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各省市宜自今日起，自稱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據點在北京者，自稱中國北京（Chinese Beijing）
＊ 中央社 2010.10.25
第23屆東京國際影展前天登場，因中國團攪局，台灣團無法走星光大道。徐若瑄昨天在台灣電影展的記者會上哭了。她表示，25日開始要在ameba部落格上好好宣洩悶氣。
本屆東京國際影展在東京六本木舉行。台灣這次組團參加，主辦單位特別推出「台灣特集：美麗新世代」單元。新聞局電影事業處處長陳志寬率團員舉行記者會。最有看頭的「二王二后」影星趙又廷、阮經天、徐若瑄和張鈞甯，導演李崗、鈕承澤、李烈都出席。
執導「茱麗葉」的導演李崗講到無法走星光大道的無奈時，徐若瑄突然悲從中來，一旁的阮經天趕緊安慰她。
徐若瑄說，想到大家一早就開始忙著化妝準備走星光大道，突然覺得很難過。她說，她說，張鈞甯走星光大道的華服真的很美，背部也很美，她都把這些情況拍下了。阮經天平時不愛打領帶，但為了星光大道，領帶打得很緊很緊，「當聽到台灣代表團無法走星光大道時，阮經天突然大力地扯下領帶。」她說這些鏡頭她都拍下。
她說：「當然，我昨天也打扮得很美，只是我無法自己拍下鏡頭，請我助理拍下。」台灣代表團前天要走星光大道前，中國代表團團長江平突然要求主辦單位，一定要在台灣代表團名稱前冠上「中國」。
馬胡會的先決條件 最終不違背李登輝主張
＊ 聯合報╱社論 2010.10.25
要不要「馬胡會」？什麼時候「馬胡會」？但看上周末東京影展的爭議，即知癥結何在。
回應「馬胡會」的議論，馬總統說：「如果沒有把這些工作做好……相見不如不見。」閣揆吳敦義說：「因緣未到，時機不宜。」中國國台辦主任王毅則說：「順其自然，水到渠成。」
我們認為，阻擋「馬胡會」的真正障礙，仍在兩岸未能建立一個務實而對等的「身分架構」；也就是說，馬胡二人（或未來任何兩岸元首），該以什麼身分見面？總不能以「馬先生」及「胡先生」的身分見面吧？也不宜用「國民黨主席」及「中共總書記」的身分見面，因為連戰及吳伯雄皆已做到；至於若用「台灣領導人」及「大陸領導人」的身分見面，那是大陸媒體使用的名詞，但不是中華民國憲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上規定的職銜，所以也是名不正，言不順，因而恐怕見不成。
「馬胡會」所反映的兩岸「身分架構」的障礙，不止涉及了馬胡二人的身分對等問題，其實也是反映了「台灣／大陸」或「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身分對等問題。「東京影展」的問題，就是「馬胡會」的問題。試想，倘若馬胡相會，卻如陳雲林見馬英九，居然詞窮以「您」相稱；則何必會面？又豈能會面？雙方的身分稱謂，看似是最表層的問題，卻是一個總結兩岸關係總體架構最深層的問題。也就是說，這其實不只是一個名目上的問題，而是一個牽涉實質的問題。
如果兩岸關係要更上層樓，一定要經歷雙方元首會面的歷程；然而，眾所皆知的是，兩岸關係在下位領域已經大有進展（如ＥＣＦＡ），但大局大勢卻卡在上位的「身分架構」仍然覓無出路。這方面倘不在政策上加以有目標、有意識地規劃引導，似無可能只靠「順其自然，水到渠成」，就能期待出現「因緣已成，時宜已至」的機遇。連東京影展都鬧僵，遑論馬胡會？
也就是說，在這方面須有「思想解放」及「政策創新」。比如說，北京既強調以兩岸現狀為內戰的遺留，並以此作為「一個中國原則」的解釋基準，則即應接受內戰所形成的「分治而不分裂」的現今情勢，如此或許即能以「內戰遺留」的理論，建立兩岸對等的「身分架構」。我們不易想像，「台灣的領導人」有可能以「中華民國總統」以外的身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會面。這個結若不打開，那就真是「相見不如不見」。
胡溫體制已經進入準備交班的階段，最重要的交接項目有二：一、政治體制改革；二、兩岸問題。在交接前夕，溫家寶似乎不想持盈保泰，而強烈鼓吹「政治體制改革」，此應視為胡溫深知操危慮患，為後繼者憂，所以想說幾句重話，為後人的政治改革預作鋪墊。畢竟由胡溫先說，好過留給後人說。其實，在兩岸政策上，胡溫亦可作同樣思考。
