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
9時半，去萬里同志處，徵求他的意見。他也沒有什麼好主意。 11時，去尚昆處，他也不主張撤回軍隊。
下午3時，我召開常委碰頭會議，研究下一步。總的，肯定《社論》的作用，方針仍然是穩定北京，爭取中間群眾。估計學會僧呢個“五·四”要遊行。仍然採取層層勸阻，但避免流血。決定由袁木出面對話。
今天我搬到中南海裡202室。
閻明復送來一份陶斯亮與北大一學生頭頭談話記錄：他們的目的，是要把李鵬拱下去。對李本人也不是多恨，而是恨支持他的老人。
上午，我主持了國務院常務會議之後，去萬里同志處，徵求他對下一步處理動亂的意見。我又去尚昆同志處，他認為局勢仍然緊張，已調入北京的38軍部分武裝力量還不能撤回。
下午3時，我再次召開常委碰頭會議，研究下一步製止動亂的措施。大家充分肯定“四·二六”社論的作用。準備採取的措施是“穩定北京，繼而穩定全國，團結黨的骨幹力量，爭取中間群眾”。有信息反映，鬧事學生可能再次舉行大規模遊行，向中央施壓。他們準備利用“五·一”節，派小分隊到天安門廣場發表講演，製造輿論。繼而在“五·四”青年節組織更大規模的遊行。鬧事學生提出了與政府對話的要求。常委會議決定由袁木同志以國務院新聞發言人名義出面與學生對話。常委很明確，對話是一場鬥爭，不能把平息動亂的希望寄託到對話上面來，雙方都是通過對話，爭取中間群眾。
今天，新華社發表一篇通稿，題為《北京近日出現一些似是而非傳聞，有關方面知情人士披露事實真相》，刊登在今日首都和全國各大報刊上。消息例舉了所謂李鵬總理拒見學生代表的那件事，說明這件事純屬造謠。現在整個局勢已經發生了變化，再來澄清這件事有什麼意義。鬧事學生的口號已經改變，那時口號是“為耀邦平反”，現在口號是“反腐敗，反官倒”。
事後得知，改變口號是方勵之和李淑嫻出的主意，通過王丹傳到學生中去的。一位學生頭頭回憶：“我們都被’4·26’人民日報社論驚呆了，王丹又急急忙忙從李淑嫻老師那兒回來說，我們要改變策略，動員群眾和他們幹”，“會上定下了改變口號的決定”。看來，在學生後面有長鬍子的人在操縱，已是千真萬確的事。
李先念同志很關心我的安全。中央警衛局研究後，讓我們一家搬到中南海。我們住的是二〇二號房子的配房，朝南朝東。寬大的正房仍然留作中央開會和接待外賓使用。
晚上，李鐵映來，他認為中央應該對動亂有一個大的戰略佈置，我認為堅決制止動亂就是大戰略。
統戰部部長閻明復送來一份材料，是陶斯亮與一個自稱是“北大溫和派學生領袖”的談話記錄。陶斯亮是陶鑄同志的女兒，統戰部一位副局長，與學生界有交往。這位學生頭頭對她說，學生的目的是要通過這次學潮把李鵬從總理的位子上拉下去，否則鄧小平之後大權就會落到他的手中。又說，學生對李鵬本人也不是有多麼的恨，而是恨那些支持他的老人。
煽動學潮和動亂的非法學生組織“臨時學聯”改名為“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高自聯”。
美國白宮發言人菲茨沃特稱，布什總統對中國學生遊行的看法是：“相信言論自由，和平集會的權利”。
4月29日
上午，去喬石、胡啟立處，商量“五·四”遊行對策。北京市提出組織遊行方案，啟立提出在廣場召開群眾大會。
下午3時，出席了總工會召集的慶祝“五·一”會議，由胡啟立講話。他只一般提安定團結，但沒有講學潮和動亂。
北京負責同志來說，這次反動亂方針不能再變。再變可真要亡黨亡國。下面最擔心的就是這件事。
袁木、何東昌、袁立本與陸宇澄與各界學生舉行長達三小時的對話。據反映，效果尚好，對於爭取學生中間分子和社會各界人士有作用。
東昌來談了彭真的三條意見：一、中央方針和決策是正確的。二、27日戰術上失敗，學生提出口號，得到人民的支持。三、目前要做好揭露。
