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習如、鄧麗萍 財訊 2009/11/27
● 有志西進中國求學，該如何選校？
該怎麼選擇中國的MBA、EMBA學院？除了名氣、地點都是重要考量之外，還有各校學風文化、師資寬嚴等不同特色可資參考。在下決心前，也要做好一些心理建設。
除了市場魅力和兩岸經濟、社會交流趨勢，使得中國ＭＢＡ、ＥＭＢＡ課程對國人愈來愈有吸引力之外，日前教育部長吳清基釋出最快明年秋天開始採認中國學歷的政策時間表，更增添赴中國求學的誘因。不過中國的商學院既多又雜，不論想自己摸索或省事交給仲介代辦，最好先建立一些基本認識。
首先，除了北京大學和北京清華大學均自2008學年度起將招生收回自辦，台灣人報考其他中國學校則多透過台北的夏潮聯合會報名，而後參加在香港考試的港澳台聯招(ＥＭＢＡ則除了上海財經大學的香港課程外，其他都是自行向各校報名)。
● 上海最熱門 交通便利的經濟金融中心
夏潮執行委員李中表示，台灣報考中國ＭＢＡ人數有上升趨勢，事實上自2002年以來，中國經濟管理類的科系就吸引了愈來愈多台灣人的興趣。2008學年度港澳台合計共65人在香港考中國的ＭＢＡ。她也觀察到台灣年輕人選擇中國ＭＢＡ的主因包括地理較近、有些家長認為先去中國拿學位再申請歐美名校較容易，還有2005年「反分裂法」推出後，中國宣布港澳台生學費比照本地生，約比原先便宜了40％。
至於台灣人在學院的選擇上，首推名校考量。除了北大光華、清華大學和復旦大學的ＭＢＡ、ＥＭＢＡ課程，總是在中國內部各項商學院評比的前五名之列，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因是中國唯一入列全球前十大，上海財經大學則因地利受到台灣學生歡迎，因此這五家堪稱台灣人最愛的五大中國ＭＢＡ學院。
以上海而言，既是中國經濟金融中心，又與台灣交通便利、停留的台灣人最多，因此是台灣人最熱門的求學地點。上海第一學府的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殷志文指出，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下，除了一些在中國有「業務」的台灣人，復旦大學管理學院也吸引了一些非企業界、目前在中國尚無業務的台灣人，例如律師、會計師等，欲藉著在中國讀書的機會，更深入了解中國的情況及尋找合夥對象，做好未來就業或創業的準備。
殷志文說，由於入學需通過的綜合考試類似「中文版的ＧＭＡＴ」，測驗簡單的數理、邏輯和語言，對許多台灣學生而言，這項入學考試是一項障礙，因此每年ＭＢＡ錄取的台灣人不到10位。不過，到復旦大學念ＥＭＢＡ的台灣人數卻愈來愈多，近幾年來，台灣人占總錄取人數的10至15％。
● 北大最出名 中國重量級經濟學者坐鎮
除了ＭＢＡ和ＥＭＢＡ，也有台灣人選讀復旦管理學院的國際合作項目，包括和香港大學、ＢＩ挪威管理學院及華盛頓大學合開的課程，因這類課程的台生無須經過入學考試，而是以ＧＭＡＴ成績申請，每年各招收60至100名學生，台灣人比重約占5至10％。
港澳台學生的比重約占5至10％的上海財經大學ＭＢＡ學院，院長戴國強表示在金融海嘯下，該院僅ＥＭＢＡ部分受到影響，ＭＢＡ報名反而逆勢增加了7％，達1,900多人，報名人數是去年上海第一、全國第三。戴國強說，上海財經大學ＭＢＡ學院的特色在於，強調ＭＢＡ學生的經濟學理論基礎，以便訓練學生在考量問題上具有更廣泛的視角和深度。此外，該院也很注重財務會計及金融管理。
戴國強指出，根據一項調查，台灣學生心目中最認可的商學院，依序是北大、清華、交通、上海財經及復旦大學。他分析說，相較於北京、清華大學的人脈和關係優勢，在上海學管理，具備更完善的市場化和商業化環境，對於管理專業的提升幫助較大。戴國強舉了一個典型的例子，許多中國外派的銀行行長，多半是來自北京，因為行長的主要任務是建立關係，而副行長通常是來自上海，是專門做業務的。由此可見，抓人脈到北京、搞業務到上海，是許多學生在選擇中國商學院地點的緣起。
