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發難：全球化是食利資本主義的替罪羊*
2019-12-13 18:00 -香港01評論編輯室-
美國正在醖釀一場新的危機。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正在用對全球的貿易戰和制裁措施給美國乃至世界經濟帶來新的風險。
據悉，特朗普加徵關税的額度總計已高達720億美元，關税貿易戰成為1993年以來美國最大規模的加税行動，佔年度GDP的0.34%，抵銷了部分政府減税的效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指出，受中美貿易戰影響，全球經濟在2020年將損失7,000億美元。
然而，美國似乎早已決定對經濟專家的種種警告不予採納，特朗普也沒有要停止向全球「發難」的迹象，貿易戰仍是愈演愈烈。
2019年末 貿易戰打擊面再擴大
本來預計很快達成的中美貿易第一階段協議還懸而未決，特朗普再度擴大貿易戰的對象。
12月2日，特朗普突然在Twitter表示要重新向阿根廷及巴西兩國徵收鋼鋁關税，原因是這兩國貨幣大幅貶值，「對美國農民不利」。此前巴西和阿根廷已經因為關税威脅同意了美國關於鋼鋁產品配額限制的要求。
特朗普威脅對法國加徵關税，在北約峰會期間和法國總統馬克龍發生口角。
同日，特朗普向法國和歐盟威脅關税，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提議針對法國的數字服務税向24億美元的法國產品加徵最高達100%的關税。法國的香檳、奶酪和酸奶等產品都可能受到影響。10月，美國已經對法國紅酒加徵了25%的關税。
此前，美國有消息人士曝出特朗普正考慮對歐盟進行新的貿易調查，有可能啟動「301」調查。這對美歐貿易的打擊比此前的「232」調查更大。
美國對日本和歐盟的汽車關税仍在炒作，美墨加貿易協議（USMCA）的修訂版雖然已經完成但還需美國國會通過，對中國1,600億美元產品是否加徵關税還在等待特朗普「拍板」。
就在貿易戰有擴大之勢的同時，世界貿易組織（WTO）上訴機構又因為美國的一票否決而正是陷入停擺，從12月11日起無法運作。因此而無法審理的案件之中，有7件是針對美國提出的糾紛。
中國和歐盟均表示這是對估計貿易體系的嚴重打擊。然而分析人士則認為，對美國來說WTO「熄燈」更有利於特朗普繼續使用關税「大棒」的威脅。
美國並非全球化的「受害者」
種種威脅和發難，其實背後的邏輯都一樣，就是全世界佔了美國的「便宜」，特別是在全球化快速發展的背景下，製造業中心轉移，特朗普說中國「偷走」了美國的工作崗位，似乎很合理。
關於美國「重建中國論」和「美國吃虧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已經在12月4日記者會上進行了駁斥。不可否認，外資投入是中國經濟的推動力之一，但是說中國全球第二的經濟體量、完備的工業體系和自主科技取得的成果都是美國「重建」的結果，的確可笑。何況，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調查發現97%的美國受訪企業認為跟中國做生意是盈利的、美國跨國企業在中國市場的鉅額利潤，都讓「吃虧」一說無從談起。
美國感到「吃虧」的心理也不難理解，畢竟全球眼看中美綜合實力差距的減小，世界經濟引擎已經在東方，工業「鏽帶」失去競爭力。但是美國的產業空心化、製造業崗位的流失、貧富差距的加大、金融危機的陰影，這些都是全球化造成的嗎？
此時英國評論家的沃爾夫（Martin Wolf）所做的判斷是值得思考的，也有助於理解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面臨的問題，就是「西方世界需要一個有活力的資本主義經濟，讓每個人都有理由相信他們可以分享利益，而現在食利資本主義（rentier capitalism）是必須解決的問題。」
所謂「食利」，是指社會上以依靠存款、閒置資本、專利和著作權，以及專靠持有有價證券以取得的利息、股息為生的人形成的食利者階層，這一階層最終完全脱離企業的生產過程和經營管理，拖累社會的生產能力。
早在凱恩斯（John Keynes）時期這一階層就被批評，因為食利階層創建的體系既沒有效率，也不利於社會公平，他希望看到這個階層的「終結」。
然而，在新自由主義的思潮興起之後，凱恩斯主義被拋棄，上世紀70年代之後資本主義體制再度向食利體系靠近，其中美國前總統里根（Ronald Reagan）用「滴漏效應」（Trikle-down Theory）論證給富人及企業減税可惠及所有人，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同時，隨着金融業的快速發展，「股東利益最大化」成為企業經營的最終目標，自然讓食利階層更加壯大。
這個過程中，全球化的進程的確提供了更為廉價的勞動力、更大的市場、更便捷的避税渠道，給西方行業壟斷的形成、金融泡沫的累積創造了有利條件。但是西方社會經濟的系統性風險，仍然是因為食利階層利用了資本主義體制的自身缺陷，而不是外部原因造成。某種程度上說，經濟的全球化甚至為西方承擔了一部分的風險，美國幾次金融危機對全球的波及就是如此。
刀口向外的政治紅利
沃爾夫認為，把矛頭指向全球貿易和移民問題並不能解決問題，西方最應當採取的措施是針對食利資本主義的改革。也就是說，需要建立機制來限制享有特權的個人和企業向他人榨取大量租金。這一進程必須要有政治力量的介入。
然而，在當前的西方民主政治中，這種改革很難受到歡迎，既得利益者阻撓的同時，已經被煽動的民粹情緒也對政府幹預有天然的抗拒。反而是把矛頭指向國外時，政客總是能得到很大的政治紅利，英國脱歐、美國總統特朗普當選都是例證。
