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
前言……………………………………………………（ 1）
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次會議………………………………（100）
要求學生停止絕食………………………………………（108）
首都黨政軍幹部動員大會………………………………（116）
北京部分地區戒嚴………………………………………（125）
向中顧委談動亂…………………………………………（163）
醞釀新常委的組成………………………………………（184）
第 四 章 從 動 亂 到 暴 亂
（1989年6月1日至6月14日）
國務院座談會……………………………………………（190）
戒嚴部隊被迫自衛………………………………………（203）
震驚中外的“天安門事件”……………………………（206）
上海未動用軍隊…………………………………………（211）
告全國人民書……………………………………………（213）
西方對我施壓……………………………………………（219）
這場風波遲早是要來的…………………………………（224）
第 五 章 一代新的領導集體的誕生
（1989年6月15日至6月24日)
建立第三代領導核心……………………………………（246）
政治局擴大會議…………………………………………（250）
支持動亂，分裂黨………………………………………（255）
四中全會召開……………………………………………（267）
一個新時代的開始………………………………………（269）
後記………………………………………………… （276）
第一章 從學潮到動亂 （1989年4月15日至5月2日）
【內容提要】
第一章記述了從1989年4月15日至5月2日，在北京乃至全國所發生的事件。 4月15日，中國共產黨前總書記胡耀邦因病去世，在北京高校引發了學潮，學潮很快發展到破壞社會正常秩序的混亂局面，並波及到全國許多大中城市。 4月25日，鄧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這是一場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動亂。 4 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
由於鄧小平同志講話在領導幹部中進行了傳達和人民日報社論的發表，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威懾力量，也由於各級黨組織和政府對學生採取了極為克制的態度和耐心的說服教育工作，同學們開展了多次對話，使得學潮和動亂開始緩和並可能逐漸平息下去。儘管在5月4日中國青年節，北京部分高校學生再次舉行了遊行，但是遊行組織者迫於當時的形勢，已感到堅持罷課、上街遊行對他們不利，所以，就在天安門廣場公開宣布： “從5月5日起北京市高校全部復課。”這個宣告就是這次學潮即將告一段落的重要標誌。
胡耀邦逝世
4月15日
上午，參觀了舉世聞名的日本瀨戶大橋，然後出席岡山縣的倉山市政府為我們舉行的宴會。席間，李肇星向我報告，胡耀邦在今天清晨病逝。我讓外交部向北京何時，胡去世消息得到證實。
我和錢其琛、鄭拓彬等商量，訪日已近尾聲，不必中斷。在答复記者提問時，我說“感到十分悲痛”。
我雖然不贊成胡支持自由化的做法，但我們之間的工作關係甚為密切。胡是一個品德高尚、守紀律的人，他對乾部年輕化做了不少工作。
我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任總理，應日本國首相竹下登的邀請，從1989年4月12日開始對日本國進行正式友好訪問。同行的除我的夫人朱琳同志外，還有錢其琛外長、鄭拓彬外貿部長等重要官員。