不過北京大學在許多台灣人印象中仍是中國第一品牌，在北大兩大系統的ＭＢＡ課程中(國家發展研究院、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台灣人最熟悉的就是潤泰集團總裁尹衍樑一手捐建的光華管院，由中國經濟界甚具份量、推動國企股份制的學者厲以寧坐鎮。雖然ＭＢＡ課程的每屆台灣學生人數都不到5名，ＥＭＢＡ課程則是台灣人大熱門。北大光華也南下上海、深圳開設ＭＢＡ相關學位課程。
● 清大最嚴格「數學不行，會死在清華」
同在北京的清華大學，由於是中共的「黨校」，其實在當地人心目中份量重於北大，也獲得較多國家資源。全國工商管理碩士(ＭＢＡ)教育指導委員會的辦事機構就是設在清華經管學院，因此ＭＢＡ聯招的考題多是清華主導。
在2003年就讀清華ＭＢＡ全日班的CNEX(蔣彥士孫子蔣顯斌成立的文創業)市場與行銷經理李永忻說，相較於北大學風相對自由，「比較好念」，清華對學生的要求較嚴格，報告多、考題也較難，甚至一般以企管為主的ＭＢＡ在清華也重視迴歸分析、線性函數等計量課程，要學生設計數據理論模型，被形容像是在念經濟研究所。「如果數學不行，會死在清華，」他用誇張的說法提醒有興趣攻讀的人。
李永忻也提到他覺得特別之處，例如入學後清華大學的中國國台辦會找台灣學生逐一面談政黨傾向，還有課程上較不重視總體經濟學(僅一學分，個體經濟學則占三學分)，他認為應是因為中國在計畫經濟下，總體經濟由國家控制，學了也沒用，而課堂上老師常會叫台灣學生提供來自一般資本主義經濟體的經驗，且中國因民間金融自由度較低，他感覺同學、老師對理財工具的認識較少。
由於是辭去原先工作而全力去念ＭＢＡ，李永忻畢業後感到ＭＢＡ學歷對在中國求職的直接效益不大，他發現校園就業博覽會上對ＭＢＡ畢業生招募的多是基層工作，與自己是已有工作資歷者的期待不符，就算是台商，由於中高階主管多由台灣派去，招募基層人員也是當地畢業生較吃香。他說「最大收穫是在中國生活的體驗」，有助於他瞭解中國商場社會的「潛規則」，即使現在是被設籍中國的公司派在台北，當年求學經驗還是有助於他解讀中國訊息。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陸雄文也對台灣學生有所觀察和建議。他說由於台灣在教育及商業發展上早了數十年，就讀復旦的台灣人不僅思維敏捷、管理經驗也很豐富。此外，台灣學生也承傳了儒家傳統，彬彬有禮，台灣人之間也相當團結、融洽。不過，他鼓勵到中國念ＭＢＡ的台灣人，儘量爭取機會進行跨地區的交流，因為「中國很大，各省分、城市的差異也很大，台灣學生應把握求學時光，跟各地學生多交朋友。」
中共浮誇風起前的犧牲品──彭德懷的悲劇
＊伍小濤（貴州省委黨校研究生部）歷史月刊 2009/11/27
今年是廬山會議50週年。廬山會議是中國政治生活的一大拐點，它是開啟文革的一把重大鑰匙。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因向毛澤東寫了一封反映群眾受難的信而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軍事俱樂部」的主帥、「反黨分子」，從此，彭德懷遭到排擠、批判，直至被迫害致死，成為中共黨史上的一位著名悲劇人物。彭的悲劇，不只是個人的悲劇，而是中華民族的悲劇。在今天權勢充溢、權勢閹割和犬儒化的全能型社會，重新來形塑那場悲劇，重新弘揚彭為人民「鼓嚨胡」，為真理而鬥爭的精神，對今天的政治體制改革、民主建設和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有極大的意義。
關於廬山會議上彭德懷悲劇產生的原因，許多著作和文章都對此進行了探討，但大多數人都從偶然性的因素出發去分析，只有很少的幾篇意識到了彭德懷悲劇的必然性，而且沒有細緻地加以分析。筆者傾向於後者，並且不揣淺陋，略加論述。
● 毛澤東將經濟意見的分歧 上升到路線分歧
