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隨筆 一事能狂便少年 人到中年就渴望還能幻化為滿山杜鵑， 只為一次無憾的春天， 蟄居天外一方二十餘載， 不信邪地闖入e世界，昭告各方： 當年揮一揮手不帶走一片雲彩， 奔向小亞細亞的野女孩重現江湖。

525愛的鼓勵 2訂閱站台

親愛的朋友﹕我再回憶了﹐我寫高行健那段話時的想法﹐我想起我的意思是要說﹐土耳其至少還比中國有言論自由﹐帕姆克因此還不必像高行健那樣“淪落”到用外國籍得獎﹐當時﹐不想寫得那麼露骨﹐所以就這麼寫了﹐這“淪落”一詞的使用﹐是從“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慨來的﹐倒沒有你信中指的那種意思。

幸好你來信﹐我才發覺我這段文字可能引起的誤解。我就奇怪﹐自己在看“一個人的聖經”時﹐還大為讚賞高行健的﹐怎麼會潛意識有你說的那種刻薄與愛國主義的﹖

還有﹐我不覺得高行健有刻意迎合諾貝爾文學獎的要求﹐但是﹐帕姆克卻給我那種感覺﹐如果有一天我能和帕姆克見面的話﹐要好好問他﹐我這個感覺是我多年來追蹤他的報導後產生的直覺。他的小說所選的題材﹐是了解土耳其社會歷史的人都知道的東西﹐但是﹐他的描述鋪陳穿插就是與眾不同﹐我有時會不斷重覆看他同一段的文字﹐去琢磨他怎麼會用那樣的文字寫出那樣的情節﹐我看的是土文﹐真是色彩情境感情交織出美得讓我顫抖的感動﹐讓我不敢去看中文譯本﹐這是我看“我的名字是紅色“時的心情。說來你會笑﹐我把他這本書看得很神聖﹐很私有﹐到最後不願去寫書評和書介﹐那還是我1999年﹐初看這本書時的念頭﹐所以別以為我不喜歡帕姆克﹐我是有點痛心﹐不﹐很痛心﹐他可以純粹地以文學作品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他應該可以同時獲得土耳其人和世人的擁抱的﹐當然我們可以說是那些民族主義派的土耳其人沒那個度量﹐可是你一個文學家﹐何必去淌史學家和政客的渾水﹖其實﹐我也是苛求了﹐更正確地說﹐我也理解一個文學家在今天無可避免要如此入世﹐才能被世人認識﹐在如今這種資訊爆炸的時代﹐要成名光靠作品還真是不容易。

綜合了上一篇，我倒覺得，若以悲壯的心態來看高行健，說”淪落”也不為過！
中國不容許異言堂也不是稀奇事，高行健的文學如此優秀，但在政治不及格就被狠狠掃出去。再說若是高行健能隨波逐流，做一般人做的事、和一般人一樣的思想，那他更不會有能力創造這麼獨特優秀的作品，倘若世界皆只能有一致的想法(包含政治正確)，不能有異己，那就別忘想人類會什麼創造與文明！
（創造力就是要做以前沒做過的事，所以人類的祖先學會使用工具，那現今文明不就是這樣來的，人類現今這麼精細的思考能力也是這麼來的！）

帕姆克是叛徒？是的！就的確有殺害雅美尼亞人的同樣被稱之為土耳其人的人答案當然是的！就算不能一起塑造完美的圓，若是掀開那欲意遮掩缺陷的大黑布，戳破要假裝成完美圓形的謊言，那人當然是背叛者。但若不掀黑布，那會有知道或有意願去修補那缺陷嗎？
前一篇留言有說帕姆克是”拿糞弄髒自己巢”的行為，我到認為這樣的說法是錯的，不如說手染鮮血的人才是弄髒鳥巢的鳥，而帕姆克更應該像是公開展示骯髒的鳥巢！