今天，我們結束了在東京訪問的日程後，由日中經濟協會最高顧問岡崎加平先生陪同，參觀了舉世聞名的日本瀨戶大橋。岡崎先生是大橋西岸高松縣人，4月16日是他92歲生日。他不顧高齡，熱情陪同我們到外地訪問，誠摯之心實在令人深為感動。
參觀大橋後，我們出席岡山縣知事為我們一行舉行的午宴。席間，外交部新聞司司長李肇星向我報告，說日本新聞社接到北京來的消息，胡耀邦同誌已在今天清晨病逝。這個消息來得太突然，實在令人意外，難以相信。
胡耀邦是4月8日因心髒病突然發作住進北京醫院的。那天上午9時，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中共中央關於教育問題的決定》稿。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兼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作決定稿的說明。大約10時左右，李鐵映的說明尚未結束，耀邦突然臉色蒼白，呼吸不勻，雙手發抖。耀邦很吃力地站起來，對趙紫陽說，我很不舒服，請允許我退席。趙紫陽當即點頭，說“你回去吧”。耀邦離開座位，慢步向門廳走去，突然一下倒在地上。大家都知道耀邦有心髒病，這很可能是心絞痛的表現。當時，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同志從隨身帶的保健盒中拿出兩粒硝酸甘油，由在場的工作人員給他服了。這時，中央保健處的牛福康處長和醫生們已趕到，初步判斷是心肌梗塞症狀，病情十分危急。隨後，北京最著名的幾位心髒病科專家：協和醫院的方圻，阜外醫院的陶壽琪、陳新正和北京醫院的錢貽簡均先後趕到。政治局的同志為了不妨礙醫生們的搶救工作，也退出懷仁堂，改到勤政殿去開會。待胡耀邦的病情稍為平靜一點後，於下午2時用救護車把他送到北京醫院。
4月9日上午，我到北京醫院去探望耀邦同志。主治醫生錢貽簡告訴我，耀邦的病情已趨於穩定，但他的心肌壞死面積過大，一種判斷心肌梗塞程度的指標－－血液中的肌激酶CPK，正常值在50以下，而耀邦的CPK已高達3000之多，仍處在危險期。在醫生的允許下，我進入病房探望了耀邦同志，看上去他的精神還不錯。我們交談了十多分鐘。他很誠懇地對我說：“你當總理後辦事穩當，各方面反映不錯。”我勸他要安心治病，一定要與醫生配合好，不會有危險的。他的夫人李昭同志還特地囑託我勸勸耀邦同志，要按醫生的要求，在病床上小便和大便，不要下床。耀邦對此很不習慣，執意要下床大小便。這在心肌梗塞危險期，特別是前七天是絕對不允許的。這話我也向耀邦說了，當時他口頭上也答應了。
事後我得知，事情就出在七天之後。第八天早晨，耀邦開始執意要下床大便，醫生不同意，仍在床上大便，但因用力過猛，造成心臟破裂，搶救無效而死亡。去世時間是8時25分，家屬、醫護、警衛人員都在場。
耀邦同志去世消息是一位隨我訪問日本共同社記者傳來的，我還不大相信。我立即讓外交部新聞司長李肇星打電話到北京核實。十多分鐘後，李肇星來報告，耀邦去世消息得到證實。當他在宴會上公佈了這一驚人的消息後，一時間，在宴會廳內中日雙方人士都沉浸在悲痛之中。耀邦當總書記時訪問過日本，平時為中日友好事業做過許多事，有許多日本朋友，知名度比較高。我當即和錢其琛、鄭拓彬以及朱琳等同志商量，是否要中止對日訪問，立即回國？大家都認為，明天是我訪日的最後一天，還是有始有終為好，不必因耀邦去世而中斷訪問。宴會結束後，一出大廳，我被一大群中外記者包圍，記者問我對胡耀邦去世有何感受，有何評論。我極力壓制著內心的憂傷，說了一句話：“感到非常悲痛。”
4月16日
下午4時，從福岡登機，對記者發表了談話，談訪日觀感。
6時29分回到北京，姚依林和吳學謙同志來接。因耀邦同志的去世，北京有的大學不安寧，主要是北大。
下午4時，我結束了對日正式友好訪問，日本自民黨總務會長伊東正義來福崗機場送行。
