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重看吳爾芙的金幣或房間，會無端陷入一種奇怪的羨慕情緒──比方一些我們都熟悉的段落：莎士比亞的妹妹無比悲慘，我們的女兒、女兒的母親、母親的母親們都貧窮；我們的國家對女人們吝嗇得無以復加，士紳的女兒難以上大學、難以賺取像樣的收入；戰爭與愛國情操所服膺的從來只是男人的秉性──是男人的，不是我的。作為一個女人，我沒有國家；作為一個女人，我不需要國家；作為一個女人，我的國家就是全世界。
閱讀這些字句難免陷入一種特異的羨慕情緒：那是，我在我所屬的世代的性別語彙中看不見的一種確定感、一種可以搖動旗幟就進入革命的衝突張力。
當我重讀我所屬的世代的性別語言與吶喊──那些在我的青少年時光勾動了我多麼深切的認同渴望的──比如說董啟章的《安卓珍尼》與《雙身》：無論是從一個不存在的雌性物種演化史當中，反覆的隱匿或揭發我們時代的所謂女性處境、或者一個「男人一天早上醒來發現自己擁有了一個女性身體」的驚悚想像；「性別」的言詮變成一種我們逐漸稱做「女性書寫」的東西（女性書寫、女性影展、女性藝術，或者一些文法與句構類似的其他句型。），而這種東西的主題與目的漸漸的不再在於過去單純的「揭露」不義的事實，以達成呼召改革未來的成果；轉而變為一種細密繁複的情緒展演，它的目的再也不是任何一種形式的確定未來，而是迂迴又曖昧的，對於過去（記憶與經驗）的不信任與反覆扣問。
換句話說，如果過去我們所知道的「婦女運動」必須立基在一個固定的基礎上，那就是「社會結構」（或者國家權力、以及有形無形的資源配置或什麼其他的東西）對待女人的「不公平」，而這個不公平的記憶是確定的、一致的，是男人看得見、不可能否認，而所有女人也都同意的──那麼，這樣的「婦女運動」在今天幾乎是不可能成就的事。
今天我們成就的是各種各樣的「女性書寫」，是因為一切擺盪與不確定，以至於需求對「女性身分」的一再確認與召喚。
「女性書寫」不書寫任何確定的事實與經驗，因為所有的事實與經驗都可能只是你的而不是我的；「女性書寫」不在意任何確定的罪證與譴責對象，因為所有的罪證與譴責都可能出於虛妄的想像。「女性書寫」因而是一種極度抽象的呼召：你是女人嗎？你是怎樣的女人？你經歷過什麼樣的事情是被我們劃歸為「女性經驗」的東西？（關於月經，你有些什麼感覺？關於愛上一個男人，你有些什麼說法？關於性騷擾呢？性幻想呢？關於被一個男人所愛、所凝視所掌握，你有些什麼疼痛或印記可以展示？你逃跑過嗎？抗議拒絕過嗎？你與你的女性身體，怎麼溝通呢？）
「女性」這個名詞本身，變成了一個問號。並且只有問號。
有人問我關於歧視的問題，脫出那些獨白式的喃喃，我們如何確定它，歧視，是真的存在？如果生不出更多的抗議能量，獨白式的喃喃有什麼價值？而我們在今天連「兩性」這個詞彙都無法說得理直氣壯不加但書（別忘了認同永遠在流動，別忘了固著於生理分類的性別認識是多麼愚蠢的一件事），我們究竟該想像一個怎樣的革命未來？
我不知道我們是否還能問、還能回答關於歧視的問題，甚至不能確定革命一辭的意義。只是當我重看吳爾芙或者波娃，當我回想起一個信念確定的時代，也不得不懷疑起那樣的天真可以達致什麼。
所以也就，讓我們反覆吧。
原載台灣立報性別版
200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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