廬山會議開始時，毛澤東就定下了調子：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出現的經濟困難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而彭德懷卻不這樣認為，他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浮誇風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在對發展鋼鐵的認識上，有嚴重的片面性」；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樣，原本是毛澤東和彭德懷在經濟問題上的意見分歧，但毛澤東卻把它上升到路線分歧。
毛認為彭「代表資產階級利益，向黨的大多數，黨的領導機關和黨的總路線乘機進攻，這種進攻帶著倡狂性質，形成了我們同他們的尖銳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在經濟層面上與毛澤東有意見分歧的並不只彭德懷一個人，劉少奇在1956年就看出了經濟建設中的冒進。6月，劉少奇在給《人民日報》起草的〈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中就強調，冒進對我們有害，要加以反對。當劉少奇將社論交給毛澤東「主席審閱後交喬木辦」時，毛澤東認為社論的內容主要是針對他的，只批了三個字「不看了」。
周恩來與毛澤東也有意見分歧，早在1956 年6月，他在主持的國務院全體會議上就指出要反對冒進，當時他也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
另外，陳雲與毛澤東也有不同的意見，但他們都沒有像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因意見分歧而上升到路線分歧，進而被推向祭台。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這樣大的差異呢？
針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帶來的嚴重問題，彭德懷曾認為：劉少奇處境很難、不便說，周恩來不能說。這兒有一個問題值得思考：是什麼原因驅動劉少奇處境很難、不便說；周恩來不能說？
劉少奇是積極反冒進的，如上所述，1956年就撰文反對。但到1958年上半年卻感到「驚喜和振奮」，他在石景山發電廠同工人座談時說：「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兩年、三年就行了，趕上美國，其實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中國進入共產主義，不要好久，你們大多數人可以看到共產主義。」劉少奇的觀點前後存在著巨大的反差，造成這種反差的原因，我們可以從鄧力群的文章中看出：「少奇同志支援總理，主持通過的《人民日報》社論成了批判物件。毛主席雖然沒有點少奇的名，但無論如何，少奇同志也是感到了很大壓力的，從1月的南寧會議到4月下旬的廣州會議，據我參加會議瞭解的情況來說，少奇同志採取了謹慎的態度，說話不多。」原來是劉少奇畏懼毛澤東。
周恩來像劉少奇一樣原先也是積極反對冒進的，但在1958年1月，毛澤東當著周恩來的面，指著柯慶施的文章〈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批評他：「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周恩來坐臥不安，同李先念、薄一波聚集一起，「討論到夜裡二、三點，商議怎麼檢討等等」，甚至他一度想辭去總理職務。
