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中國改革開放而台灣也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並允許兩岸經貿往來之後，台灣該和中國發展怎樣的經濟關係，一直是台灣政策爭議的核心。有些人因為擔心中國在政治軍事上敵視台灣的態度，或者擔心兩岸經貿往來對台灣的勞工等弱勢者不利，因而對兩岸經貿往來採取比較保留的態度。 也有些人因為對中國的認同，或者因為認為台灣可從中國得到很大的經濟利益，而主張積極發展台灣與中國的經貿關係。在後面這一類主張中，很響亮的說法就是：台灣可以做為中國的經濟中心和對外的門戶，因而可以由此得到極大的利益。然而這種想法是極為一廂情願的。
■ 台灣是否能成為亞太經濟活動中心？
台灣不管是在世界上或和中國比，都只是一個小國。但由於早年中國歷史自我中心思想的教育，很多台灣人仍以為國家要大，要做別人的中心才好。因此明顯大於台灣的中國開始發展之後，有些人心裏可能有點失落感，甚至因而阿Q式的想要反過來在中國擁有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要做中國的中心和門戶。這種自大的想法可以二十年前理律法律事務所資深合夥人徐小波提出的亞太營運中心建言為代表。
這個建言後來由連戰擔任閣揆時整理為政策推出說「要讓台灣成為亞太地區經濟活動的中心點」。這樣的雄心實在很大，但也很不切實際。台灣若是亞太的經濟活動中心，那東京、大阪、首爾、上海、香港、洛杉磯、舊金山豈不都成了台灣周邊的衛星或比較不重要的地方？
而為了讓這種夢想看來可能，當時有人就拿中國來作為我們虛擬的本錢。當時的推論方式大致上是承認台灣太小所以不能做亞太的中心，但若把中國納為台灣所用，讓中國做台灣的腹地，讓台灣做中國的中心和門戶，則因為中國很大，台灣的地位就重要起來，可以進一步做亞太的中心。這樣的構想聽起來有點道理，但現實上卻是不可能的，因為台灣做不了中國唯一的中心和門戶。
台灣要做中國的門戶及亞太營運中心的構想其實都學自香港。在中國尚未改革開放之前，香港是中國對外的主要窗口和門戶，香港也因此得到不少利益。因此不少台灣人就開始想得到這個利益。有人說，中國出口品若都來高雄轉運，我們只要由轉運中賺到百分之幾就可賺到好多錢，高雄就可以是世界大港。然而中國貨為何要來高雄轉運？當初很多人的想法是中國海港不足且設備不好，所以要用小一點的船運來高雄換大船。這些人以為中國愈來愈大，我們這種轉運的生意也就愈來愈大，我們就可以成為極大的航運中心。亞太營運中心政策的海運、空運、媒體、電訊、金融等等中心，都是建立在這種中國自己不會有本事提供這些服務的前提之下。
■ 鄰居發達後，還會來租我們的客廳？
假設我們家隔壁有戶窮人，自家沒有客廳，因此當有人要來他們家相親時，只好租用我們家的客廳。試問我們若看到他家開始發達起來，有很多訪客要來談生意，因此要常租用我們的客廳時，我們是否要大肆擴建我們的客廳，以便在他們更發達之後收他們更多租金？當然不是！因為他們家發達了就會自己蓋大房子和大客廳，不必再租用我們的。中國發展之後當然也會蓋自己的海港和其他設施，不必一直借用我們做它的門戶。
這幾年中國各地已興建許多港口，有的吞吐量或設備已超過高雄港。我們當初若更積極擴張設備而爭取到更多中國貨來台轉運，現在面對的將是轉運生意的逐轉減少，以及已擴張之設備的閒置和浪費。但有人不明白這麼簡單的道理，卻把亞太營運中心政策的失敗怪罪給兩岸政策不夠開放，甚至說當年亞太營運中心若做成，上海可能就不會建大小洋山港。這根本並非事實。
香港就是很好的例子。香港的港埠經營競爭力一向高於我國，香港和中國直接連在一起，而且完全三通直航甚至火車都直接開過來；香港附近又是中國最發達的出口地區，而且中國政府又特意支持香港。但是，如今香港附近的中國城市一樣蓋了許多港口和機場，香港作為門戶的地位一樣在萎縮，中國只好規劃「港澳粵」成一個綜合經濟體，說明了香港地位的下滑。中國貿易量增加之後，若不自己多建海港，連要把貨運到台灣或其他地方轉運都有困難。而中國自己既然建了大港，貨又多，為何要到其他地方轉運？
在全球競爭的環境中，任何地方要發展，主要都要靠自己的本事，而不是假設別人無知或別人樂於把他們自己能運用的資源和機會讓給我們。主張台灣要做中國的中心及門戶的人士除了常假設中國無能之外，也常以台灣是東亞的交通中心點為其立論基礎。當年亞太營運中心報告說桃園機場到東亞主要城市的平均飛行時間在東亞各主要城市中最少，高雄到東亞主要港口的平均時間也最少，這即表示我們和各地的交通最方便，最適合當中心。然而，拿地圖來看台灣橫看直看都不像是東亞的中心點，技巧就在哪些算是重要城市。
當初的計算是在台北北面和南面各選兩或三個都市，於是我們看起來像在中心。航空方面只包括新加坡、東京、首爾、香港和上海，而不包括曼谷、北京、大阪、吉隆坡等大都市。港口方面也忽略了釜山、神戶、大連、天津等等大港。由於所有應加進來的地方都在台灣的北或西方，因此合理地加進這些城市和港口之後，我們根本就不在中心。東亞從經濟活動來看，日本占了一半，從人口來看，中國占了三分之二，兩國合計占了東亞的絕大部分，而兩國是在台灣的北面和西面，因此用任何合理的標準來挑選東亞重要都市，台北都不會是中心點。當年亞太營運中心政策的研究技巧地只選一部分城市以讓台灣看起來像中心，並不切合實際。
＊ 陳博志（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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