帕姆克是投機者？人若在見識許多投機的土耳其人後，可能就不足為奇，以他是投機的文學家看待，不如以他是適時務者的土耳其人來理解，反而會讓自己更能會心一笑！更何況看似乎這像是推動土耳其內省的動力，又是位土耳其人做的”好事”，對土耳其何嘗不好！但可憐了諾貝爾獎可能被利用了，但這又是評審者可心證的事
，那又就如此了！

說真的”紅”那本書，還真有讓人感覺神聖的感覺。是一個國家的複雜情節使其神聖？或說土耳其使”他”神聖了！

關於帕穆克最近思考了很多﹐也跟一位接近他的人談過之後﹐決定收回我認為他有迎合諾貝爾評審要求的看法﹐只能說我個人認為他有這個嫌疑﹐但是﹐我不該以此批判他﹐我不該用那麼不厚道的話說他﹐追究當時的苛責心理﹐我是愛之深責之切﹐覺得他要是再寫幾年﹐不靠對政治發表看法﹐光靠文學作品﹐會實至名歸﹐不過﹐真是苛求﹐文學家要不對政治發表點議論﹐還真是難喲﹗

林郁庭一篇旁觀帕穆克演講的文章﹐說到我的心思。還有草草這篇談張信剛與帕姆克的相會﹐我可以理解張信剛為了一本書追到伊斯坦堡和作家見面的欣賞熱度。

2006.11.11　 中國時報
■人間---帕慕克在柏克萊
林郁庭

渡過2006年最後一個夏天，電報街的柯迪（Cody’s）書店關門了，對柏克萊人真是一大打擊。隔壁的摩斯（Moe’s）和對街的莎士比亞二手書店都還 在，想找瀕臨絕版、踏遍鐵鞋也難求的學術書籍，直溯電報街往校園方向走，左手邊的大學出版社書店會幫你想辦法。但柯迪不只是一家書店。雖然與大學沒有直接 關聯，它凝聚了珍視獨立思考與自由言論的這個社群，對落實柏克萊精神有具體的貢獻：它在保守派鎮壓學潮之時，庇護了自由敢言的學生；它籌辦的作家新書發表 會，向以豐富多元、激發熱烈而充滿智識性的討論著稱，對於促成作家與讀者評論者之間密切的交流而言，號稱密西西比河以東的書店之最。
2004年初秋的一個傍晚，我挾著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的《我的名字叫紅》踏入柯迪書店，預備參加帕慕克《雪》英譯本的新書發表會。
看完《我的名字叫紅》多少了解為什麼一本描述十六世紀末鄂圖曼宮闈畫室祕辛的小說，能夠成為暢銷書市場的寵兒，讓帕慕克廣受西方世界的關 注。懸疑曲折的劇情，豐富細膩的史料背景，屍體加上裸體的黃金組合（謀殺案、愛情、性），顛覆歷史小說一般習於一以貫之的寫法，從嶄新的多重視角來鋪陳故 事的敘事手法（不只是人物，連屍體、畫裡的一棵樹、酒店裡一枚金幣都被賦予發言的權力），讓歐美人士能夠透過他們所熟悉、具有「現代性」的語言架構（或後 現代攪亂高低尊卑之分，以拼貼錯置呈現出其荒謬詭趣的做法），來窺視蘇丹秘密花園裡的東方情趣。
無可避免的問題，則在帕慕克是否刻意營造討好西方讀者的文體，以他們能接受的語言來推銷異國風情呢？對柯迪簽書會的期望，在於見到他本人 時，或許能夠找到答案。我不否認我對他抱著一絲的懷疑。別的不提，紅（繪畫的色彩）與黑（故事主人翁）的強烈意象就很難與司湯達爾（Stendhal）脫 離關係。但必須承認的是，即使真有那麼一點居心，帕慕克做得極為出色。我相信他很清楚這本書能得到西方人的青睞，但他的企圖心不止於此。從謀殺迷團的抽絲 剝繭、鄂圖曼統治下各階層不同民族多樣生活勾勒的綺麗萬花筒起始，由波斯流傳久遠的纖毫畫對上文藝復興以來的透視、人像畫技巧所引發的東西文化接觸、衝 突、協調問題，過程中牽扯的宗教與權力之爭，到最終探案過程蒐集來的一條條線索，如同一個個交纏的線頭，織好又扯散，反覆之中那幅有關哲學思辯、美學昇 華、生命迷思的織錦壁毯不斷修正，永遠都在進行中。