上午，我和喬石、啟立同志商量，即將來到的“五·四”青年節，可能出現更大遊行，中央應採取什麼對策。為此北京市委提出，由黨和政府出面主動組織群眾大遊行，把主動權拿到黨的手裡。胡啟立提出在天安門廣場召開大規模群眾大會，動員廣大人民起來反對動亂。我和喬石在權衡利弊後，認為這兩個方案都欠妥當，可能引發“群眾鬥群眾”。但又提不出更好的辦法，準備再議一次。
下午3時，我出席了總工會召集的慶祝“五·一”會議，由胡啟立代表中央講話，他只一般提出安定團結問題，但對有針對當前的動亂講幾句話，這顯然是不夠的。
我要求北京市針對“五·四”學生搞遊行的事，提出切實可行的對策方案。李錫銘等同志在幾次談話中都流露出對中央的不滿情緒。他們說，中央反動亂方針不能再變。再變，北京市也無能為力了。我認為中央的方針是明確的，而北京市委製止動亂雖然決心很大，但措施往往不夠有力。
今天，國務院新聞發言人袁木、國家教委常務副主任何東昌、北京市委秘書長袁立本和北京市副市長陸宇澄與學生代表舉行長達3小時的對話，就懲治“官倒”、清理公司、廉政建設、學生遊行等問題交換了意見。袁木在對話中特別向學生代表轉達我的意見，說“四·二六”社論說的否定黨、否定社會主義，是針對極少數人的違法行為說的。這樣，就把少數壞人與大多數學生區別開來。袁木說，他本人對“官倒”也深惡痛絕，但要清除“官倒”，一靠揭露，二靠制度，遊行示威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學生說的“官倒”問題，實際上指的就是社會上普遍流傳的趙紫陽的兩個兒子倒賣彩電、牟取暴利的事。說老實話，我也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袁木還對學生說，對黨要有個基本估計。這十年我們國家發生了根本變化，說明黨的方針、政策是正確的。袁立本說，北京市對遊行示威有十條規定，是為了維護社會治安和人民的利益的，未經批准的遊行是違反規定的，所以，政府不贊成。袁木還說，我們國家正面臨不少困難，如果再不穩定，再動亂，這些困難就更加難以克服。這場對話錄了像，並在中央電視台上公開播放。據反映，這次對話產生一定的效果，對於爭取學生中間分子和社會各界人士有一定的作用。
何東昌同志來我辦公室，轉達彭真同志的意見。彭真認為：一、中央對製止動亂的方針是正確的；二、要承認27日的大遊行學生是佔了上風，原因是提出“反腐敗、反官倒”的口號，得到不少市民甚至機關幹部的支持；三、目前黨和政府要集中力量揭露壞人，讓廣大群眾認清動亂的真面目。
北師大貼出一份題為《老朽下台》的大字報，矛頭指向鄧小平同志。北大學生在校內舉行中外記者記者會，宣布要爭取“學生自治會”的合法性。
4月30日
10時，去車站接紫陽同志。
下午4時，去紫陽同志處。他同意明天開常委會研究學潮。總的講，他主張緩和的方針，嘴裡說不變。實際上，我擔心他為求得妥協，要承認團結學生會。遊行也要使之合法化。
上午，我和王瑞林同志通了電話，要他向小平同志報告：“五·四”青年節期間，在北京可能出現更大的遊行。
今天趙紫陽回國。上午10時，我去北京車站接他，並請他安排時間，忙聽取我匯報這幾天國內發生的情況，商量今後的對策。他答應，下午4時在他家見面。
下午4時，我如約去趙紫陽住處。趙紫陽住在中南海四號院，會客室在四合院的東廂房。我到的時候，室內空無一人，但充滿煙氣，煙缸裡留下不少煙頭。這證明他已經開過會了，是哪些人參加的會，不得而知。 5分鐘後他來到會客室，我們交談了約一個小時，他同意明天開黨委會研究“學潮”。通過這次談話，我感覺到他的總趨向仍然是主張對“學潮”採取緩和的方針，這顯然與鄧小平同志堅決制止動亂的方針不符合，也與他4月26日從平壤回電“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對付當前動亂問題所作出的決策”的表態大相徑庭。