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如何看待小说中女性人物的遭遇】
张爱玲的身世经历
张爱玲（1920 年9 月30 日──1995 年9 月8 日），本名张煐，英文直译为
Eileen Chang，曾使用笔名梁京，出生于上海，祖籍河北丰润。一九二四年，张氏父母失和，母亲与姑姑張茂渊同赴欧洲游学。一九三Ｏ年，母亲从英文名Eileen 直译为“爱玲”，当作张氏小学入学证上的名字。此时张爱玲从《小说月报》、《文学季刊》、《西风》、《良友画报》等文学及休闲性刊物接触新文学，又吸取英國作家毛姆的小说、戏剧家萧伯纳剧本等外国名著；在父亲的传统书房中，亦不乏《红楼梦》、《三国演义》、《歇浦潮》、《醒世姻缘》等通俗中国小说，使张氏得以中西合璧汲取文学的养分。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张爱玲征得父亲同意，迁往母亲于公共租借的家暂住二星期；不料返回父亲旧宅，却被继母挑寡掌掴，张氏随即遭到父亲毒打后软禁 ：
（张氏）病了半年，躺在床上看着秋冬的淡青的天，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
石的鹿角，底下累累兩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哪一
代……朦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里么？死了就在园子里埋
了 。
张氏一面这样想着，却一面留神细听花园里大门每一次的开关声，终于把握
机会毅然逃走。于是在一個寒冬的夜晚，逃向了母亲家，也奔向了自由。然而母亲的经济情況拮据，她曾对张氏表示：“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話，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來裝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沒有余錢兼顾到衣裝上 。 “造成张氏对金钱现实相当敏感，就算是对着自己的母亲，她仍认为母亲对自己的供养并非理所當然的，而是莫大的慈悲与恩惠。一九三八年，张氏在母亲的指导下參加伦敦大学远东区入学考試，得了第一名，但由於一九三九年欧战爆发，只得改入香港大学攻读文科。一九三九年冬天，适逢上海《西风》杂志举办征文比赛，题目是「我的……」，张氏于是选择〈我的天才梦〉为题参赛。文章起首写道：“我是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別无生存的目標 。”到文末“在沒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這种咬噬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蝨子 。”全文亮丽奇警、清新脫俗，恍若預言她自己的一生。文章寄出后，《西風》通知該文章获得冠军。一九四一年，日军发动战争，战事波及香港，张氏的大学学业被迫中断。于战火中她曾报名參加防空员和护士工作，亲眼目睹了战争中人们的惊恐与无助，这对她日后的短篇小说〈倾城之恋〉，提供了丰富的背景題材。一九四三年，香港大学停办，未完成学业的张氏只得返回上海姑姑家居住。后来为了生活，张氏开始卖文，先后为《泰晤士报》写戏剧和影评、替《二十世紀》写中国传统文化──生活、服裝等。
一九四三年冬，汪伪政府副部长胡兰成对张氏的〈封锁〉赞叹有加，并亲自拜访张氏，缔造出这段姻缘。一九四四年张氏与胡兰成結为连理，由炎櫻证婚。婚后胡至武汉创办《大楚报》，期间于汉阳医院疗养，与院內护士周训德相恋。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投降，文化汉奸身分的胡化名張嘉仪潜逃杭、溫州一帶，并与范秀美同居。一九四七年，张氏与胡终以离婚收场。一九五六年二月，张氏获得爱荷华．麦克道威尔作家写作基金会为期兩年的写作奖金，故赴新罕普什而洲居住并悠闲写作，在此结识了个性爽朗思敏捷的戏剧家费迪南．赖雅，二人于一九五六年八月结为夫妻。一九六一年，张氏前往香港编写剧本，曾中途停留台湾，然赖雅約在同時不幸中锋。待赖雅病情稳定后，张復返港编写电影剧本《红楼梦》、《南北一家亲》，后返美照顾臥病的赖雅时，亦编写了《小兒女》、《一曲难忘》、《南北喜相逢》等剧本。
一九八四年后，张氏疑遭“蟲害”，故开始在洛杉矶汽车旅馆间居无定所，期间遺失了許多手稿及证件。一九八八年病情稍稍解除，方重新定居；一九九四年，张爱玲几乎与世隔绝。一九九五年九月初，张氏於自家公寓中去世，几天后──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才被发现，享年七十四岁。九月三十日张氏生日当天，林式同和几位文友将她的骨灰撒在太平洋上。