但我喜歡的是儘管這部小說氣勢宏偉，庸庸碌碌的小人物才是它的中心，作為英雄的不是雄才大略的蘇丹、朝 臣、野心者，而是那魯莽青澀、甚至有些窩囊的黑先生，最大的贏家則是富於女人狡詐溫柔心計、努力為自己和孩子們找個倒楣鬼依靠的美豔孀婦。我想像帕慕克在 架構龐大複雜鄂圖曼藍圖的細密心思之下，必然有顆捉挾淘氣的童心。
柯迪二樓會場漸次坐滿，發送土耳其旅遊資訊、舊金山灣區土裔移民生活雜誌的女孩伸長了手臂，留意那些新來的人還沒有拿到。帕慕克在掌聲中入 場，灰白的髮絲下是雙聰慧靈動的眸子，流利的英文帶著明顯的口音，清晰而充滿自信。致歡迎詞的是我們比較文學系博士班某個高材生，以仰慕的眼訴說帕慕克每 一部作品她都看過，盛讚他有大師風範，直追喬依斯（James Joyce）、波赫斯（Jorge Luis Borges）、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腳步。我看到帕慕克聳聳肩，眉頭輕鎖、唇畔扭出半個微笑，但我們的高材生顯然陶醉於她精心撰寫的致詞稿，沒有留意到這個警訊。她開始談今天 晚上的主角，說《雪》這本書開場就讓她想起喬依斯《都柏林人》（Dubliners），還沒來得及分析語言意象有何傳承性，帕慕克以宏亮的聲音把她打斷， 「哦，是嗎？我不認為如此呢！」
高材生愣了一下，看了看只念一半的講稿。我們都以為她會把它放下，重新思考再出發，但她竟還是鼓起勇氣把它念完了，說些什麼我也不記得，因為我跟帕慕克一樣，根本就沒有去聽。
帕慕克念了《雪》前幾頁，談到作者與翻譯者關係、作品以英文呈現的文化翻譯問題，回答讀者們富有智識性以及相當無聊的問題；問題的方向包羅 萬象，包含作品本身、他的思想體系、到土耳其該不該加入歐盟等等。有位像是這些年在美國崛起的新保守主義者問了個愚蠢而無禮的問題，帕慕克無意回答，她當 場叫囂鼓譟；帕慕克對她微笑，然後正色請她閉嘴。
有人問了作家最不願意回答、讀者評論家卻窮之不捨的問題：作品風格受了什麼人的影響？「我不覺得特別受了什麼人影響，」帕慕克回答，「如果談世界文學裡我喜愛的作家，有莎士比亞、司湯達爾、普魯斯特等人。」
正如帕慕克斬釘截鐵地回答他絕對贊成土耳其加入歐盟，彷若意味著西化、與歐洲靠攏是土耳其該走的道路，他列舉的「世界文學」作家僅侷限於沒有考慮到川端康成、曹雪芹的世界西半球，其實用「歐洲文學」來形容是比較適切的。或許土耳其沒有這些東方作家像樣的翻譯本？
最終我都沒有把自己的疑問提出來，只是饒有興味地欣賞他的演出，觀察他怎麼回答這些西方讀者的問題。這是一個相當有魅力的人，我滿意地頷 首，他聰明得體，能自在地把玩東西差異之間那個玄妙的語言，他明白自己要的是什麼，也願意給讀者他們所冀求的──如果他高興的話。
