葡人，“澳門人”被賦予“愛國、反殖民和反帝國主義”的特質，報章經常會出現“堅決打倒”這類澳門報刊上少有的激烈言詞。事件過後，國民黨勢力在澳門正式消減，社會在一片混沌中需要重新建立秩序，此時，有報章繼續受文革的激烈文風影響，也有報章開始遠離對政權政治的討論。用了十多年時間，到八十年代初期，中文報章多數變成採用類似十九世紀末《鏡海叢報》的操作，“澳門”被建構為“數百年來中葡和平相處的地方”以及“既由葡人管治又受內地政權影響的地方”，“澳門人”的概念模糊地體現為“在中葡兩國之間默默謀生的沉默、樸素的人群”，這種情況，一直維持至澳門回歸前後。

　　除了這種與政權相關的政治身份的定義以外，“澳門人” 的概念，還有一層空間上轉變。上回提及1913年出版的《澳門通報》，很少投射澳門人的形象，更多的是在建構“省城”、“香港地”和“澳門街”的世界觀。這樣的世界觀，澳門的中文報章其實用了大半個世紀才調整過來。比《澳門通報》晚一點出版的《澳門時報》，很能代表這種“澳門街”的空間想像。《澳門時報》從創刊開始，有約三十年時間是澳門最暢銷的報紙之一，它的版面分為「中外新聞」、「粵省新聞」和「港澳新聞」，前兩者都佔很大篇幅，幾乎是各佔一大版，後者所佔篇幅則較少，通常只有三分一版。在只有三分一版的「港澳新聞」中，通常是香港大篇幅，澳門小篇幅。這樣的版式，在澳門流行了數十年，幾乎也是在“一二三事件”前後，才出現徹底的明顯的改變，澳門新聞漸漸的成為不同報章的常設頭條內容，到了八十年代，已經沒有報章在經營“省城”、“香港地”和“澳門街”的空間意識。用了大半個世紀，澳門人才漸漸從媒體上走出“澳門街”，此時，中葡談判已經到來，“在中葡兩國之間默默謀生的沉默、樸素的人群”究竟是什麼人，開始惹來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