张爱玲怀抱着缺乏关爱的童年阴影，最后又独自在房中孤单死去，实令人感慨万千。佛洛伊德认为儿童早期的生活经验对其人格心理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綜观张氏一生，身为前清遺老家族后代的她，輝煌家族在改朝换代中沒落，不免感染着颓靡的疏离态度。加上自幼家庭破碎，张四岁时父母便聚少离多、少年時代因不堪遭受父亲与继母的暴力折磨而逃家，成年后僅与姑姑相依為命地生活一段时期，“名义上”有过兩次婚姻──胡兰成、赖雅，却沒有子嗣，一生都缺少正常的家庭生活与温暖。就张氏的生命整体而言，童年時期的安静服从、青少年及成年时期的叛逆、自立与才画展现，至中年到晚年，却急转直下地呈现衰弱、避世、消极与孤独的生命态度，她的人生经验、人格特質皆与文学成就息息相关。《流言》中张爱玲所自陈的成长经验，可以窥探她初期人格特質形成的背景。
张爱玲的小说女性人物的时代背景
张爱玲当时身处的年代，正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导或者可以说是一个以父权为中心的一个年代。在父权政治利益的基础上，此种宗法体制建构出男女、君臣、父子、夫妻的主从身份 。在这些儒家思想如三纲五常的教条的影响之下，形成了男尊女卑及女性必须依赖男性生存的一个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低下，女性完全是处于一个被动的角色，完全丧失了自主权。此外，她们也是处于一个情绪极度被压抑的一个状态。在这长期压抑自己的情况之下，就造成了心理上的不平衡。
而那些在心理不平衡低下所发生的悲剧，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材料、题材。在张爱玲的小说当中的女主角，往往都得依附于男性的。例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她心甘情愿的当范柳原的情妇，为的就是能够从范柳原的身上得到经济上的安全。在张爱玲的眼中，她作品里的女主角是一位失落者，她们的遭遇都是荒凉或者是凄凉的。而张爱玲对于她们的遭遇始终给予怜悯同情的。
张爱玲作品里女主角荒凉的遭遇
笔者将从〈金锁记〉、〈倾城之恋〉这两部小说来探讨张爱玲是如何描写女主角荒凉的遭遇 。“荒凉（有时是“苍凉”、“凄凉”）笼罩着张爱玲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金锁记〉是“隔了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在〈金锁记〉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曹七巧、其女长白以及媳妇寿芝荒凉的遭遇。曹七巧在其哥哥安排下，被逼嫁给身体患有骨痨的姜家二老爷。由于她不是出身于名门贵族的小姐，因此，姜家的人，甚至是连丫环都看不起她，都不愿意与她来往。曹七巧自己调侃道：“‘难不成我跟了个残废的人，就过上了残废的气，沾都沾不得？’ 她睁着眼直勾勾朝前望着，耳朵上的实心宵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 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而在描写到姜家分家的情况则是，虽然曹七巧曾闹过，但“维持几天的僵局…孤儿寡妇还是被欺负了。”还有在文中的最后一段，曹七巧似睡非睡横在烟铺上，回想起那三十年走过的岁月而不禁悲从中来的描写，可以看得出作者对于曹七巧的同情。“七巧挪了挪头低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茶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就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
此外，作者也透过了长安的堂房妹子-长馨的口，道出了她对长安的同情。就在长安去向长馨祝寿时，长馨知道了长安的情况后，于是“长馨背地里向她母亲道：‘妈想法子给安姐姐介绍个朋友罢，瞧她怪可怜的’”。由于曹七巧自己在婚姻上得不到幸福，她也不愿意让她的女儿得到幸福。在她知道长安在长馨的介绍下认识了童世舫，并且发展得很顺利时，她竟然妒嫉起长安来。“…这些年来，多多怠慢了姑娘，不怪姑娘难得开个笑脸。这下子跳出了姜家的门，称了心愿，再快活些，可也别这么摆在脸上呀- 叫人看了心寒！”曹七巧更在从中破坏，长安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得不亲手结束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爱。作者把长安亲手结束校园生活和恋爱的举动形容为“像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