前些日子看了他的自傳體照片散記《伊斯坦堡：一座城市的記憶》，驚喜地找到我當年沒有問的那些問題的答案。帕慕克坦承他跟其他伊斯坦堡居民 一樣，對於西方目光的自覺與在意──畢竟沒有多少城市像伊斯坦堡如此橫跨歐亞、經歷了好幾個帝國興衰的風霜，這樣一個偉大的城市，不吸引注目是不可能的， 在十九世紀歐洲的旅遊文學渲染異國風情最盛之時，伊斯坦堡在文學巨擘的筆下從沒有缺席過。帕慕克用他自己藝術家的眼，土耳其詩人專欄作家的筆觸，又退一步 藉著十八世紀末版法國畫家梅林（Antoine-Ignace Melling）的畫筆，十九世紀法國浪漫、寫實作家內瓦爾（Gerard de Nerval）、戈蒂耶（Theophile Gautier）、羅提（Pierre Loti）、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的小說與遊記，追尋著這個城市已經消失的影像記憶，以及還在醞釀卻多半披著過去榮光喪衣的憂傷景致。如同書中大量黑白照片從不同視野透 視伊斯坦堡四時風情，呈現大街小巷、宮廷樓閣、廢墟古蹟、陋巷貧民窟、市井小民、博斯普魯斯海峽盛景，帕慕克的文字也從不同角度切入，在自己與他人的眼光 之間反覆剖析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終至自身與異己在愛恨衝突、爭辯與傾心交融之中，那視角亦人亦己，難分彼此。對於一個位在東西文化的交接口，經歷拜 占庭、鄂圖曼統治，深受基督教與伊斯蘭文明洗禮的城市，長久習於多種族多文化的衝擊，重複創造改寫自己的歷史，又如一歷劫紅顏，不斷地從覬覦的眼中看到自 己被糾葛的想像與真實幻化的容顏；本來單一敘述的聲音就不可能，它必須在複雜精碎的殘片中，重新塑造自己的多面性。
帕慕克以對於土耳其語憂傷一字huzun（感謝中文版由何佩樺小姐把它譯成音義皆近、又充滿詩意的「呼愁」）的解析，很適切地詮釋瀰漫伊斯 坦堡的憂愁，以及由這個字的縮影所擴充出去，所投射出任何東西文化接觸交流都會遇到的問題。「呼愁」具有多重層次：它是一種病態，情緒，詩學概念，也是哲 學思維；從宗教的層面來看，它是耽溺於世俗享樂以及物慾所感到的失落，以蘇非（Sufi）教派的解釋，它是自覺不夠接近真主阿拉的精神苦悶；它於某些層面 接近西方人談的「憂鬱」（melancholy），源自亞里斯多德時代所言黑膽汁的苦澀作用，以內瓦爾的「黑太陽」（soleil noir）意象為登峰之作，然而「呼愁」卻少了西方作家談憂鬱那種個人化的冥想；它可對比於李維史佗（Claude Levi-Strauss）《憂鬱熱帶》（Tristes Tropiques）的另一種集體形式的憂鬱（tristesse，法文原意更近於憂傷），卻不具有人類學者考察不同文明觸動的幽思。根據帕慕克所言， 「呼愁」是一種集體意識，它存在於建築起伊斯坦堡的一磚一瓦，妝點這個城市的一草一木，構成這個城市的男男女女之間，它是這點點滴滴所喚起的愁思，它是這 個城市過去的輝煌燦爛在今世的斷壁廢垣所引起的惆悵，是伊斯坦堡人同時生活在醜陋的水泥建築與無力維修的帝國廢墟之間止不住的心痛。
帕慕克把伊斯蘭教義裡所談那種不夠接近真主的哀痛與空虛，拓展到身在伊斯坦堡所感受的憂傷，說明了「呼愁」雖然是種晦暗的情緒，卻是伊斯坦 堡人自願接受的光榮磨折。他指出西方文藝哲學體系裡談的憂鬱，於西風漸進之時改寫了「呼愁」的內涵，重新孕育出同時具有集體精神與嚮往個人心靈孤寂的「呼 愁」，對於土耳其現代化過程中，飽受西方思潮刺激的知識份子尤有影響。這點解釋了為什麼帕慕克本人在似乎暢心擁抱西方之際，並沒有把與土耳其西亞內陸息息 相關的波斯、阿拉伯、鄂圖曼全然拋在腦後（拜占庭對他好像還是太遙遠）；為什麼他在面對東西文化都能展現出自信又猶豫的矛盾姿態，為什麼他面對西方讀者能 不卑不亢、又有淋漓盡致的精彩演出；為什麼他的作品即使在最荒謬滑稽的時刻，仍不失一絲憂鬱的氣息。