對美國來說，發動貿易戰已經不是第一次轉移國內風險的行為——二戰之後，美國實施「馬歇爾計劃」的原因之一就是緩解國內的經濟衰退；上世紀60年代，經濟衰退中美國發動越戰，起到了支撐經濟的作用；70年代的滯脹危機開始後，美日貿易戰也隨之激化。如今美國把關税大棒指向全球，指責「不公平」貿易正好滿足了民粹情緒的需要。而美國在國內繼續量化寬鬆的勢頭，更是「治標不治本」。
「刀口向外」不能解決內病，只能延緩病情的爆發。要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當前面臨的難題，還是應當直面問題的本質，而不是拿全球化為制度漏洞作替罪羊。
美墨加貿易協議達成之後，又經過了長時間的三國國內審批。圖為2018年11月三國首腦出席簽約儀式。
企業或富人將巨額收入移轉至避稅地，已是司空見慣，也讓貧富差距更惡化。
食利國是指依靠資本輸出來剝削和掠奪其他國家和地區，以獲取大量財富和收入的壟斷資本主義國家。在帝國主義時代，食利國就是高利貸國，它們已經成為叮在被壓迫民族和國家身上的寄生蟲。
食利國是寄生的、腐朽的資本主義國家，這種寄生性對該國的工人運動有重大的影響。這些國家的壟斷資產階級，可以用一部分從資本輸出取得的壟斷利潤，收買該國無產階級的上層分子，使他們資產階級化，成為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代理人。這就是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的經濟根源。早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英國無產階級的上層分子就產生過資產階級化的趨勢。進入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整個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化是不可能的,但無產階級上層分子的資產階級化卻是可能的，並且已成為事實。
食利國的形成同資本輸出有著密切的關係。資本輸出“更加使食利者階層完完全全脫離了生產，給那種靠剝削幾個海外國家和殖民地的勞動為生的國家打上了寄生的烙印”。隨著生產集中和壟斷的發展，壟斷資本主義國家積累了大量過剩資本。為了保證和擴大壟斷利潤，這些過剩資本便向落後國家輸出。因為落後國家資本少、地價賤、工資低、原料也便宜，利潤通常都很高。
帝國主義國家輸出資本，不但使從剝削殖民地和落後國家得到的收入增加，並且還會影響本國生產的發展和國民收入的增長。結果，就出現了從剝削殖民地和落後國家攫取的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趨於增大的情況。這就是食利國的特征。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英國、法國和德國這三個工業國都是食利國。當時，英國逐漸由工業國變成債權國。雖然工業生產和對外貿易有了絕對的增加，但是，利息、股息和發行證券等方面的收入，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相對意義愈來愈大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超過法國和德國，成為僅次於英國的食利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更成為最大的食利國。
每一企業皆以服務各自企業目標為宗旨，也認同企業對所有股東有重大承諾。」此話一出，也就表示代表全球181家大企業、出席「美國商業圓桌會議」的負責人，已揚棄長期所持「企業生存主要為服務股東」的使命。1%富人握有20%財富。
眼前的確就是這樣的一個時刻，但這一刻究竟意味著什麼？回答這個問題，世人必須體認民主社會在過去40年，尤其是在美國，出現了一種不光彩的「3合1」現象：生產遲緩、不平等急升、金融大衝擊。
世界需要一個有活力的資本主義經濟、好處人人可以均霑。但如今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個不穩定的食利者資本主義、削弱的競爭力、無力的生產力成長、嚴重的不平等，以及一個愈來愈退化的民主。解決問題是所有人的挑戰，尤其對全球最重要企業的經營者而言；經濟和政治制度運作方式必須改變，否則這些制度將會消失。
持續了半年之久的香港反修例運動，好比是被打開的潘多拉魔盒，魑魅魍魎魚貫而出，問題與矛盾得以充分暴露，而且還在持續暴露中。以香港風暴作為契機，再加上正在處於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們也開始主動或被動思考一個命題：資本主義究竟怎麼了？
最新給出答案的人，是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其在12月6日發表的《如何拯救資本主義》的文章中寫道，「面對自由民主國家當今的種種問題，需要做的是以前做過的事情：改革資本主義。」因為「如果不進行政治改革，我們在其他方面需要的改革就不會發生。如果一切維持原狀，我們的經濟和政治表現很可能會更糟糕，直到我們的民主資本主義體制崩潰——或全部，或部分。」臨末，馬丁•沃爾夫大聲疾呼——我們絕不能接受現狀，現狀已經出了問題，必須改變。