至于寿芝，她的遭遇也是非常值得同情的。在婚礼进行的当天，她就已经被曹七巧母女品头论足了，而且没有一句是好话。在婚后，曹七巧更嫌她的媳妇笨，诸事不如意，每每向亲戚们诉说。更离谱的是，曹七巧因想留住自己的儿子，便指示他替自己连续烧了两天的烟。“七巧接连着要长白为她烧了两晚的烟。”同时，更向长白打听他们夫妻闺房的秘密且到处去加以渲染，就算是在寿芝母亲的面前也照说不误“逼得寿芝的母亲脸皮紫涨，也无颜再见女儿…”。这也使到寿芝认为“这是一个疯狂的世界，丈夫不像个丈夫，婆婆也不像个婆婆。不是他们疯了，就是他疯了。”最后，更逼到寿芝萌起自杀的念头“月光里，她的脚没有一点血色—青、绿、紫、冷去的尸身的颜色。她想死。她想死。”然而她并没有自杀，而是患了肺痨而死的。“寿芝得了肺痨… 她并没有死— 又挨了半个月光景才死的。”寿芝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多么荒凉啊！
〈倾城之恋〉是一个“说不尽的苍凉故事”。“说不尽的苍凉故事”这句话在文中重复了两次，分别是在文中的开始与结束的部分。这故事的苍凉在于白流苏的遭遇。白流苏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张爱玲笔下婚前的女人都是天真、纯洁、完整；而婚后的女人则是扭曲、阴沉而千疮百孔。婚姻可说是女人一生的重要门槛，因为它代表女人性的启蒙亦是性的压抑，女人是宗法婚姻的“交换物”，又是“传宗接代的工具”，满怀情爱幻想的女人在婚姻中注定要幻灭与觉悟 。从《倾城之恋》的叙述中，我们知道白流苏也受到传统道德观念的怂恿，不想把生命耗费在底三下四的工作上—当时能够容纳女性的职业不很理想，待遇菲薄— 使结婚成为女人“比较有利的事业 ”。因此，离过婚的白流苏失去了这“比较有利的事业”而被其家人鄙视为此她不得重新再寻找新的经济寄托。婚姻对白流苏来说，不单只是爱的结合那么简单，且也包括了得到经济上的安全。我们可以看这例子“但是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因此，我们可以假设白流苏即使遇到的不是范柳原，只要那个人能给她经济上的安全，她也是会委屈求全的。
在徐太太的穿针引线下，白流苏认识了范柳原这个新的经济支柱。为了能得到这个经济支柱，白流苏可说是花尽心思， 和范柳原玩心理战术。双方在香港相处的那段时间都非常的矜持，也一直在猜忌对方的想法。例如：“ …流苏看得出他那闲适是一种自满的闲适— 她拿稳了她跳不出他的手掌心去。”这都只是出自于白流苏单方面的揣测而以。然而，最终她还是臣服于范柳原。为了能得到这个经济支柱，她情愿当范柳原的情妇。“现在她不过是范柳原的情妇，不露面的，她本该躲着人，人也该躲着她。”
虽然，徐太太的穿针引线是有其目的，“徐太太曾经说过她丈夫与范柳原在营业上有密切接触，夫妇两个大约是很热心地捧着范柳原。牺牲一个不相干的孤独的亲戚来巴结他，也是可能的事。”但是，在之前，徐太太也是真心同情白流苏的遭遇的。就在徐太太去白家为宝络说亲的时候，知道了白流苏被其家人欺侮时，悄悄地对白流苏说：“你也太老实了，不怪人家欺侮你，你哥哥们把你的钱盘来盘去盘光了！就养活你一辈子也是应该的。”“放着你这样好的人才，二十八也不算什么，我替你留心着。说着我又要怪你了，离了婚七八年了，你早点儿拿定主意，远走高飞，少受多少气！”从表面上看来，徐太太是在责备白流苏，其实也是在同情她。
虽然，最终是白流苏胜利了。她与范柳原终于结为夫妻了，“然而，流苏还是有点怅惘…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呢？谁知道呢？…”
结语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我们不难发现里头的人物都感到自己的藐小无能，对过去挣扎于不可避免的命运取自嘲的态度，以此获得心理平衡：命即如此，何必悲伤：即使是欢乐的场景，却没有欢乐的气氛，弥漫于人物内心的仍然是“荒凉”。这些“荒凉”内心情绪呈现的是对未来命运的悲观，一切欢乐都包含着滑稽，隐藏着悲哀，满怀的希望终将成为泡影 。
此外，张爱玲小说里悲剧的造成，无不和当时的整个社会架构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的悲剧都是整个社会现实的反映与缩影。这些的悲剧它正在某个我们看不到的角落不断的重复上演着，完不了。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