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見雜誌12月號／徐仁全、楊方儒
1996年時，位在美國加州洛杉磯的金士頓科技，創辦人孫大衛及杜紀川為了犒賞員工，主動拿出1億美元供做員工分紅，平均每位員工分到800萬台幣。這項創舉經媒體報導後，也從美西傳回台灣，讓台灣國內的高科技公司員工羨慕不已。
■ 金士頓創辦人杜紀川、孫大衛秀才配大俠 拓荒美西
2004年總統大選傳出兩聲槍響後，台灣出身的金士頓科技公司（Kingston）創辦人孫大衛，在酒後說出願意捐出1億台幣做為重新驗票費用，讓他一度成為全台最轟動的人物。
1996年時，位在美國加州洛杉磯的金士頓科技，創辦人孫大衛及杜紀川為了犒賞員工，主動拿出1億美元供做員工分紅，平均每位員工分到800萬台幣。這項創舉經媒體報導後，也從美西傳回台灣，讓台灣國內的高科技公司員工羨慕不已。
去年創下1000億台幣的營收，目前為台灣人在加州最大企業的金士頓，是由55歲的孫大衛與大他10歲的合夥人杜紀川，19年前在加州創設的公司。
■ 為台灣，提攜老家的協力廠
杜紀川從德國轉戰美國，孫大衛從台灣移民美國，兩人在加州不期而遇，結下不解之緣，後來更一起發揮台灣人吃苦耐勞、堅定不移的精神。在無外援的情況下，兩人創辦金士頓，一度也遭遇過被倒帳、收不到款。但他們不畏困境的毅力，終造就金士頓成為全球最大的記憶體模組廠，也寫下加州地區台灣人最常稱頌的金士頓傳奇。
電腦主機板上有一處記憶體模組，一排排站在主機板上，裡面就是電腦運轉時所需的記憶體儲存空間。目前全球將近1／3的記憶體模組市場已被金士頓所占領，印有Kingston商標的記憶體模組隨著電腦銷售到全球。
孫大衛與杜紀川雖然已在美國定居多年，但他們也沒忘記台灣。除了三不五時回來與客戶見面外，更在十年前回到新竹科學園區設立金士頓分公司，雇用800名員工。六年前更是配合當時政府新經濟「立足台灣，放眼全球」的計劃，把亞太營運總部從加州移到台灣新竹，以便就近服務亞太客戶。
此外，金士頓更往上游的記憶體封裝測試領域延伸。在2003年力晶半導體決定出脫記憶體封裝測試大廠——力成半導體股票之際，金士頓以高於當時市價11元收購全數力晶持有的股分，成為力成半導體最大股東。此投資案在當時也震驚台灣封裝測試業。
另外，在主要原料「記憶體晶粒」的採購上，金士頓更是二話不說，向台灣的茂德半導體及南亞科技等記憶體製造大廠採購，成為台灣記憶體公司屬一屬二的大客戶。
然而，金土頓最引起人注意的還不在事業成功，而在於兩個創辦人的傳奇人生及經營公司的獨特理念。
■ 看人生，籃球與貓王精神不敗
孫大衛在台灣眷村長大，年輕時入選亞青盃籃球國手，隨後赴美就業。有著十分洋味名字的孫大衛，員工都叫他David。188公分高的身材、宏亮低沈的聲音，讓他的俠客性格更外顯於形。
四歲喪父的孫大衛，從小跟著媽媽在眷村長大，養成獨立、自主、豪爽、愛交朋友的個性。在眷村也自然成為帶頭大哥，行俠仗義總少不了他。
孫大衛大同工學院畢業後即赴美工作，但仍延續打籃球的習慣。1982年，孫大衛經現任金士頓亞太區業務總監陳思軻介紹，在加州的球場上認識了杜紀川。「當時覺得他好像不太會打球，像傭兵。總是坐在板凳休息，等有人下場後才輪到他，」孫大衛半開玩笑地形容當初杜紀川給他的第一印象。
相較於孫大衛俠客般的豪氣，杜紀川比較像書生。戴著金屬無框眼鏡，身著深色優雅剪裁的品味服飾，一副飽讀詩書的文人模樣，不認識的人，一定會認為杜紀川是大學教授。
不過，斯文優雅的外表下，杜紀川也經歷過戲劇性的經驗。他高中迷上貓王而瘋狂追求音樂，為了彈吉他不惜翹課，還因此荒廢課業，最後被師大附中退學。父親一氣之下，把他送到德國投靠親友，在餐館打工洗餐盤。
大學在德國念了七年書的杜紀川，畢業後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卻受到德國同事歧視，認為他是來搶飯碗，對他百般排擠。那時期的他真是有苦難言。最後離開德國轉往美國尋找夢想，落腳美西加州做起房地產仲介。
故事至此還沒結束，孫大衛與杜紀川相遇後一起創業、賺錢，其後又投資失利及東山再起的另一章回才正要展開。
■ 找機會，崩盤催生金士頓
1982年，杜紀川與孫大衛創立Camintonn公司，從事迪吉多電腦系統及記憶體製造。三年後，Camintonn公司被美商AST以600萬美元的價格買下。當時，杜紀川和孫大衛各分得300萬美元，是他們賺到的第一筆大錢。不過這份意外之財很快就化為烏有。