由此可見，劉少奇的不便說、周恩來的不能說都是因為畏懼毛。以致後來在廬山會議上，他們明明知道大躍進帶來的嚴重後果而緘口不言。所以，他們沒有因意見的分歧而上升到路線鬥爭。但彭德懷不是這樣，1958年的上海會議，他遭到了毛澤東的批評，他本應該吸取經驗教訓，在廬山會議上迎合毛澤東。但是由於他性格耿直，又目睹了大躍進給人民帶來的痛苦，他不得不為人民「鼓嚨胡」。這樣就嚴重地冒犯了毛澤東無上的權威。
而毛澤東的權威，在戰爭年代，因軍事策略和路線方針的正確而獲得大家的認同。進入和平時期，由於主要是以經濟建設為主。因此毛澤東要獲得大家對權威的繼續認同，他必須在經濟上有所建樹，或者運用手中的權力，以強制的辦法，去推行認同，或者二者兼之。毛澤東屬於最後一種情況。
● 彭德懷冒犯毛澤東的權威認同
我們首先來看毛澤東在經濟層面上的權威認同。毛澤東曾說：「只有陳雲能管經濟，我就不能管！」也就是說，1956年前後，毛澤東就曾想在經濟決策上有所作為。於是他在1958年就有關人民公社的設想曾講過：應該逐步地有序地把工農商學兵組成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為我國社會基本單位。同時，他在鋼鐵生產上也要大展宏圖。1957年11月，在慶祝蘇聯十月革命40週年有64個國家共產黨參加的莫斯科會議上，毛澤東豪情萬丈：「十五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毛是以鋼鐵為標準說的。這樣，毛澤東就建構了以人民公社和全民大辦鋼鐵為主要內容的「不斷革命」的激進主義經濟話語體系。
《紅旗》雜誌為此發表評論：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在這樣一天等於20年的國民經濟和文化高漲的時候，人們已經可以看得見我國將由社會主義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為期不遠的前景。於是，毛澤東獲得了在經濟層面上的權威。當毛說：「看來人民公社是一個好名字，包括工農商學兵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時，全國普遍叫人民公社的好；又當他「超過英國，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兩到三年，兩年是有可能的」時，全國大高爐、小高爐、洋高爐、土高爐紛紛上馬，掀起了大辦鋼鐵的熱潮。
在這種狂熱的氛圍中，中共的權力階層不得不迎合毛澤東。劉少奇在思想座談會上的講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主席的設想確實是高明，使人折服，以前對建設速度估計不足，沒有料到水利、生產運動發展得這樣快。是否可以再快一點，還是有可能的。又如原為河南省委副書記的楊一辰，兩部合併後任商業部長。他看出在「反冒進」中毛澤東對陳雲有意見，他摸到氣候，便在商業會議上以反對姚依林以反對陳雲。而那些不願迎合又不敢得罪毛澤東的只好保持沉默，如周恩來在廬山會議上明明知道大躍進帶來的嚴重問題而不講。同樣陳雲也看到了大躍進帶來的災難，他也不敢直言，甚至勸鄧子恢不要參加廬山會議。
但是彭德懷卻說：「褲子要自己脫，不要讓人家拉，江西還在講去年增長67%，這是脫了外褲，留了襯褲。要一次脫光，省得被動。」「人民公社我認為早了些，高級社的優越性剛發揮，還沒有充分發揮就公社化，而且未經過試驗，如果試上一年再搞就好了。」而且還當著毛澤東的面直接說出：「毛主席家鄉的那個公社，去年搞的增產數，實際上沒那麼多，我去瞭解實際，只增產16%，我又問周小舟同志，他說那個社增產只有14%，國家還給了不少幫助和貸款。主席也去過那個社，我曾問主席，你瞭解怎麼樣，他說沒有談過這個事，我看他是談過。」彭德懷還說：毛澤東正在重蹈史達林晚年的覆轍，並揚言說：「再這樣搞下去，弄不好中國也會發生匈牙利事件，要請蘇聯紅軍幫助呢？」這樣就嚴重地冒犯了毛澤東在經濟層面上的權威，從而動搖了毛澤東在黨內地位的鞏固。