胡溫的「和平發展」政策，準確呼應千載難逢的「零八機遇」（支持終極統一的馬英九當選總統），使兩岸關係臻至六十年來的最佳境界，這可謂是胡溫體制的成績。但是，在如何營造「現在進行式的一個中國」，及發展兩岸對等「身分架構」上，仍無重大進展。其實，在胡溫準備向歷史交卷之際，若能對「中華民國的定位問題」作出重大突破，將可促成兩岸關係一脈通百脈通，這也是贈予後繼者的最佳禮物。
倘能如此，馬胡會的因緣就到了。
東協接近美俄印 都是美國的陰謀？
＊ 經濟日報╱編譯余曉惠／法新社河內二十四日電 2010.10.25
東協峰會（ASEAN）和東亞峰會（EAS）本周將先後在越南舉行，區域國家莫不對中國勢力日益強大感到憂心，為此可能拉攏美國和俄羅斯領袖自明年起加入東亞峰會，以制衡中國。
中國總理溫家寶和日本首相菅直人可能舉行會談，凸顯近來這波東海島嶼主權爭議已使兩國外交關係降至冰點。另一方面，中國在南海持續擴張海事軍力，也使東南亞國家憂心不已。
華府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的亞太平洋部門主任科沙（Ralph Cossa）說：「疑懼氣氛彌漫，因為許多國家認為中國已表現出壯大後的蠻橫姿態，這讓許多人憂心忡忡。」
東協十國高峰會預定28日在越南河內舉行，緊接著30日再舉行更廣泛的東亞16國峰會。
觀察家認為，中國和美國勢必再引起關於貿易、人權甚至人民幣匯率的相關爭議。澳洲迪肯大學（Deakin）南亞專家金斯布里說：「中國必然是要角。整個南亞都見識過中國強硬作風。」成立於2005年的東亞峰會，是商討戰略和政經議題的論壇，成員包括東協十國，加上澳洲、中國、印度、日本、南韓和紐西蘭。
隨著中國勢力擴大，呼籲邀集美俄加入東亞峰會制衡貿易和外交政策的聲浪也跟著升高。東亞峰會主席聲明草稿透露，「已正式決定邀請美、俄領袖自明年起參與東亞峰會」。東亞峰會可望邀請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和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洛夫（Sergei Lavrov），以「特別來賓」身份出席峰會。
新加坡東南亞研究院的恰查范彭旁指出，中國近來強化海軍武力，並聲稱包括西沙和南沙群島的南海地帶全屬中國管轄，然而此區資源豐富、位處重要航道，台灣、汶萊、馬來西亞、菲律賓和越南也都自稱擁有主權。
恰查范彭旁說，中國在主權議題上態度強硬，而且指定一次與一個國家進行雙邊談判，與東協希望會員國共同出席會議以壯大談判力量的作法迥異，是造成東協成員疑懼升高的主因。
中國模式？吳玉山、陳志武 同預言中國將變
＊ 聯合報╱記者 范凌嘉、李承宇、陳宛茜 2010.10.25
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整體經濟規模擴大許多倍，並藉此重塑國際大國地位。然而中國卻未遵循西方、亞洲過去的發展模式，政治改革並未伴隨經濟改革發生。獨特的「中國模式」引發中西學界討論：西方式的發展模式是否已被中國顛覆？
就在兩岸簽定ＥＣＦＡ之後，聯合報邀請剛出版「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的耶魯大學金融系終身教授陳志武，與中研院政治研究所籌備處主任吳玉山，針對中國經濟與政治制度，以及後ＥＣＦＡ時代的兩岸關係等議題，展開對談。
問：有人說中國「大國崛起」，也有人認為「中國即將崩潰」，請問兩位的看法？
陳志武（以下簡稱陳）：很多學者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解讀，有很大的誤解，把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政治制度看成一種單變量的關係。
勞工個人權利 被忽略了
中國的「大國崛起」，是在人口世界第一的優勢上，以廉價大量的勞動力，通過模仿、加快工業革命的進程完成。相較於英國的工業革命，中國十八世紀乾隆時代發生了勤勞革命─透過許多人販賣廉價的勞力，抵消制度不利於市場之處。當勤勞高到一個程度，它可以代替制度的缺失，這也可解釋中國這卅年來的發展。
中國這卅年崛起的過程忽略了勞工權利，效率固然很高。但在下個階段若要透過自主、創新的方式獲得進一步發展，整個制度就面臨改變的需要。
吳玉山（以下簡稱吳）：中國的崛起只是在「補課」，以這樣一個人口大國、歷史大國，過去在特殊狀況下坐到世界的後列，現在只是一個矯正的過程，坐回他原本應該坐的前列。