下午6時20分，我們乘專機回到北京，姚依林副總理和吳學謙副總理到機場來迎接。依林同志告訴我，因為耀邦同志去世，北京有幾所大學不太平靜，一些學生張貼了小字報和大字報，在內容上有為胡耀邦鳴冤叫屈的，也有攻擊黨中央，甚至矛頭直接指向鄧小平同志的。在各大學中，北京大學這種現像要多一些。
中共中央已發表了胡耀邦同志逝世的訃告，對耀邦的評價是：“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我軍傑出的政治工作者，長期擔任黨的重要領導職務的卓越領導人，一生為黨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勳”。
我和耀邦同志工作關係甚好。在他擔任總書記期間，我曾多次陪同他到全國各地視察。 1986年夏天我陪同他訪問過歐洲。他是一位品德高尚，對黨忠誠的好同志。他思想敏銳，辦事雷厲風行，對同志熱情，有許多優良品質。但在我們的交往中，我也發現，他有些想法脫離實際，感情容易衝動。他早年從事軍隊政治工作，建國以後長期主持青年團工作，因此不太熟悉經濟工作，但又經常對經濟工作作出批示，這也許是他致命的一個弱點。他從組織上和思想上對“文化大革命”撥亂發正，平反冤假錯案，在幹部隊伍年輕化方面做了積極的開拓性工作，對黨和人民有重大貢獻。 1986年六中全會討論精神文明文件時，耀邦對是否寫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態度不明朗，受到鄧小平同志批評。由於他對處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不夠堅定，導致1987年初學潮的發生而犯了錯誤。同年1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接受他辭去總書記職務的請求，由趙紫陽同志代理總書記。
4月17日
我參加中共中央召開的民主人士座談會，聽取對中央關於教育發展和改革決定的意見。有五位同誌發言，有些話說的比較尖銳。有的對在大學開設思想教育課不以為然，有的談了經濟和教育的位置問題，也說要認真總結40年教育經驗與教訓，本質上是教育救國論。
下午5時半，秘書送來一些簡報。看來北大鬧得比較兇，政法學院也有200餘人到天安門送花圈。
經過五天的對日訪問，日程很緊張，我雖然已經相當疲勞，但仍決定去參加中共中央召開的民主黨派人士座談會，徵求他們對《中共中央關於教育發展和改革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稿的意見。趙紫陽同志主持了會議。民主黨派的負責人周谷城、丁石孫、雷潔瓊、孫起孟和陳明紹在會上相繼發了言。發言都是圍繞小平同志在最近一次就教育問題的談話，討論對教育工作看法和意見。小平同志在今年3月23日會見烏干達總統穆塞韋尼時說：“我們最大的失誤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發展不夠。”對小平同志講的“我們最大的失誤是在教育方面”，發言的人理解各有不同：有的人強調要提高對教育重要性的認識，黨和政府要加強對教育的領導；有的人激烈呼籲要解決教師待遇偏低，增加對教育的投入；有的人談了教育和經濟的關係，主張教育優先，認為只有教育上去了，經濟才能上去；還有的人提出對大學政治課內容要進行改革，不必專門開設中共黨史課，只要在中國近代史中設一章中共史即可。我認為，他們的發言不乏好的意見，但是，都沒有抓住小平同志講話的要害。而要害是，教育最大的失誤是政治思想教育薄弱。
今天的人民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登了一幅大學生為悼念耀邦同志送花圈的照片，花圈安放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我心里頓生疑問：這是為什麼？是不是人民日報要鼓勵學生們都到天安門廣場去送花圈。這使我想起1976年“’四· 五’天安門事件”，廣大軍民為悼念周恩來總理逝世自發送花圈。那是為了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針對“四人幫”倒行逆施而來的。現在黨中央和政府執行的是鄧小平同志制定的改革開放路線，是正確的，卓有成效的，有目共睹的，與“四人幫”所作所為是截然不同的。我們的黨報為什麼要這樣引導，這樣做就等於煽動更多的學生去天安門廣場，其後果會造成社會秩序混亂。這件事引起了我的深思和警惕。