同時黨外民主人士如羅隆基、章伯鈞等人，也對毛澤東的經濟路線方針提出了指責：「1958年搞錯了，煉鋼失敗了，食堂辦不起來，大辦水利是瞎來。」「大躍進的成績全是假話」。黨內中下層也彌漫著對毛澤東強烈的不滿情緒。江西黨校80多位縣級幹部認為「大躍進是吹起來的，是浮誇、謊報的結果」，「大煉鋼鐵是勞民傷財，得不償失」，「人民公社是早產兒，違反了客觀的必然性」。再加上居於馬克思主義正統地位的蘇聯領導人，也在不同場合指責毛澤東的大躍進。這樣，從黨內到黨外，從中央到基層，從國內到國外，都在瓦解著對毛澤東權威的認同。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威，開始反擊彭德懷等人：「無非是想早一點進入共產主義，有什麼錯？」並由此拉開了彭德懷悲劇的帷幕。
彭德懷在經濟層面上冒犯毛澤東權威的同時，在政治生活層面也冒犯了毛澤東的權威。
毛澤東為了維護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權威，積極推行個人崇拜。「個人崇拜一種是正確的，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裡，為什麼不崇拜呢？」毛澤東認為他掌握著真理，大家應該崇拜他：與其讓你獨裁，不如讓我獨裁好。在毛澤東的默認和驅使下，全國普遍高唱《東方紅》，甚至柯慶施說：「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地步。」林彪也說：「中國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誰也不要想當英雄。」就連在毛劉周朱權力核心層結構中的周恩來，在反冒進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而作檢討時還說：犯錯誤的主要原因，是在於思想跟不上毛澤東同志，因此必須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而柯慶施、林彪這些人因推崇有功，迅速躍上高位，這就更加助長了個人崇拜之風，大家看毛澤東的眼色行事，黨內民主生活極不正常。如廬山會議開始不久，毛澤東似已多日沒有找下面的人個別談過話，為了瞭解他的意圖如何，大家都在摸風向，連周恩來的秘書也向李銳打聽。再如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在毛反「反冒進」時開始「左」得要命，大刮共產風。周恩來到河南視察工作曾經批評過他，並要他謹慎，他沒有聽，後來毛澤東指責吳芝圃：「要麼你是馬列主義，我是機會主義。要麼我是馬列主義，你是機會主義。」他馬上從極左跑到極右，他向周恩來彙報工作說河南傷了元氣，人瘦、地瘦、牲畜瘦，生產力徹底破壞了，把形勢說得漆黑一團，毫無希望，再後來毛澤東反擊彭德懷的時候，又立即轉變方向，跟著向彭德懷發動進攻。
但是，在這種語境下，彭德懷卻說：「第一書記說的算，別人說的就不算？不建立集體威信，只建立個人威信是不對的，是不正常的現象。」「毛主席和黨中央在全中國人民心目中威望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濫用這種威信是不行的。」這種與推行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為榮的主流話語格格不入的非主流話語，曲高和寡，是對毛澤東政治權威的極大冒犯。況且彭德懷在不同的場合曾多次損害毛澤東的威信。毛澤東曾在彭德懷的壓力下，解散文工團。因此，彭德懷被打成反黨分子，那是自然而然的了。