我擔心他為求得妥協，要承認在北大、清華等校新組成的“團結學生會”、“高自聯”的合法性，使遊行合法化。他也談到社會上對他孩子搞“官倒”的傳聞，說如果組織決定要他的孩子退出商業公司，他個人服從組織決定，但他沒法去說服自己的孩子。他請求中央派調查組對他的孩子的問題立案調查。他說，從去年9月起，外面就盛傳他要下台，還說他訪朝回來後就要下台。對此，我也聽到一些傳聞，說去年9月開婦女大會時，在大會堂休息室小平同志和先念同志單獨談話，議論到趙是否應下台的問題。但小平同志說苦於無人替代，下不了決心。趙對我說，他是貫徹小平同志的一切指示的，小平同志萬一不在了，他馬上辭職。他說，過去攻趙，目的在鄧，這次學生攻趙又攻李，目的也在鄧。趙紫陽說這番話無非是表明他是忠實小平同志的。
後來得知，趙紫陽從北京站回到家後，鮑彤立即就到他那裡，送上趙在“五·四”青年節的講話稿。鮑彤還按照趙臨行前的佈置，密切掌握學潮情況，還找一批所謂趙的“智囊”、“精英”研究形勢。他們對趙的政治前途有危機感，認為趙紫陽一是經濟上沒有搞好，二是政治上也不行，三是沒有自己的干部，四是孩子搞“官倒”，形像也不好。因此，很可能成為這次學潮的“替罪羊”。他們建議趙紫陽要與鄧小平保持距離，爭取民心，才能促使自己，捨此別無選擇。以後紫陽的實際行動就是按這些“智囊”計策去做的。從此，在處理學潮方針上，他不但同我、同中央的多數同志，而且也同小平同志發生分歧。
下午6時半，我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斯里蘭卡總理維杰通加，他是參加亞洲銀行年會後，順道來華訪問的。會見後，我為他舉行的晚宴。
日本共同社消息稱，中國政府與學生代表的對話，不是代表學生利益的對話。北大張貼大字報說，參加對話的學生代表是學賊。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表社論稱，“中國的學生、知識分子和工人有可能成立一個政黨，這是共產黨遇到的困難。”
中央再次激烈爭論
5月1日
下午3時，政治局常委碰頭會議，討論“五·四”預案。決定對天安門交通管制，保證亞行會議的順利召開。對學生遊行進行勸阻，對機關、居民動員不上街。
趙講了四條：一、同意24日常委會議紀要，同意小平同志講話。二、同意制止動亂小組的組成。三、同意把工作重點放在爭取學生大多數身上。四、目前應抓緊復課。
如何評論4月26日的社論，有爭論。大多數同志認為，對穩定全國局勢起了積極的作用。胡啟立對此也不否認。尚昆說，小平同志反覆思考才提出“動亂”，是多年工作做得不夠的結果。我說，許多人不理解，因為揭發還不夠。
閻明復要求趙查清後，帶頭讓兒子退出經商，趙未語。
姚說，一場尖銳衝突是難以避免的。對話是躲不過去，平息不了的。
我要求趙在“五·四”講話中明確指出，這是一場動亂，重申反對自由化，不承認非法組織。
上午9時，我在國務院禮堂召開全國第三次環保工作會議，並講了話。
下午3時，由趙紫陽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五·四”青年節學生可能舉行大規模遊行示威的預案。會議決定：屆時對天安門地區實行交通管制，以保證亞洲銀行年會開幕式的順利進行。對學生遊行要進行勸阻，動員機關人員、居民不上街，不參加流行。
關於如何評論人民日報4月26日的《社論》問題，會上有激烈的爭論。與會的大多數同志認為，《社論》對穩定全國局勢起了積極的作用。胡啟立也不否認這一點，《社論》是他組織起草的。北京市的同志在發言中對《社論》表示堅決擁護。尚昆同志說，小平同志是經過反复思考才提出“動亂”的定性，這是中央多年對政治思想工作做得不夠的結果。我在發言中說，社會上許多人對動亂的定性不理解，不接受，是因為我們對動亂的真相還揭發得不夠。趙紫陽講了四條意見，一、同意24日政治局常委碰頭會議紀要，同意小平同志講話；二、同意制止動亂小組原來的組成，並由黨中央直接領導；三、同意把工作重點放在爭取學生大多數身上；四、目前應抓緊做學生復課的工作，他認為這對學潮是釜底抽薪的辦法。他還說在他出國期間，中央在李鵬同志主持下，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我理解，既然趙紫陽明確表示同意鄧小平同志講話和4月24日常委碰頭會紀要，那就是他也同意關於動亂的定性。
