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覺醒的台灣人而言，他們常會發現到黨國政客和泛統媒體在看事情時，常常以雙重標準來評論，而且黨國政客和泛統媒體還覺得理所當然，毫不知道何為羞恥心。就算批評他們是雙重標準，他們依然毫無羞恥的自吹自擂自己是中立的，讓人乍舌。其實這就是漢奴私文化中的極私文化做祟，傳承漢奴私文化的黨國惡勢力，對此極私文化當然是發揮的淋漓盡致，努力糟蹋台灣人民，來滿足〔中國人（外省人）優越感〕，充分發揮外省權貴在台灣的中國殖民統治餘威。
這種黨國雙重標準價值觀來自極私文化，而這個極度自私的文化是從自私心理發起的。我們可以透過一個很有名的故事來解讀這樣的自私心理：
彌子名瑕，衛之嬖大夫也。彌子有寵於衛。衛國法，竊駕君車，罪刖。彌子之母病，其人有夜告之，彌子轎駕君車出，靈公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刖罪。」異日，與靈公游於果園，食桃而甘，以其餘鮮靈公。靈公曰：「愛我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轎駕吾車，又嘗食我以余桃者。」
同樣一件事，只因為自己的喜惡和利益，就給予雙重標準的不同評價，一點都不在乎事情的因果、道理和公義，〔自私〕是雙重標準的源由。在私領域上，雙重標準本是見仁見智的。但是在公領域上，雙重標準就必須受到節制，而極大多數情形，雙重標準是絕對不被容許的。尤其是國家大事更是絕不可有雙重標準在，治國者（行政和立法和司法部門）或監督政府者（媒體或在野黨政團）兩者皆不可以有這種雙重標準在，否則國家法律將不可行，社會公義將被破壞殆盡。
華夏地區向來就常被極私大一統帝國所統治著，有著深厚的奴私文化在，華夏人民常常以為國家和社會為帝王或某派系某政黨所獨有是對的，而帝王或某派系某政黨更是如此認知，以為那本是理所當然的，所謂〔江山是他們打下來的〕，就暴露出這些革命者不是要為人民建立好的國家，而是想將國家和社會納為私人物品。民主國家的人民都會嗤之以鼻，只有奴民才會甘願讓國家和社會納為這些革命者的私人物品。
需要注意的是，當國家和社會為帝王或某派系某政黨的私有物時，所有公眾事務的運作法則，都被帝王或某派系某政黨所操控，這時候自私自利的雙重標準就由私領域擴大到公領域，成為極度自私的雙重標準。將公領域當成私領域的一部份，並有意無意的將自私自利的雙重標準使用在公領域上，還要別人服從或認同這種極度自私的雙重標準，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公義自然會因為掌權者的權力或黑心媒體的渲染，被極私的雙重標準給嚴重的扭曲了。
在極私的雙重標準下，社會公義固然會被扭曲，而法律也將成為帝王或某派系某政黨鬥爭敵人和人民的工具。所有社會運作的準則都將視權力者（帝王或某派系某政黨）的喜惡和利益來決定，而非來自社會公義和人民的權益。在奴私社會中，這種極私的雙重標準被視為理所當然，有權力者是一心將極私的雙重標準強加別人身上，要別人接受這種極私的雙重標準。而有奴性的人民也接受極私的雙重標準，任由公義被賤踏，任由強勢惡勢力扭曲，隨政客搖擺和起舞。
遠的不說，近的像共產黨統治之下的共產中國，共產黨說要反右才是對的，中國社會和人民就認為反右是對的，共產黨說要大鳴大放才是對的，中國社會和人民就大鳴大放起來。所有的政治和社會標準不是來自人民利益和社會公義，而是來自有權力的共產黨領導人之喜惡和政治利益而已。
共產黨是如此，中國國民黨也不遑多讓。過去藍色黨國政客和泛統媒體說共產黨多可怕，多惡劣，必須買軍購才能保護台灣人民，今日中國國民黨下台後，為了自己政黨利益，自己的喜惡，就聯共反台，反對起自己過去提出來的軍購。中國國民黨不在乎過去告訴台灣人民中共有多可怕可恨，今日告訴大家中共已是好朋友了，是否會讓台灣人民一時之間無所適從？當初罵中共罵得最兇的中國國民黨，又怎能忽然之間跟中共握手言歡？該如何自圓其說呢？
這些問題中國國民黨一點都不在意，反正有一批黨國愚民隨之搖擺起舞。中國國民黨說反共，黨國愚民就反共，中國國民黨說聯共，他們就聯共，所有的政治和社會標準不是來自台灣人民利益和社會公義，而是來自中國國民黨領導人之喜惡和政治利益而已。中國國民黨利用黑心泛統媒體來將這個極私的雙重標準灌輸到台灣人民腦中，洗出一個個黨國愚民來，以犧牲台灣人民利益為中國國民黨謀求最高利益。
中國國民黨這種極私的雙重標準做法，本來在台灣社會是會被公義所淘汰的，然而，台灣社會卻因為黨國惡勢力中黑心泛統媒體掌握絕大多數媒體資源，他們不斷灌輸給台灣社會很多黑心假新聞，扭曲大多數的新聞，並以極私的雙重標準來扭曲社會公義和社會價值觀（諷刺的是，每個黑心泛統媒體都毫不知羞恥的公開宣傳自己是中立的、客觀的、公義的），最可怕的是，連輿論也被極私的雙重標準所操縱。
因此，足與中國文革比擬的藍色鬥爭，就堂而皇之的邁進第六年，藍色黨國政客與黑心泛統媒體公開鬥爭台灣本土政權，大談西進中國來破壞台灣經濟，造成台灣經濟大衰退，讓台灣人民過的痛不欲生的日子。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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