深受西方思潮文藝吸引的他，熟知那個體系的語言與表達 方式，可以輕易地用西式的架構來整合所謂的「東方」素材，但這並不是刻意為了討好西方讀者而玩弄東方主義與異國風情。他對於異國風情瞭若指掌，不只因為他 是歐美作家書寫伊斯坦堡異色遊記的忠實讀者，更因為那些觀點也成了他窺視自己出生成長城市的視鏡，允許他化熟悉為陌生，從陌生處發掘熟稔足跡，於再三檢視 的過程中重寫他對於這個城市的歷史與記憶。他即代表了異國風情，因此無須在本國或外國讀者之前矯飾；他又是本土文化的傳承者，以扎實淵博的史地哲學背景傲 人；他還是土耳其開向西方的一扇窗，任西風東風恣意吹拂，衝突不斷又水乳交融。他給我們的重要啟示在東方西方、傳統現代、本國異國、新舊之分是多麼主觀、 意義不大的文化論點，東方的形成演化過程必定包含了與西方比想像中頻繁的接觸、互相吸引、彼此排斥、爭鬥、和解過程，反之亦然。當然，這些接觸未必平靜和 諧，有時甚至牽涉難以想像的暴力，造成劇烈的陣痛或是綿長的微恙，於是暗鬱的「呼愁」便成了揮之不去的心靈與外在景觀，個人與集體意識──而這個心靈與外 在，個人與集體的界限也變得如此模糊，無從區分。
（上）
2006.11.12　 中國時報
■當代視覺走廊---帕慕克在柏克萊
林郁庭

把這個例子放在清末民初的中國，會發現帕慕克與我們的距離比想像中還近；事實上，到大陸去走一趟，對於帕慕克所描述那種「同時生活在醜陋的水泥建築與沒有 維修的帝國廢墟之間」的景觀，已然相當熟悉。追懷歷史，從未淪為殖民地卻險為列強瓜分的中國，與備受列強覬覦、雖未亡國卻飽嚐帝國沒落之辱的土耳其，同能 體會從燦爛的古文明走向現代的路程艱辛；土耳其現代化運動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歷經的波折，全面西化與保存國粹之爭，從土耳其字轉化為拉丁拼音的現代土耳其語 對比於罷黜文言厲行白話運動的現代中文發展過程，在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之下，竟有如此的類似性。在此值得深思的，是現代中文書寫的發展，雖自五四以來名家 頻出，這個在文言、白話、歐式日式語法中不斷輪迴變形的語言，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帕慕克在多年尋覓過程中，找出富有創意及延續性的語言與象徵，以現代中 文書寫的我們，是否也該更努力追尋屬於自己的聲音？
今年頒予帕慕克諾貝爾榮銜的評審委員會宣稱他「在追尋自己出生城市的憂鬱靈魂中，找到了文化衝突以及交纏的新象徵。」反觀今日，恐怖主義與 反恐之戰不當的意識形態操縱，造成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再次對立，投機政客、野心家、不負責的大企業運作、狂熱基礎教義派讓我們的世界變成更不安全之 境，帕慕克在表面的文化對立中追尋文化衝突與交纏的新意，證明了簡化複雜文化交流過程的二元論（譬如非我即敵的論調），任意扭曲以部份指稱全體的做法（譬 如伊斯蘭等同於恐怖主義），是多麼巨大的錯誤，也已經讓多少生靈塗炭。帕慕克的例子值得我們重新思考，找出衝突中隱藏的文化交纏點，尋求和平共處之道。