因孫大衛的大學同學Henry從事股票買賣，兩人遂各拿出200萬美元交給Henry買股票投資。沒想到1987年10月17日美國股市大崩盤，兩人的資金全數歸零不說，還各倒貼了100萬美元，讓他們差點把之前賺的錢全賠光。
孫大衛急忙解釋，「我們沒有破產。」只是經過那次教訓後，兩人決定不再做股票投資，更不借錢做生意。
投資失利後，孫大衛與杜紀川不敢告訴家人，仍每天出門假裝上班工作。一次喝咖啡之際，兩人決定再創一次業，不信命運之神會再如此玩弄他們，十足展現台灣人不怕苦、不怕難的精神。
但有了一次教訓後，這次他們更加小心，決定仍以熟悉的記憶體銷售為創業主要方向。
「買記憶體再轉手拿去賣一定會賺錢，只要價格不好時不進貨，完全沒有庫存壓力，就不會有金錢損失；價格好時還可賺更多，這種生意怎會不賺錢呢！」孫大衛說。就這樣，兩人拿出最後的一點資金，在自家的車庫裡孵育出現在的金士頓來。
「別以為金士頓一開始就很風光，早期沒幾個人曉得金士頓，客戶對我們也不太有信心，」孫大衛說，別說客戶，就連他自己也不是太看好金士頓。因為當時有另一家「Kensington」公司來告他們侵犯商標，孫大衛甚至想，「要告就告吧，反正公司也做不了多久。」
也確實如此，金士頓前三年的業績都只維持在1億、2億台幣，始終無法突破。兩位創辦人追根究柢發現，他們不是美國人，要做美國人的生意還是有隔閡。
最後兩人想出「以夷制夷」之計，找老美自己人賣產品，才能打入美國市場，深入美國客戶。
■ 跨文化，給人信任就有業績
孫大衛隨即找了一位美國人擔任業務副總，希望有所突破。只是，文化認知的差異馬上浮現。
那位美國副總一出差就是住每晚上萬台幣的五星級豪華飯店。一餐更可花上300美元請客戶吃大餐；看在出門過夜只住幾十美元汽車旅館、每餐只花3美元吃牛肉麵的孫大衛眼裡，自然很不是滋味。
「員工花得比老闆還多，你氣不氣？」孫大衛說。那位老美來了六個多月，孫大衛還是無法充分信任他，「成天就是覺得他在底下搞鬼，騙我的錢。」
更誇張的是，如果不是千片以上的訂單，這位美籍副總還看不上眼。雖然每次都是帶回大訂單，也引起孫大衛與杜紀川的懷疑，「總覺得是不是在『呼弄』？」但慢慢地，出貨千片確實收到款項，業績也逐步增加，彼此瞭解對方的行為模式、做事習慣後，孫大衛與杜紀川開始信任老美，「不過這樣也花了六年的時間，」孫大衛說。
■ 打品牌，把舵給當地人去掌
很多台灣企業無法在美國或歐洲突破銷售佳績，很大的問題是無法真正融入當地的文化。「如果老闆不能到第一線與員工一起打拚，那就不可能做到國外的好生意，」孫大衛說。
許多台商以為派了高階主管前往國外市場打拚，老闆坐鎮在台灣就可以了。但是老闆往往只看到主管在國外花錢，住貴的飯店，餐餐喝紅酒。在不信任的前題下產生猜忌，老闆可能就將員工火速調回台灣嚴加看管。「故外派人員替換頻繁，永遠搞不懂當地文化的錯誤一再發生，業績當然沒起色，」孫大衛說。
金士頓不論是在美國，或是在亞洲、歐洲，都是派一級幹部前往開疆闢土，「我與John（杜紀川）甚至都常駐在當地，等上軌道後才放手，」孫大衛說，像亞太業務總部，就由相識了15年以上的陳思軻負責。
孫大衛說，台灣廠商最近討論很多的品牌國際化議題，他認為台商要在歐美市場打品牌很難，「除非老闆親自出馬，瞭解當地文化，打下基礎後交給當地人；否則要成功太難了。」
■ 做管理，人性運作高效率
除了信任當地員工外，金士頓的管理方式也很另類。「我們公司的章法就是沒有章法，就是用人性去運作，很隨性，」孫大衛說，金士頓不像個大企業，倒像是一個大家庭，全球近3000名員工相處在一起，連他自己也沒有專屬辦公室，跟大家平起平坐。「每天早上8點我就到公司上班，戴著員工名牌，沒有任何差別。」
「以前有人對我說，這套經營管理模式不會work（成功），在1億、2億美元的營業規模還可以，但增加到10億美元就不行了。結果現在都增長到30億、40億了，還是很成功，」孫大衛補充說，「就是將心比心嘛！」
對員工好，員工就會對公司好，非常簡單的道理。雖然金士頓沒有公開上市、也沒有股票選擇，但卻能讓員工流動率只有4％，比美國企業12％還低許多。
其實，金士頓的成就不在於它的營業額，而是在樹立了台灣人創業風範，雖然沒有大筆股票供員工選購，更沒有免費餐飲。
但他們兩人發自內心的對待員工及客戶，卻意外創造出這家公司另類的風範，更在1998到2002年連續五年獲得《財星》（Fortune）雜誌選為最佳福利企業（The 100 Best companies to work for）之中，唯一的台灣人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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