在討論中，同志們發言很熱烈。錫銘同志認為對鬧事學生組織的“團結學生會”覺得不能承認。姚依林同志說，匈牙利搞多黨制，結果把國家搞亂了。趙紫陽說，他要求中央立案，審查他的孩子是否有官倒行為，但他無力勸說兒子退出公司。這是，閻明復從座位上站起來很激動地說，趙紫陽同志應下決心主動查清，帶頭讓兒子退出商業公司，否則授人以柄，使中央陷於被動。閻的講話大有恨鐵不成鋼之意。對閻明復的建議趙紫陽沉默未語。依林同志說，往更深一層去想，這一場尖銳衝突是難以避免的，用對話辦法是躲不過去，平息不了的。我發言，要求紫陽在“五·四”青年節代表中央講話時目前指出，目前在中國發生的事一場動亂，並且明確重申中央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不承認學生的非法組織。我說現在大多數群眾處於中間狀態，爭取中間力量有兩個條件，一是自己隊伍要堅定，二是對敵對勢力要充分揭露。如果中央自己對動亂定性態度不堅定，必然動搖軍心，擁護黨的隊伍就組織不起來。這次會議是中央內部一場大辯論和大爭論，沒有做出一致的決定。
4月30日，北京市委李錫銘等同志與大學生代表對話，涉及整治“官倒”、政府廉潔、發展教育等問題，對話進行了三個多小時，效果還好。北京經濟學院一位學生要求市領導公開自己和家屬的收入。錫銘當初進行了答复，他每月收入300元，老伴已退休，每月50多元，一男兩女都是一般幹部，收入有限。北京工業大學學生要求對學潮有一個正確評價，不能把罷課和遊行說成動亂。錫銘說，《社論》中說的“動亂”，是針對別有用心的人說的，同學們不願聽“被人利用”的說法，但確有人想利用你們把國家搞亂。據了解，社會各界普遍關心對話，在學校、機關、企業、軍隊和一般家庭都從電視中收看了袁木、何東昌以及北京市領導同志與學生的對話的實況轉播，並成為中心話題。關於對話，總的反映是好的。從對話中，許多人了解到黨和政府對當前局勢，對學生提出許多問題的態度。大家在評價對話時，認為政府方面回答問題是實事求是的。
“上海高校聯合會”宣布成立，公告5月2日舉行全市高校學生總遊行。美國世界日報稱“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共產社會”，“美國不論官方或國會、輿論界都深恐這次學生領導的民主運動受到鎮壓”。
5月2日上午，找羅幹來，讓他告訴啟立同志，研究非法學生組織清遠市的對策。學生七條要求降低了，但中心是要承認其合法性，為“五·四”遊行找藉口。
我的心情總是靜不下來，為我們黨腐敗感到十分痛心，這是多年來思想教育薄弱，自由化思想氾濫的結果。現在攻我的是，週總理可以出來見學生，你為什麼不可。我出來，等於承認非法組織，把自己推到第一線，不能上當，也不為閒言所動。
必須恢復正常的國務活動，不能完全陷到處理鬧事中去。鄧也說過要分兩條戰線。
上海學生下午已開始遊行。
上午，我找羅幹同志來研究，研究昨天非法學生組織向中央和國務院遞交的請願書。這封請願書比耀邦同志追悼會後提出的七條要求調子降低了，不再提為耀邦同志平反，為自由化平反，中心要求是承認鬧事組織的合法性。我們分析，請願書的目的是為“五·四”組織更大規模的遊行打下輿論基礎，種種跡象表明，學生背後有人在指揮。