或許無意，但出現在諾貝爾評審委員們對帕慕克頌揚裡的「已經找到」（has discovered），是個非常tricky的字眼。以完成式來表達，肯定了帕慕克尋獲珍貴之物的重要成就，但希望這個時態同時暗示的終結狀態，不會與 諾貝爾獎之榮常常造成作家創造力衰竭的「諾貝爾詛咒」之說吻合。恭喜帕慕克，也期待這個獎對他而言，不過是新象徵追尋那種永無止境過程的一個新開始。 （下）


[2006-11-13] 張信剛：相約帕穆克(香港文匯報)
文：草　草
　只為了無法忘懷一本小說中土耳其的奇異風情，2004年的1月張信剛追蹤此書的作者來到了積雪覆蓋的伊斯坦布爾。在「哈吉巴巴」餐館中的一封傳真，促成了兩人一次難忘的會面。
　樞密院酒店（Divan Hotel）中，他們從細密畫談到伊斯蘭歷史，從十六世紀的土耳其聊到現今伊斯蘭社會的前景。
　回港後，對這段「奇遇」念念不忘的張信剛親自撰文，將這次旅程形容為「一段心靈之旅」，並誠意邀請這位作者作客香港城市大學，給學生們講述創作歷程。
　那本促成這次相約的小說，就是《我的名字叫紅》；那位傳奇的作者，就是不久前剛剛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奧汗．帕慕克（Orhan Pamuk）。
　這天，在香港城市大學寬敞明亮的校長辦公室中，張信剛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在記者的殷殷期待中，他說起自己對伊斯蘭文化的喜愛，以及那次與帕穆克會面時的難忘情景。
　時空的感覺剎那間似乎發生了錯位。這裡是2004年的樞密院酒店，我們看著被玻璃隔開的皚皚白雪享受著室內的溫暖，一段「心靈之旅」開始了……
最受爭議的作者
　說起帕穆克，似乎總離不開「爭議」二字。作為一名伊斯蘭世界體制內的作者，他的言論屢屢觸及現今世界最敏感的話題，關於伊斯蘭主義，關於土耳其的過去與現在，關於人權和民主。
　在張信剛看來，其實就算是在土耳其內部，對帕穆克的看法也有著矛盾與分歧，而這和土耳其現實中的矛盾狀態是緊密相關的。
　「現今的土耳其有三種人。一種是凱末爾的信徒，他們宗教性不強，認為國家應該走世俗化道路。另一種是伊斯蘭主義者，希望將土耳其社會恢復到奧斯曼帝國時，以伊斯蘭作為國教的狀態。第三種人是親西方的知識分子，覺得政府和軍隊雖然是世俗主義者，但所作所為卻往往踐踏人權。」
　現今的土耳其社會，在這三種不同力量的博弈中經歷著進退兩難的掙扎，整個社會「微妙地擺動著」，既有著西方化與世俗化的渴望，又有著復歸傳統伊斯蘭主義的躊躇。
　在帕穆克的作品中，我們常常能夠感受到一種由「雙重身份」所帶來的分裂感和模糊感。面對碰撞與矛盾而產生的猶豫不決與不調和，似有若無地訴說著土耳其獨特的現實感覺。
　正如張信剛所言，帕穆克並未站在國家或民族的對立面，他只是訴說著一些反思。「帕穆克大致是傾向於上述的第三種人，他的文章有時亦批評政府、法院和軍隊，對現今土耳其內政的不夠民主和缺乏人權也常有發言。」於是，有人批評他總是暴露土耳其過去或現在的弱點，以此諂媚於西方；有人則批評他背離了傳統的伊斯蘭教義，「忘了本」。這位飽受爭議的作家，確實樹敵不少。