下午，秘書送來一批教育部、公安部和北京市的簡報，都是反映北京高校師生對耀邦逝世的態度。
北大有的學生反應相當強烈，政法學院有200餘人抬著花圈遊行到天安門廣場，說是看了人民日報才來的。 10餘名外國駐華記者前來拍照、錄像和採訪。 “美國之音”對學生遊行迅速作了報導。在北京已大有再度發生學潮之萌芽。
衝擊新華門
4月18日
上午9時，去紫陽同志處，談學生上街問題。我主張應有一個明確的態度。紫陽同志認為，目前只能正面引導和勸說，只要不搞打砸搶，就不激化矛盾。
中午，還找了楊尚昆同志。他認為在開追悼會前只好如此（不能不允許悼念活動）。
晚上，我和大琳到耀邦同志家小靈堂悼念。李昭希望耀邦的骨灰撒在共青城。希望將靈堂開放兩天，讓群眾瞻仰遺容。可不開追悼會，理由是怕老同志出意外。我表示，開追悼會已昭告天下，如果不開恐怕造成更壞的影響。
學生開會的口號矛頭針對鄧，也涉及趙、李，中心是對八六年反自由化重新作出結論。
數千人深夜衝擊新華門，這是建國以來從未發生過的。
上午9時，幾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去趙紫陽同志辦公室，討論對學生上街遊行，悼念耀邦同志的問題。我主張中央應該對這類活動有一個明確的態度，應該通過加強思想工作，引導和製止學生這種自發的悼念活動，以避免出現社會的動盪。我特別強調，現在中國正處於治理整頓時期，經濟上有困難，群眾也有不滿情緒，學生問題如果處理不當，還可能引發其他社會矛盾。趙紫陽通知說，中央已決定耀邦治喪辦公室由喬石、溫家寶主持。我提出，由於治喪活動與高校學生有關，建議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也參加治喪工作，以便統一協調有關悼念活動的事宜。趙紫陽同意李鐵映同志參加治喪工作，但是對於學生自發的悼念活動加以引導和製止的問題，並沒有接受我的意見。趙紫陽說：“只要學生不搞打砸搶，我們就不要管，以免激化矛盾。”趙紫陽大有放任其自流的味道。這就表明，從悼念活動一開始，我和趙紫陽在處理學生遊行的問題上就存在分歧。
開完會後，我到姚依林副總理辦公室，向他了解在我訪問日本期間國務院工作情況。我們還對由於耀邦同志逝世所產生的問題和形勢交換了意見。我們兩人的看法一致，認為學生正在醞釀一次新的大規模學潮。
我找李鐵映和國務院秘書長羅幹來談話，要求他們密切注視悼念活動中社會上特別是高校學生的動態。
我還到國家主席、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的辦公室，商量如何才能處理好學生上街遊行問題。楊尚昆說，對學生的行動要提高警惕，但為了緩和矛盾，在開追悼會前，允許學生搞一些合法的悼念活動。
晚上，我和朱琳到胡耀邦同志家裡。在小靈堂向耀邦同志表示深切悼念。回憶往事，歷歷在目，悲痛之情，難以言表。我不禁熱淚泣下，向耀邦同志遺像深深地鞠躬以致哀悼。耀邦夫人李昭對我說：希望把耀邦的骨灰撒在共青城。這是他五十年代擔任青年團中央書記時期，親自倡導、親子培植，在鄱陽湖畔建設的一座農墾城市。他對這片土地和這個城市有著深厚的感情。李昭又代表家屬提出，希望把耀邦同志的遺體公開開放兩天，供人民群眾瞻仰。李昭同志甚至提出只要公開瞻仰遺容，也可以不開追悼會。她要我把家屬意見向中央轉達。我思量，這不是一個好主意，讓群眾瞻仰耀邦遺容，勢必在社會上引起更大的混亂，給那些企圖利用耀邦逝世的機會製造混亂的人以可乘之機。耀邦一生忠於黨，忠於人民，顧全大局，若他在天之靈有知，我深信他也不會同意家屬這一要求的。黨中央4月15日發表的治喪公告中已明確宣布，在人民大會堂為耀邦舉行追悼會，並同時向遺體告別。我不得不對李昭通知說：你們的要求，我將報告中央，但是，我認為，為耀邦舉行隆重的追悼會，中央已昭告天下，這體現了黨中央和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對他的哀悼和尊敬。不開追悼會，勢必產生極為不好的影響，恐怕難以改變。