長期政經失衡 終將促變
陳：「中國即將崩潰」，是由於政治改革遠遠落後於經濟改革所產生種種問題。但我認為「中國崩潰」的機會不是太高，這些問題在未來十幾年不會使中共崩潰，但會形成壓力促使中國改革。
吳：中國即將崩潰？這個問題有點問題，為什麼要問「中國即將崩潰」，而不問「中國即將改變」？「崩潰」指的是經濟解體或內戰，我認為中國目前不會發生。但政治經濟長期失衡所積累的矛盾、壓力，可能改變中國政治制度。
天安門事件時，因為東歐和蘇聯共產政權的解體，許多人認為中國的共產體制也無法維持。沒想到這廿年來，這個以消滅資本主義為主要意識型態、全世界最大的共產黨，控制發展了一個成長最迅速的新興資本主義體系。把兩種最不能想像的極端現象，放在一個國家之內，卻還能維持穩定的狀態，這是相當令人驚訝的。
中國東歐對比 過度簡化
陳：許多人拿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東歐的緩和式改革對比，認為前者在社會穩定基礎下獲得快速經濟成長，比後者以政治體制改革使經濟體系透明化。我個人認為是過度簡化的看法。
俄羅斯人口有兩億，中國人卻有十億，人口勞動力的數量使得鄧小平可以利用廉價勞動力吸引外資在沿海發展製造業，讓人民嘗到甜頭後，支持政府的漸進式改革。
問：陳教授最近出版新書「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兩位怎麼看「中國模式」？
吳：今天中國的制度是走了一半，既非毛澤東式的極權主義加社會主義，也不是西方的民主法治加資本主義，而是夾在中間。學界爭辯的議題是：中國現在這個狀態是殘缺的、必須繼續往西方那一端走去；還是就停在這裡，因為人民為國家而存在，是最好的混合制度？
過去亞洲四小龍創造的「亞洲模式」，也是允許經濟官僚調控市場政策、有違自由市場原則，但同時推動政治改革，被認為是後進國家最好的模式。如今中國這種中間模式也冠以「中國模式」之名，但缺乏民主改革，被中國政府定位為是最適合中國的模式。
讚揚中國模式 後患無窮
陳：中國模式和亞洲模式並不相同。台灣、日本都有一套政治上的制衡機制，抑制政府的權力失控膨脹，中國卻缺乏此類制衡機制。金融風暴之後，過去一年中國政府經由運用資訊科技，權力比起金融風暴前明顯被強化。我擔心大家對中國模式的讚美，會引導中國政府權力走回1970、80年代的狀態。
現在害中國最有效的方法，是吹中國模式有多好；而真正對中國社會有益的，卻是那些推動中國崩潰論的學者。
問：劉曉波此次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兩位覺得會對中國造成什麼樣的衝擊？
吳：挪威選擇把諾貝爾和平獎給了一個被中國關在牢裡的犯人，劉曉波又跟天安門事件連在一起。在當時，天安門事件代表中國政府做出「我要經濟改革、不要政治改革」的抉擇。中國如果要在劉曉波事件上鬆口，一方面證明他所代表的自由民主是對的、一方面暗示天安門是不是要翻案？
陳：中國知識份子對劉曉波的認識，遠遠超過六四。五四運動期間的知識份子，不論左派右派，普遍存在一個盲點─不理解私有制度的經濟基礎可以保障個人自由民主的實現。劉曉波卻能指出這一點。
劉曉波所引起的討論，不只於六四是否要平反，而是藉此呼應溫家寶所呼籲的政治改革─理想社會是讓普通老百姓都能獲得尊嚴。透過諾貝爾獎，讓一般人知道劉曉波和他的主張、讓民主法治的知識更廣泛傳播開來。
北京慌亂反應 令人驚訝
吳：中國對劉曉波的反應讓我驚訝。我一直以為北京已非常熟悉國際的公關手法，會先想好一套說詞，但一開始北京的反應卻相當慌亂：控制媒體與網路。劉曉波獲獎，對於一個處於中間模式的國家最是尷尬─中國現在是黨國統治，卻又企圖操縱各國網民、年輕人和西方政界的輿論。
陳：中國若想進入世界舞台、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對於諾貝爾獎這種國際大事，應該預見各種可能性，事先安排各種可能的方案。
挪威把諾貝爾獎頒給劉曉波，做出一個對中國未來十年、甚至一百年都影響深遠的決定。它對中國政府如何監督媒體、處理事情的方式、民主議題的敏感度，都將產生具體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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