　與帕穆克一起吃飯時，張信剛自然也提及了這些反對的聲音，但帕穆克顯然對此毫不在乎。「他實在有著過人的才氣和文人的傲氣，對別人的批評並不在乎。他十分堅持自己的看法，我行我素。對於反對的聲音，他的反應是：很多人不喜歡我，這也沒甚麼所謂。」張信剛回憶著。
　然而儘管如此堅持自我，帕穆克並非孤芳自賞之人，他的和善和健談同樣給張信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個如此具有爭議性的作家，已經足夠令人矚目。但對於張信剛而言，帕穆克的成就首先來自於其文學的造詣。
　當大家都將注意力放在帕穆克的言論，並紛紛猜測諾貝爾獎的授予與國際政治之間的微妙關係時，張信剛提醒我們，帕穆克的文學成就不容抹殺：「對於文學，我是一個外行，但我深深被他的作品吸引，甚至為此追到了土耳其。」
　說到帕穆克作品中的迷人之處，張信剛神采飛揚，形容帕穆克的作品「沒有一本書像它那樣故事複雜，難以讀懂。」
　描述帕氏的風格，張信剛將它比作巴洛克音樂中的「賦格」（Fugue）─兩個不同的旋律穿插在一起，聽起來很悅耳和諧，仔細聽才能發現其中原來蘊含不同的旋律在各自表述。「帕穆克的書都有這樣的特點，如同《Snow》中，他將真與假穿插在一起，一下真一下假，真中又有著假在上演。不留神的讀者真會不知道他在說甚麼。」
最大風格是「帕穆克」
　而帕穆克的想像力之豐富、思維能力之高同樣讓張信剛折服。《我的名字叫紅》一書中，作者不斷變換視角，讓書中的每一個物件「張口訴說故事」。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栩栩如生地表現每一個主體的心理活動，就連一個金幣也有了自己難言的心事。「我從來沒有看過一部作品那麼長的篇幅都用第一人稱說話。」張信剛興奮地說：「在他的書中一個金幣也能說話，苦惱於人們在自己身上留下齒痕。我時常驚奇，他怎麼能連金幣的心情都了解呢？起碼在我想像中，金幣似乎真的就是那樣想的。」
　除了出色的想像力，張信剛認為，帕穆克還擁有高超的文字表達能力，能夠「用很好的字眼來表達清晰的圖像。小說中不但有『畫』，還有意念在流動。」如此出色的作品讓張信剛入迷，「真的很好，不然我也不會瘋狂到在下雪的春節和妻子跑到土耳其去。」他笑著說。
　有人說，帕穆克作品的風格，在於其濃郁的土耳其民族特色。關於這一點，張信剛卻持保留態度：「我不敢說土耳其的真正民族特色是甚麼。在我看過的四本帕穆克的作品中，各有不同的風格，但最大的風格是『帕穆克』，而不是土耳其。」
　2004年，帕穆克應張信剛之約來到香港。伊斯坦布爾和香港之間，因為兩人的兩次相約而有了某種微妙的呼應。
　很少離開歐洲的帕穆克對香港好奇不已，除了必到的書店，他還專程去看香港的殖民地建築，並在荷李活道的商店中，對一些五六十年代的舊玩具愛不釋手。
　如同張信剛將自己難忘的土耳其之旅寫入了文章中，不知香港是否也會出現在帕穆克的下一本著作中？
博斯普魯斯之上
　　〔土耳其〕奧爾罕‧帕慕克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06年8月