的確是時候改變了。問題在於，怎麼改？沃爾夫給出了五個政策層面的建議：加強積極競爭，因為現在競爭在美國已經減弱到令人不可思議的地步；保障金融穩定，因為金融中介的單位成本在美國一直沒有降低；打破大公司壟斷，因為狹隘地專注於最大化股東價值已加劇了種種不良影響；解決不平等問題，因為超出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是有腐蝕性的，讓政治更加對立，減弱社會流動性；防止金錢至上，因為金錢在政治中的作用以及改變媒體的運動方式上正在越來越突出。
對於馬丁•沃爾夫的「拯救方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吳波11日以《從「挽救資本主義」呼聲中聽到什麼》進行了回應。該文一方面直言了馬丁•沃爾夫的侷限性，另一方面則肯定了其現實意義。侷限性在於，「將不平等問題置於分配環節來討論，是西方建制派精英對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嚴格遵循，僅就這一點，就充分表明他們並沒有超越資本邏輯的打算，其關於解決不平等的一套政策組合並沒有展現出跨越資本主義制度邊界的想象。」
而現實意義則在於，「當前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並不侷限於此，世界權力格局的變化同時也意味着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力量新的變化。西方認為中國正在以一種西方人不喜歡的方式改變世界，在我們看來，這個方式是一個在社會主義話語框架中才能得到正確闡明的概念。」而為重要的是，「西方建制派精英對資本主義的新一輪現實批判，除了為我們更加深入理解當前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提供一次契機外，也給了我們一次強化社會主義意識自覺的提醒。」
紐約曼哈頓的知名雕塑華爾街銅牛。
當資本主義開始走下神壇，社會主義這一昔日的「洪水猛獸」，能否完成去魅，進而迎來曙光，全世界都在等待一個答案。這個答案看似讓人捉摸不定，但其實回看歷史，一切似乎早已有了答案。
過去百年，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較量從未中斷過，但因為國際秩序的制定權和強勢文化的主導權握在西方世界手中，所以社會主義始終處於下風和劣勢。久而久之，加上蘇聯的制度缺陷，社會主義越來越成為專制、落後、不文明的象徵，而資本主義則代表着自由、民主、開放、多元。這樣的「刻板印象」，一直延續至今，所以也就不難理解，為何當英國老牌雜誌《經濟學人》以「千禧一代的社會主義」作為封面發出預警和擔憂時，人們會瞠目結舌：原來以蘇聯解體為標誌所宣告的二十世紀意識形態較量之結束，並沒有帶來「歷史的終結」，反倒正在二十一世紀捲土重來。而且今天資本主義面對的，不是昔日的蘇聯，而是有着悠久歷史和古老文明的「醒來」的中國。
西方世界還沒有想好如何面對這頭「醒來的獅子」，因為依靠殖民、掠奪、霸權邏輯成長壯大並主導世界這麼多年的的西方國家，始終不相信這頭獅子會是習近平說的「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深受西方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影響的香港，雖然同為「一國」，但從中國崛起中感受到的不是「國家驕傲」、「民族自豪」，反而是一種切實的挑戰與危機。因為在不少港人看來，不管內地經濟如何發展，香港那「一制」始終優於內地那「一制」，而「五十年不變」背後附帶的那句「五十年之後呢」，答案不是香港被內地同化走向社會主義，而是內地終被香港同化走向資本主義。
立足於今天的世界，雖然資本主義面對很多公平正義的問題越來越乏力，但仍然不可否認其優越性的一面；同樣地，就算以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正在強勢給世界帶來可能性，但並不意味着其可以走上神壇，社會主義的諸多問題與弊端依然很突出。從這個層面來看，大變局之下的世界，帶來的不僅是經濟、政治層面的變局，更是觀念層面的盪滌。
過去一段時間中美在新疆問題上的「交火」，就是一場觀念的較量。按照西方的標準，中國將百萬之多的穆斯林少數民族集中在一起「培訓」，就是「拘禁」和戕害人權，所以美國眾議院以壓倒性多數通過涉疆法案一點也不奇怪，這其中既有一貫的上帝視角的因素，也是基於中西不同的意識形態和觀念。緊隨其後展開聲勢浩大媒體攻勢的中國，則是「穩定壓倒一切」的思維，因為對長期以來深受暴恐襲擊侵擾的新疆民眾而言，穩定和發展才是最大的人權，以此作為基礎才可能達至美好生活。
所以也就不難理解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的那句「靈魂發問」了，因為在觀念的主導下，西方媒體從一開始就認定中國推出的新疆紀錄片不過是「宣傳」而非「事實」，所以根本不用看。
觀念和意識形態主導一切，這就是今天的現實。雖然現在各方都在大張旗鼓宣揚中美之間所謂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但其實不管結果如何，對於中美本質關係的改變乃至整個世界變局的走向而言，影響力都是微乎其微的。
中美關係的本質是什麼？就是誰當老大；世界變局的走向又是什麼？就是中西權力中心的轉移。深陷世界老大執念中的美國，面對這兩個問題，很難會屈尊。如果是這樣，那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又如何？正好比涉港、涉疆法案之後再來一個涉藏法案、涉台法案，又有什麼意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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