同時，又由於毛澤東獲取了中共法理系統的無上權威，因此壟斷了對話語體系的解釋權。如「冒進是馬克思主義」、「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離右派只有五十米遠了」，以及「資產階級利益」、「右傾」、「左傾」都成了毛澤東的專有術語。只有毛澤東能說朱德「一貫右傾」，而朱德不能說也不可能說毛澤東右傾。如果出現過上述字眼針對著毛澤東，那麼就是對毛澤東解釋權的一種挑戰。所以彭德懷說毛澤東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左傾錯誤」，後毛澤東反覆提及，並把意見分歧上升到路線分歧，那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 我倆訂個協定，我死後，你別造反，行不行？
廬山會議上，彭德懷被冠以三頂帽子，即「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分子」、「軍事俱樂部」的統帥。對於前兩頂帽子，他「採取了要給什麼就給什麼的態度」，而對於後一頂帽子，他拒不承認，甚至說「開除我的黨籍，拿我去槍斃了罷！」也不承認有什麼「軍事俱樂部」，而毛澤東及其手下不斷追逼。這樣，就存在一個問題：毛澤東為什麼一定要把彭德懷打入軍事俱樂部，要弄清這個問題，我們先看軍事俱樂部的主要構成成員。
「統帥」：彭德懷，國防部長，中央軍委副主席，延安整風時作為經驗主義重要人物而被整肅的物件。
「副統帥」：張聞天，外交部副部長，曾經擔任黨的總書記，延安整風時作為教條主義重要代表人物而被整肅的物件。
「參謀長」：黃克誠，中央軍委參謀長。
周小舟：曾擔任毛澤東的秘書，湖南省委第一書記。
而這四個主要成員中，周小舟「迷途知返」、「不遠而復」，是可以爭取的物件；張聞天雖然是「瘧疾原蟲遠未去掉」，「很需一場大病」的人，但「痛改」後還是可以接納的。至於黃克誠，在毛澤東的眼裡，他與彭德懷的關係是父子關係，毛澤東召來黃克誠參加廬山會議，用黃克誠自己的話說，是為把四個中的一個最主要人員彭德懷打入軍事俱樂部找一個配角。而彭德懷又主持當時軍隊的日常工作，他被打入「軍事俱樂部」則順理成章了。毛澤東不斷追逼「軍事俱樂部」的組織、綱領、名單，不言而喻則是為了徹底肅清彭德懷在軍隊中的影響，徹底肅清彭德懷在軍隊的支持者。這樣，又出現另外一個問題：毛澤東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們先看廬山會議上羅瑞卿、康生等人對彭德懷的批判。羅瑞卿說：「對彭德懷同志，我也是不放心的。有什麼保證他可以不造反呢？簽字啊？我看簽字也沒有什麼用處，簽字也可以撕掉的。一定要等到毛澤東同志百年以後才造反哪？不一定！現在毛澤東同志還在他就造反嘛！這次如果不搞清楚，說不定不等到毛澤東同志百年以後，他還是要造反的。」康生說：「你（彭德懷）不徹底揭發你野心家、偽君子，你叫我們全黨同志怎麼相信你不造反？」從羅、康的批判可以看出，大家都擔心彭德懷造反，而毛澤東在這一方面也深有同感，毛澤東曾開玩笑地對彭德懷說：「老總，我倆訂個協定，我死後，你別造反，行不行？」可見，毛澤東等對彭德懷有深深地疑忌。
抗美援朝勝利後，彭德懷的威望日益高漲，史達林曾多次稱讚彭德懷，說他是「久經考驗的統帥」，是「當代天才的軍事家」。這不能不在毛澤東的心中投下一團陰影。1958年和1959年彭德懷在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中，通過對軍隊的反教條主義鬥爭及對「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批判，使劉伯承、蕭克、粟裕等一批高級將領遭到整肅。他在軍隊的威望達到了高峰，在眾元帥面前更加冒尖。在一次軍委擴大會議上，連深受毛澤東寵愛、排名元帥第三的林彪也面對著40多位高級將領（包括多位元帥在內）發出驚人的呼籲說：「我們要團結在彭老總的周圍。」同時，彭德懷又桀驁不馴。關於這一點，毛澤東曾說：「對於元帥，你如此看待，一個也不佩服，不在眼下，哪個在眼下？十個大將更不在話下。」於是毛不無擔憂地對彭德懷說：我死後，有幾個人能制服得你。不但毛澤東這樣看待，全黨其他同志也有這種想法。後來，聶榮臻在談到與葉劍英同去勸說彭德懷的時候，說到了這件事。「我們都提起他的桀驁不馴，葉劍英同志說：『毛澤東同志健在時，你就這樣，將來黨內誰管得住了你』，劍英同志說時，都激動得掉淚了。」因此，在八屆七中全會的時候，毛澤東就有打倒彭德懷的企圖。