　　奧爾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紅》，講述的是16世紀伊斯坦布爾的細密畫藝術遭遇歐洲法蘭克人繪畫藝術衝擊的故事。跨越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大橋，可以看作《紅》的故事縮影，也是帕慕克本人形象：不屬於任何一邊，又橫跨兩個大陸；不屬於任何一種文明，而身居其外兩者兼修。帕慕克大部分人生在土耳其度過，卻在美國學習文學和寫作，他對東方和西方的理解同樣深刻。
　　故事圍繞伊斯蘭細密畫藝術展開，探索的卻是宏大的文明衝突。托普卡皮宮裡的細密畫藝術家們受命學畫逼真的人物肖像，這是違反伊斯蘭教規約的。法蘭克人用透視和明暗，追求最大限度呈現肉眼所見的真實，而伊斯蘭細密畫家，以畫出“真主安拉眼裡的世界”為己任。奧斯曼大師,帝國細密畫藝術的最高權威對來自西方的影響十分憂慮，他盡一切努力去挽救，但心裡也明白大勢不可阻擋，偉大的細密畫藝術滅亡是早晚的事。
　　事實是到17世紀，一代宗師畢薩德創立的畫派，被歐洲的透視法繪畫全面取代。但帕慕克卻是真心喜歡這些繪畫，他在書中竭盡所能渲染神秘圖畫中的浪漫——它們與精神交流的方式，它們與眼睛對話的方式。所有這些藝術家都早已不在，沒有人記得他們，《紅》是向這種逝去的美的致敬。
　　細密畫藝術家通過神的眼睛看世界，所以他們遵循一個想像中的完美的、永恆的世界裡通行的規則。從這個虔信的伊斯蘭藝術觀，轉向一個擬真的西方藝術觀，充盈著莫大的痛苦。這意味著割斷一整個民族的傳統，拋棄一整套世界觀。這是一次慘烈的碰撞。帕慕克不想讓故事成為懸念劇，他想戲劇化地表現不同世界觀之間的碰撞——用小說的形式表現東方之“東”和西方之“西”。細密畫藝術家們最後沒能學會西方“看”世界的方式，沒能學會有陰影有透視的肖像畫藝術，他們歷來堅持基於想像而非事實，用全景視角畫出“神”眼中的萬物的傳統。不但沒能學會，並且開始自相殘殺，小說一開始就是以被殺的細密畫藝術家高雅先生的口吻，把讀者帶進色彩斑斕的漩渦之中。
　　擁有這種深入歷史幽微去追尋那座洲際大橋的經歷，帕慕克有資格對現實中的“文明衝突”獨立發言。說起伊斯蘭東方與基督教西方的碰撞，人們很容易想到“9‧11”，帕慕克卻認為，即便親眼目睹了雙子樓倒塌，他也不會把這看作東西方之間的較量。這是一個方法論的問題：東西方對“衝突”的命名和理解都是錯誤的。
　　《紅》傳達給讀者一個重要的歷史教訓，那就是：“東”和“西”作為一般的概念，在某種程度上是存在的，但對概念過於頑固的信仰和迷狂，卻會埋下戰爭的導火索——想想“反恐戰爭”中美國的宣傳，想想“流氓國家”的提法，就可知道這種迷狂今天有多麼嚴重。帕慕克近年一直在抨擊土耳其國內的專制，乃至為此惹上震動世界的關於“有辱國格”的官司，正是因為他痛感該國的知識分子、新聞機構都太看重西方之“西”和東方之“東”了——不需要瘋狂的獨裁者，只需這一根深蒂固的偏執信念，就足以同時摧毀本國的民主和外國的信任。帕慕克為解剖“民族靈魂”操起的刀，是並置東西的獨特視野。
　　我們應該向帕慕克祝賀，他借鑒了西方的寫作技術寫了關於東方的小說，在文學領地成功締造了博斯普魯斯海峽之橋；而他筆下的人物不但沒能完成這種結合和過渡，還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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