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樹大概是國際上最廣為人知的日本作家，但我剛好不是他的書迷，他的書我根本看沒幾本，而且每次都在偷偷算頁數，想著什麼時候才能看完，簡單來說：我一點都不喜歡他的作品。
所以我當然不知道今年二月他得了一個耶路撒冷文學獎。
根據資料：「耶路撒冷文學獎創辦於1963年，每兩年頒發一次，意在表彰其作品涉及人類自由、人與社會和政治間關係的作家。往屆得主包括亞瑟‧米勒、蘇珊‧桑塔格、伯特蘭‧羅素、VS.奈波爾、J.M.柯慈、博爾赫斯、米蘭‧昆德拉、西蒙‧波娃、奧克塔維奧‧帕斯（Octavio Paz, 1914-1998，墨西哥詩人、散文家）和巴爾加斯‧略薩等人，皆為大名流。耶路撒冷書展在其官方網站上形容，村上乃「當代最偉大的作家之一」，其作品已被譯成40種語言，廣受嘉許，在以色列，他也是讀者最多的外國作家之一。該獎聲明讚揚 了村上的藝術成就和「對人民的愛」，並稱：「他的人道主義清晰地呈現於其作品中。」第24屆耶路撒冷國際書展將於2月15日至20日舉行。村上春樹將於書展開幕當天在耶路撒冷國際會議中心受獎。」
最近中東的局勢混亂，所有人都勸村上春樹不要去領獎，除了人身安全方面的顧慮之外，也怕他被外界貼上什麼政治標籤，但他不顧眾人反對去戰火未歇的加薩領了這個獎，並在當地發表演說。
我想我終於喜歡上這個作家，我被這篇演講稿的內容給深深打動了，它道盡了我的心，寫出了我說不出口的，一直想表達的一些東西，他畢竟還是村上春樹，一個將心聲轉換為文字已經爛熟到不行的作家，我對村上春樹，另眼相看。
以下為完整演講稿：
總是和雞蛋站在同一邊──村上春樹於耶路撒冷文學獎
我是以小說家的身份來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說，我的身份是一個專業的謊言編織者。
當然，說謊的不只是小說家。我們都知道，政客也會。外交人員和軍人有時也會被迫說謊，二手車業務員，屠夫和工人也不例外。不過，小說家的謊言和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在於，沒有人會用道德標準去苛責小說家的謊言。事實上，小說家的謊言說的越努力，越大、越好，批評家和大眾越會讚賞他。為什麼呢？
我的答案是這樣的：藉由傳述高超的謊言；也就是創造出看來彷彿真實的小說情節，小說家可以將真實帶到新的疆域，將新的光明照耀其上。在大多數的案例中，我們幾乎不可能捕捉真理，並且精準的描繪它。因此，我們才必須要將真理從它的藏匿處誘出，轉化到另一個想像的場景，轉換成另一個想像的形體。不過，為了達成這個目的，我們必須先弄清楚真理到底在自己體內的何處。要編出好的謊言，這是必要的。
不過，今天，我不準備說謊。我會盡可能的誠實。一年之中只有幾天我不會撒謊，今天剛好是其中一天。
讓我老實說吧。許多人建議我今天不應該來此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有些人甚至警告我，如果我敢來，他們就會杯葛我的作品。
會這樣的原因，當然是因為加薩走廊正發生的這場激烈的戰鬥。根據聯合國的調查，在被封鎖的加薩城中超過一千人喪生，許多人是手無寸鐵的平民，包括了兒童和老人。
在收到獲獎通知之後，我自問：在此時前往以色列接受這文學獎是否是一個正確的行為。這會不會讓人以為我支持衝突中的某一方，或者認為我支持一個選擇發動壓倒性武力的國家政策。當然，我不希望讓人有這樣的印象。我不贊同任何戰爭，我也不支持任何國家。同樣的，我也不希望看到自己的書被杯葛。