毛澤東在八屆七中全會上，講到第16個問題時，講到了海瑞冒死上諫的故事，特別提到了彭德懷，要彭德懷像海瑞一樣。而在毛的心裡又不願出海瑞，這樣，毛澤東語言和言行存在很大的矛盾，要理解這一矛盾，我們有必要把歷史往後移。
1965年，毛澤東一面要彭德懷到三線，「也許真理在你那邊」；一面布置人馬批《海瑞罷官》。這也存在著矛盾，但不久彭德懷被揪回北京批鬥。如果說這是一種政治權術，那麼八屆七中全會無疑也是一種政治權術，毛澤東一面鼓勵彭德懷做海瑞，一面心裡極不願意出海瑞，從某種角度講，毛不能沒有「引蛇出洞」的嫌疑。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的講話充分證實了這一點：去年八大二次黨代會講過，準備對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總司令可能鬧亂子，但他是個招牌，組織不起軍隊。
在這樣的情況下，彭德懷應該盡量收斂自己。但是他1958年回到湖南看到的大躍進造成的嚴重狀況，又不得不使他揮筆疾書。當時他的參謀長王承光這樣勸過他：「少奇，總理他們瞭解得多，你能不能先同他們談一談，請他們去同主席講會更方便些吧！」但是彭德懷不管這些，依然上書，這樣，犯下了毛澤東的大忌，在毛澤東的眼裡，彭德懷無疑是「軍人干政」。1943年2月彭德懷在中共北方局太行分局高幹會議上發表有關民主教育問題的談話，認為民主教育在今天中國來說，就是反對封建是教育，而民主革命的共同口號則是「自由、平等、博愛」。1944年5月，他又致信毛澤東，就邊區財政問題發表意見，當時就引起了毛的不快，在毛澤東眼中，彭德懷的這些言行足以說明他不守本分，有非分擅權之念，已對毛構成了壓迫。現在彭德懷又重蹈舊轍就他不管的經濟範疇提出意見，難怪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又重提舊事：「還講自由、平等、博愛，教育宗旨等」，「這是不懂歷史唯物主義，階級鬥爭學說也不懂」，並且發火道：「有什麼錯，無非是早點進入共產主義」這樣，又加速了彭德懷的悲劇命運到來，「我66歲，你61歲。我快死了。許多同志有恐慌感，難對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顧慮」。言下之意：既然大家都對你（彭德懷）有恐慌，那麼只好把你打倒。
● 三分合得來，七分合不來
彭德懷自從1928年12月，率領紅五軍到達井岡山寧岡與毛澤東會合，到廬山會議的召開，對於毛澤東來說：彭德懷與他三分合得來，七分合不來。主要表現在：
1932年彭德懷打贛州失敗，中央局在前方召開了會議。中央局主張三軍團出贛江以西，和贛東北打成一片；當時毛澤東主張和贛東北打成一片。彭德懷支持中央局多數人的意見，並與毛澤東進行了爭吵。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後，彭德懷跟劉少奇（三軍團政治部主任）談論了當時部隊存在的普遍不滿情緒，並認為三軍團引向湘潭、寧鄉挺進，中央率主力迅速進占漵浦為中心的地區。劉少奇採納了彭德懷的建議，加上自己和別人的意見，寫了一個電報給中央軍委，拿給彭德懷和楊尚昆（當時是三軍團的政委）簽字，彭德懷覺得與自己的看法不盡相同，沒有簽字，但劉少奇以劉、楊的名義發了。
同年5月中旬，中央召開「會理會議」。會前，紅一軍團長林彪寫給中央軍委一封信。林彪信的大意是：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隨軍主持大計，請彭任前敵指揮，迅速北進，與四方面軍匯合。這件事使得毛澤東在會議上指出：林彪的信是彭德懷同志鼓動起來的，「林彪只是一個娃娃，懂得什麼？」（直到後來，林彪在廬山會議上再次申明信是他寫的）還有劉楊電報，這都是對失去中央蘇區不滿的右傾情緒的反映。當時在會議上彭德懷與毛澤東爭得面紅耳赤，搞得很僵。