今天是加入，天空晴朗，風和日麗。 10時左右，我和朱琳去中南海瀛台散佈，以求掃除憂慮之心。但是我的心情總是平靜不下來，為動亂在繼續升級，為黨內腐敗的現象而痛心。這是多年來思想教育薄弱，自由化思潮氾濫的結果。我在想，經濟上的私有化與思想上的自由化是什麼關係，他們也許是一脈相承的。現在學生攻擊我，說“文革”時期，周恩來總理出來見學生，如今李鵬當總理，為什麼不敢出來見學生。我也仔細考慮了這個問題。我當然不能與周總理相比，但我是不是為保全自己，懼怕群眾？我雖是一介書生，但在苦難環境中成長，受黨教育多年，對黨的事業一片忠誠。動亂一開始，我也做了最壞的估計，就是賠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不能讓中國再度發生“文化大革命”那種悲劇。我之所以不出來見學生，是因為我分析了當前形勢，認為出來見學生，弊大於利。想當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國家雖已打亂，但毛主席的威信真比天高，可謂一呼百應，週總理代表毛主席向群眾講話，所以才有作用。如今中央內部意見就不一致，我講話，講什麼，代表誰。如今，趙紫陽是黨的總書記，一把手，對這樣重大的問題，理應由他出來見學生，代表中央說話。我已識破，學生拱我出來亮相，醉翁之意不在酒，實際上是把我推到第一線，當靶子來打嗎從而在全國挑起更大的事端。我還考慮，如果我在北京出來見學生，那麼各省市的領導人勢必也要出來見學生，那他們如何來回答學生的質問。中央究竟對當前形勢是什麼態度，現在地方和部門的領導同志也摸不清。中央本來意見不盡一致，小道消息滿天飛，他們聽誰的。現在已經沒有中央的聲音了，只有公安部和國家教委向本系統發情況通報和要求，這兩個部門是將絕執行中央關於製止動亂的精神的。
趙紫陽已於5月1日給政治局寫了一封信，要求澄清他兩個兒子的問題。信中說：“我有兩個兒子在公司工作。一個叫趙大軍，在深圳市石化公司下面的技術發展公司工作；一個叫趙二軍，在海南一家公司搞工業開發工作”。 “社會上關於趙紫陽的兒子倒賣菜單、倒賣糧食、倒賣矽鐵之類的傳言甚多”。趙紫陽在信中請求政治局責成中紀委、監察部組織以希爾，最好請黨外人士也參加，一件一件地進行查證。如查明卻有違法行為，依法處理，如查明沒有問題，也予以澄清。看了這封信，我認為趙紫陽態度上是好的，組織上有責任把這些傳言澄清，以清除黨中央帶來的不利影響。
以後才知道，5月2日下午，趙紫陽在中南海勤政殿邀請幾位民主黨派負責人來談話。他們談到學潮、新聞立法、黨內腐敗、高幹子女經商等問題。關於世界經濟導報問題，趙紫陽說：“最後雙方體面下台，淡化處理。”趙紫陽不支持上海市委整頓導報的消息，很快就傳出去了。談話結束後趙紫陽對閻明復說，“四·二六”社論對學潮定性錯了，現在這個彎子很難轉，關鍵在說服小平同志。只要小平同志說一句，“當時吧情況看得重了一些”，就可以在黨內轉彎子。他要閻明復去找楊尚昆同志和他一起去見小平同志。閻在五十年代曾在中央擔任過俄文翻譯，因此和尚昆比較熟悉。閻確實找了尚昆，轉達趙的意思，但遭到尚昆的拒絕。尚昆說，小平同志對動亂的看法是深思熟慮的，不能改變的。
下午我處理了大批積壓的文件。國務院日理萬機，必須恢復正常工作，不能長期把精力完全陷到處理學生鬧事中去。小平同志說，一條處理動亂，一條戰線抓日常工作。
法國費加羅報：“從現在的學生運動中看到與’文化大革命’初期擁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有反對老前輩與政府的口號”。美國華盛頓郵報說，“應當向對待蘇聯、匈牙利、東德那樣對待中國，既促使她走向民主，同樣敦促她走向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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