李昭同志與我在北京共事多年，她擔任紡織局長，我擔任電力局長，經常在一起開會、議事，共同經歷過“文化大革命”那段困難的歲月。她是一位忠厚、善良，又講原則的老大姐。此時此刻她悲痛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為什麼她提出瞻仰遺體這樣的要求，卻又令人不可理解。
今天到天安門廣場進行悼念活動的學生不斷增加，已達到3000餘人。學生喊的口號矛頭針對鄧小平同志，也針對到趙紫陽和我。中心一條是要求中央對1986年反自由化決定導致耀邦下台一事重新作出結論。有的學生頭頭公開提出要為耀邦平反。悼念遊行活動的政治目的已經十分清楚了。到晚上23時，有人帶領近千名學生和其他社會閒散人員湧到中南海新華門前聚眾鬧事。
次日清晨零時20分，又有一群遊行者抬著三個花圈向新華門衝擊，被執勤的警衛人員制止，未能進入中南海。這是建國以來從未發生過的。凌晨4時20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新華門發布了通告，說衝擊黨政機關是違法的，是不允許的。廣播後，聚集在新華門前的人群逐漸散去。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中南海是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所在地，新華門是國家的儀門。就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社會混亂到那種程度，也沒有人敢衝擊新華門。
4月19日
溫家寶來電話，說李昭表態，治喪事宜一切按中央安排進行，就是不再堅持“只搞告別，不搞追悼會”的意見。
賈春旺說，學生一面遊行，一面嘻嘻哈哈，高唱“紅高粱”，看不出悲痛之情。
入晚，形勢又緊張起來。去天安門的人比昨天還多。新華門前聚集有兩三萬人。北京市李錫銘來電話，希望中央有一個明確態度，對鬧事分子態度應硬起來。晚11時半，我和紫陽同志通了話。我說性質已起了變化，應該馬上研究。他說明天研究。至於對新華門前鬧事情況，他說不了解，只要不打砸搶燒，我們就不採取行動。
各大城市（17個）都有學生騷動，已成為全國性事件，矛頭直接對鄧。
上午，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同志給我來電話，說李昭同誌已向治喪辦明確表示，耀邦同志的治喪事宜，一切聽從中央安排。這就是說，她撤回了昨晚對我講的要求公開瞻仰耀邦遺容的建議，同意開追悼會。這說明，李昭同志還是顧全大局，深明大義的人。
安全部長賈春旺來反映北京學生的動態。他親自到學生遊行隊伍中去觀察，學生一面遊行，一面互相打鬧，開玩笑，高唱電影《紅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呀，莫回頭”，看不出學生對耀邦去世有什麼悲痛之情。這引起我的警惕，說明學生遊行悼念胡耀邦是在做戲，與當年人民悼念周恩來總理而發自內心悲痛的心情，不可同日而語。
到晚上，形勢又緊張起來。今天的北京日報發表了北京市政府的三條通告，單曲天安門廣場的人比昨天還多。到晚上，新華門前聚集約有2萬多人。學生一次又一次地衝擊警戒線，在新華門前喊出“反對獨裁”、“反對專制”等等口號，並散佈大量反對黨和政府的言論。北大學生王丹向全國人大遞交請願書，公開提出重新評價胡耀邦的功過是非等七條要求。