抗日戰爭爆發後，在八路軍軍事戰略與跟國民黨的合作方針上，毛澤東與彭德懷又發生了分歧。毛澤東認為，國共雖然合作，國民黨反動本質並未因抗戰而改變。因此國民黨的抗戰必然失敗，這樣，中共就要在全國起領導作用，中共不能再迎合國民黨而必須保持自己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獨立自主；在戰略上紅軍應當實行獨立自主的指揮與分散的游擊戰爭。彭德懷則認為：中共軍隊應與國民黨軍隊真誠合作，八路軍應避免陣地戰，但是應進行運動戰和游擊戰相結合的戰爭，即「運動游擊戰」。換句話來說，彭德懷反對毛澤東的軍事、策略、方針，站在王明的一邊。
對於彭德懷來說，他與毛澤東的關係是：一半對一半。彭德懷對毛澤東極端不滿的是華北會議對他的整肅。
1945年2月1日至7月25日，毛澤東以召開華北地方與軍隊工作座談會的形式，時斷時續地開會40餘次，對彭德懷進行了為期43天的鬥爭。毛澤東派康生、李富春等十幾位在中央機關和其他大區工作的負責人前來參加會議，對彭德懷的指責批評已「突破華北的範圍，變成了對彭德懷的總清算」。
對於彭德懷的指責包羅萬象，從攻擊彭德懷領導平江暴動是抱「入股」目的「投機革命」，到內戰期間擁護王明、博古。彭德懷領導的華北軍分會在1937～1938年制定的「運動游擊戰」，是執行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發動百團大戰「暴露我軍力量，導致華北根據地遭到日軍巨大壓力，根據地大大縮小」。彭德懷參加中國革命以來的歷史及其功績，幾乎被全盤否定，彭德懷被指責一貫反毛澤東。連彭德懷原名「彭得華」也被羅織為其志在「得中華」。由於得到了毛澤東、劉少奇等的支持，許多與會者都參加了對彭德懷的鬥爭，彭德懷被迫作了檢討。但是，毛澤東後來與師哲的談話卻說彭德懷的檢討是「勉強的」，「此人剛愎自用，目空一切」。因此，彭德懷「對這個座談會是一直有意見的」。
建國後，彭德懷與毛澤東的個人恩怨，並不以革命的勝利而消解，相反進一步惡化。據浦安修在文革遭受批鬥的「供詞」說：彭德懷與毛澤東的關係一直很緊張。彭德懷常發牢騷說：我老了，主席不喜歡我了，不重視我了，青年人上來了，我不要擋道了。我打倒蔣介石、打倒了帝國主義 ，平生志願完成了，可以回家種地了。不喜歡就不喜歡。因此「有時中央首長照相，有毛主席在他就不願去，中央開會在十二點以後他也不願去」。彭德懷自己在廬山會議也說：「進北京後，跟主席處打過八、九次電話，找不到，面談機會小，得不到具體幫助。多年養成孤僻性格，無事不登三寶殿。」彭德懷與毛澤東關係的緊張，在上海會議表現得尤為明顯。毛澤東說：「我這個人是被許多人恨的，特別是彭德懷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懷同志的政策是這樣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過去跟我兄弟也是這樣。」而彭德懷說：「主席戳了我一下，我也要戳他一下，他可以戳我，我為什麼不可以戳他。」這樣，對於「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厲害，同史達林晚年差不多」（張聞天語）性格的毛澤東來講，彭德懷的悲劇命運便降臨了。
另外，在延安整風運動中，通過思想改造和搶救運動，全黨在毛澤東思想上達到了一致，即形成了全黨服從毛澤東的政治生態。這種政治生態在建國後一直延伸著，到廬山會議時，在毛澤東的「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的強力推動下，全黨也紛紛發言，指責彭德懷。因此，彭德懷的被打倒，不能不說是歷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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