最後，在經過審慎的考量之後，我終於決定來此。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有太多人反對我前來參與了。或許，我就像許多其他的小說家一樣，天生有著反骨。如果人們告訴我，特別是警告我：「千萬別去那邊，」「千萬別這麼做，」我通常會想要「去那邊」和「這麼做」。你可以說這就是我身為小說家的天性。小說家是種很特別的人。他們一定要親眼所見、親手所觸才願意相信。
所以我來到此地。我選擇親身參與，而不是退縮逃避。我選擇親眼目睹，而不是蒙蔽雙眼。我選擇開口說話，而不是沈默不語。
這並不代表我要發表任何政治信息。判斷對錯當然是小說家最重要的責任。
不過，要如何將這樣的判斷傳遞給他人，則是每個作家的選擇。我自己喜歡利用故事，傾向超現實的故事。因此，我今日才不會在各位面前發表任何直接的政治訊息。
不過，請各位容許我發表一個非常個人的訊息。這是我在撰寫小說時總是牢記在心的。我從來沒有真的將其形諸於文字或是貼在牆上。我將它雋刻在我內心的牆上，這句話是這樣說的：
「若要在高聳的堅牆與以卵擊石的雞蛋之間作選擇，我永遠會選擇站在雞蛋那一邊。」
是的。不管那高牆多麼的正當，那雞蛋多麼的咎由自取，我總是會站在雞蛋那一邊。就讓其他人來決定是非，或許時間或是歷史會下判斷。但若一個小說家選擇寫出站在高牆那一方的作品，不論他有任何理由，這作品的價值何在？
這代表什麼？在大多數的狀況下，這是很顯而易見的。轟炸機、戰車、火箭與白磷彈是那堵高牆。被壓碎、燒焦、射殺的手無寸鐵的平民則是雞蛋。這是這比喻的一個角度。
不過，並不是只有一個角度，還有更深的思考。這樣想吧。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是一顆雞蛋。我們都是獨一無二，裝在脆弱容器理的靈魂。對我來說是如此，對諸位來說也是一樣。我們每個人也或多或少，必須面對一堵高牆。這高牆的名字叫做體制。體制本該保護我們，但有時它卻自作主張，開始殘殺我們，甚至讓我們冷血、有效，系統化的殘殺別人。
我寫小說只有一個理由。那就是將個體的靈魂尊嚴暴露在光明之下。故事的目的是在警醒世人，將一道光束照在體系上，避免它將我們的靈魂吞沒，剝奪靈魂的意義。我深信小說家就該揭露每個靈魂的獨特性，藉由故事來釐清它。用生與死的故事，愛的故事，讓人們落淚的故事，讓人們因恐懼而顫抖的故事，讓人們歡笑顫動的故事。這才是我們日復一日嚴肅編織小說的原因。
先父在九十歲時過世。他是個退休的教師，兼職的佛教法師。當他在研究所就讀時，他被強制徵召去中國參戰。身為一個戰後出身的小孩，我曾經看著他每天晨起在餐前，於我們家的佛壇前深深的向佛祖祈禱。有次我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告訴我他在替那些死於戰爭中的人們祈禱。
他說，他在替所有犧牲的人們祈禱，包括戰友，包括敵人。看著他跪在佛壇前的背影，我似乎可以看見死亡的陰影包圍著他。
我的父親過世時帶走了他的記憶，我永遠沒機會知道一切。但那被死亡包圍的背影留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我從他身上繼承的少數幾件事物，也是最重要的事物。
我今日只想對你傳達一件事。我們都是人類，超越國籍、種族和宗教，都只是一個面對名為體制的堅實高牆的一枚脆弱雞蛋。不論從任何角度來看，我們都毫無勝機。高牆太高、太堅硬，太冰冷。唯一勝過它的可能性只有來自我們將靈魂結為一體，全心相信每個人的獨特和不可取代性所產生的溫暖。
請各位停下來想一想。我們每個人都擁有一個獨特的，活生生的靈魂。體制卻沒有。我們不能容許體制踐踏我們。我們不能容許體制自行其是。體制並沒有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這就是我要對各位說的。
我很感謝能夠獲得耶路撒冷文學獎。我很感謝世界各地有那麼多的讀者。我很高興有機會向各位發表演說。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