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給我來電話，要求中央對學生上街遊行有一個明確態度。新華門前混亂情況愈演（此處可能有幾行未掃描到）事的行動口號和綱領。導報總編輯欽本立決定全文發表座談會上的發言，並抓緊印刷，要趕在胡耀邦追悼大會前發至北京。
4月20日
上午，開常委會，討論對耀邦同志的悼詞。趙說，八七年某些失誤，不影響對他一生的評價。趙提議悼詞中增加”胡對乾部年輕化的貢獻“。我提出增加”胡耀邦堅持青年運動正確方向“。
昨天晚上學生衝新華門。許多同志認為性質正在變化。衝中南海，攻擊領導人已超過悼念胡的範圍。決定在追悼會期間實行局部戒嚴。喬石說，要把衝中南海制止在萌芽狀態。趙說，中國政府採取寬容政策，得到世界好評。
我說，性質正發生變化，大多數處於中間狀態。黨要旗幟鮮明指出真相，把廣大群眾爭取到黨的一面來。我的意見並沒有為趙重視。
上午，趙紫陽主持政治局常委會，討論對耀邦同志的悼詞，並討論戈爾巴喬夫來華訪問會談的方針。趙紫陽說，耀邦八七年某些失誤，不影響對他一生的評價。這個觀點我贊成。我提出在悼詞中增加一段話，肯定耀邦關於堅持青年運動正確方向的觀點，他主張青年知識份子應與工農相結合，與實踐相結合，都是正確的。我的意見被採納。常委會通過了這一悼詞草案。
常委會還討論了昨天晚上學生衝擊新華門的事件。與會的許多同志認為學潮的性質正發生變化。衝擊中南海，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甚至指名道姓地攻擊鄧小平同志，已超過正常悼念活動的範圍。為防止學生再次沖擊中南海、人民大會堂等黨政要害部門，常委會決定，今晚開始對西長安街採取交通管制措施，把鬧事學生和群眾欄在府右街口之外，追悼會期間實行局部交通管制。喬石同志提出，要把學生衝中南海制止在萌芽狀態。常委會正式確定由喬石、溫家寶、李鐵映負責追悼會前後的學潮，維護社會正式秩序。趙紫陽說：處理學生鬧事方針定了，第一線同誌全權負責，難免有不周之處，除了問題，集體負責。趙在常委會上再次提出處理學生鬧事的方針是：“只要不高打砸搶，就不採取行動。”我針鋒相對地指出，學生悼念耀邦活動的性質正在發生變化，目前大多數學生尚處於中間狀態，但有可能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黨中央要旗幟鮮明地指出問題的真相，把學生、工農和廣大群眾爭取到黨的一面來。很遺憾，我的意見沒有為趙紫陽所重視和採納。這是我和趙紫陽在處理學潮的方針上第三次意見分歧，而且是在常委的正式會議上。
常委會在討論中蘇高級會晤問題時，趙紫陽提出把建立國際新次序作為會談的重要內容。這次中蘇最高級會晤，已明確是在小平同志和戈爾巴喬夫之間進行。雖然去年字啊一次小範圍會議上，小平同志親自定了這次中蘇高級會晤是由兩位總書記，即趙紫陽和戈爾巴喬夫進行正式會談，小平同志和我與戈的會晤都叫會見。但最近小平同志在接待方案中作了改變，明確提出我與戈爾巴喬夫之間為正式會談，而趙與戈爾巴喬夫之間由會談改為會見。
下午，我找體改委副主任賀光輝來談話。我提出在製定“八五”發展計劃和十年規劃時，要同時制定改革的長遠計劃。這是因為在實際工作中，趙紫陽同志對改革無長遠打算，政策多變。國務院做實際工作的同志老師跟不上趙紫陽的變化，感到十分為難。幹部和群眾中流傳著1988年趙紫陽在主持經濟工作中唱的“四季歌”：一季度“國際大循環”；二季度“闖過物價關”；三季度“物價翻一番”；四季度“治理整頓”。
鄧小平同志3月下旬在會見烏干達總統穆薩維尼時就不點名地流露對趙紫陽處理經濟工作的不滿。鄧說：“我們現在的問題是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得太快，給國家和人民都帶來了困難。這個五難題在三年前就出現了苗頭。如果把現在客服困難的措施放到三年前，問題就不會這麼大，解決起來會好辦得多。”
4月21日
晚7時，召開常委碰頭會，討論悼詞。
晚8時許，5 萬學生集中到天安門廣場，使原來交通管制計劃無法進行。次日晨3時，預訂的清場也無法進行，只能與學生談判，要他們向東移動，空出天安門東側的汽車通道。學生答應了。為防止萬一，軍委調38軍一個團進駐中南海。共調來兩個師，都是老兵，不帶武器，以免發生流血。
今晚7時，趙紫陽召開常委會，討論中央對耀邦同志的悼詞。中央的悼詞對耀邦同志的一生給予很高的評價，但是根據小平同志意見，沒有給予耀邦同志“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稱號。
晚上8 時，5萬學生以參加耀邦追悼會為名，提前湧入天安門廣場，使原來定的明天追悼會時要採取的交通管制措施無法實施。晚上，我一直在中南海辦公室裡，觀察天安門的動態。喬石同志在現場直接指揮，天安門廣場的清場無法進行。
次日凌晨3時，北京市公安局負責人出面與學生代表談判，為了保證追悼會順利進行，要求學生隊伍向東移動，空出大會堂東門外的汽車通道，以便參加追悼會的車輛通行。學生XX答應了，空出了人民大會堂東側前月30米寬的XXXX。
為了保證追悼會的順利進行，軍委楊尚昆副主席下令緊急從北京軍區調兵力進駐北京，從駐防在保定的三十八軍的兩個機械化師中抽調1500名兵力，日夜兼程，趕赴北京。一個團進駐中南海，其餘兵力佈置在中南海四周，保衛中央首腦機關的安全。抽調的都是老兵，赤手空拳，不帶武器，以避免與學生髮生流血事件。
美國洛杉磯時報報導說：“一名學生告訴記者，這次示威，不過是藉弔祭胡耀邦，來表達他們的不滿”，“就是想搞一場民主運動，已有較長時間的醞釀，胡耀邦逝世只是一個誘發因素”。
西安發生了嚴重的打砸搶時間，經軍委批准，派4000名解放軍支援。
上午，胡耀邦同志的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順利進行，楊尚昆同志主持，趙紫陽同志致悼詞。對耀邦的評價是：“久經考驗的忠誠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政治家。”小平同志親自參加了會議，並向李昭同志表達親切慰問。追悼會約40分鐘就結束了，人民大會堂東門外仍有幾萬名學生和群眾聚集在一起，滯留不走，不知他們在等候什麼。
追悼會結束後，我從大會堂上車時，碰到趙紫陽同志。我對趙紫陽同志講，你很快就要出訪朝鮮了，應該再開一次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中央對學潮的方針。趙紫陽說，常委都譯過了，不必再開會了。他又說，對學潮的方針，一條是追悼會後恢復社會正常秩序；一條是黨和政府與學生開展對話；一條是誰搞打砸搶，就依法處置。我針對當前學潮中已發生的幾個月則問題要求紫陽同誌有個明確表態。我說有些學生要求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呢，他說這不能答應。我又說，對正在成立的非法學生組織呢，他說那也不能承認。我試圖再次說服他召開常委會，他已不願再聽我講什麼，匆匆上車離去。
我從大會堂回到中南海辦公室，密切注視耀邦同志的靈車一路行動情況。當得知靈車一路安全通過長安街，到達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遺體火化後，我才放下心來。
今天上午，西安發生了嚴重的打砸搶時間，不法分子衝擊了省政府大院、省檢察院和法院。防火點燃了汽車、車庫和油庫，將大街上一家服裝店洗劫一空。陝西省委來電報告中央稱，陝西警力不夠，要求中央支援。經中央軍委批准，派4000名解放軍支援西安，維持社會秩序。
今天，日本共同社報導說：“作為歷次學生運動的教訓，有必要建立新的學生組織”，“朝著’全國團結學生會’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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