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發生於1919年（民國八年）5月4日的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治下的京兆地方，是一場以青年學生為主的學生運動，以及包括廣大公民、市民和工商人士等中基層廣泛參與的一次示威遊行、請願、罷課、罷工和暴力對抗政府等多形式的行動。事件起因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舉行的巴黎和會中，列強將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即山東問題。當時北洋政府未能捍衛國家利益，有國人極度不滿，從而上街遊行表達不滿。當時最著名之口號是「外爭國權（對抗列強侵權），內除國賊（懲處媚日官員）」。
廣義五四運動則是指自1915年中日簽訂《對華二十一條要求》(簡稱二十一條)到1926年北伐戰爭這段時間，中國知識界和青年學生反思及批判華夏傳統文化，追隨「德先生」（「民主」的英文「Democracy」）和「賽先生」（「科學」的英文「Science」），探索強國之路的新文化運動的繼續和發展。
1924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委員長陳獨秀和秘書毛澤東聯名發出通告，第一次要求各地的黨團體的組織展開「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紀念和宣傳活動，強調恢復國權運動、新文化運動，紀念五五（馬克思生日），目的在於傳播馬克思主義。1939年八路軍總政治部、中共中央青委發出《關於部隊紀念「五四」青年節工作的指示》，明確指出中央青委決定每年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1949年後成中國大陸的固定節日）。
新思想的傳播與發展
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甲午戰爭之後大量傳入中國並影響年輕一代，而在民國初年這種影響隨著《新青年》等刊物的發展以及白話文運動的推展，自由和反抗傳統權威等思想影響了學生以及一般的市民。
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和科學，從思想、政治和文化領域激發並影響了華人尤其是華夏青年的愛國救國熱情，這兩種理念從根本上為五四運動奠定了思想和智力基礎。
社團組織在民國的發展包括少年中國學會、工學會、新民學會、新潮社、平民教育講演團和工讀互助團等等，讓五四運動在全國展開有了組織上的基礎。
高等教育進步
中國的教育制度在清末的新政中，學習西方及日本學制而改革。到了民初，高等教育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尤其是北京大學，在校長蔡元培的領導下，引進了開放的學風，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辦學方針，李大釗、朱家驊、陳獨秀、章士釗、胡適、辜鴻銘（英國文學）、劉師培、錢玄同（教音韻學）、吳梅（教戲曲史）、劉半農（教新文學）、嚴復（翻譯家）等被聘請於北大任教，同時培養學生獨立自主開放進步的思想和精神，這種思想和精神成為五四運動的重要動力。 （註：魯迅並不是北大職工，而只是兼職。因為當時北大規定，到北大任職，必須辭去原來職務，而魯迅是教育部裡資料抄寫員。）
民族主義情緒
1914年8月23日，日本對德國宣戰，經70多日激戰，於11月7日全部佔領德國膠州灣租借地。1915年1月，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北洋政府在5月9日，接納了其中大多數的要求，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協定，為新聞界所得知，並發布該協定，激起了民族主義的情緒，使中國知識分子及民眾對於日本以及賣國政府強烈的不滿，被認為這是國恥，同時也引發了不少反日的活動，這種情緒在五四運動中進一步發展而發揮作用。
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向德國宣戰，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國。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貸款，並協助組建和裝備一支中國參戰軍，其貸款還被用於安福國會龐大的賄選開支。同年9月，北京政府與日本交換了關於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為借款的交換條件之一，又交換了關於山東問題的換文，其主要內容為： 1、膠濟鐵路沿線之日本國軍隊，除濟南留一部隊外，全部均調集於青島。2、關於膠濟鐵路沿線的警備：日軍撤走，由日本人指揮的巡警隊代替。 3、膠濟鐵路將由中日兩國合辦經營。 北京政府在換文中，對日本的提議「欣然同意」。駐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親遞換文，後被北京學生痛毆。在中國對德宣戰，與日本同為戰勝國，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沒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擴大了，這一換文成為巴黎和會上日本強佔山東的藉口。
一戰與工商業成長
清末以來，中國的工商業雖有所發展，但在西方產品的輸入情形下，中國本土工商業的發展仍然有限，一戰的發生使歐洲各國產業無力東顧，中國的工商業獲得很大的發展，參與工商業的人口持續增加，民族工業，尤其是輕工業得以巨大發展，城市中的工商階層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也更顯重要，在五四運動中，他們成為聲援愛國學生的主要力量。
北京政府派系鬥爭
「五四運動」前後，北京政府總統、內閣、國會之間達成了某種平衡，故政治運作較先前為暢順。當時政府領導者為大總統徐世昌、國務總理錢能訓，及「安福國會」幕後領袖段祺瑞。但政府仍深受各個黨派、各地軍閥的制約，政策因之時有變異。「五四運動」發生之後，「研究系」以政府外交失敗做鬥爭「安福系」工具，藉傳媒煽動學生舉辦愛國示威遊行，並進一步造成「六三運動」，使得學運風潮擴大，最終逼使相關政府領導人下臺負責。除此之外，「文治派」與「安福系」也藉機相互攻訐，以謀求自我派系之利益。是以「五四運動」絕對不可以單單理解為群眾在愛國意識之下的自發行為；事件源起、擴大都深受黨派鬥爭之影響。
三一運動
1919年3月1日，在五四運動的前兩個月，日治朝鮮爆發三一運動。朝鮮獨立人士在首爾塔洞公園宣讀《獨立宣言書》引發數萬名民反日遊行示威。三一運動很快席捲整個朝鮮半島。有200萬以上群眾參加了上千起反日示威和暴動。
三一運動受到當時中國各界密切關注，得到當時中國廣大知識分子的高度支持與讚揚，成為推進五四運動的思想動力。兩者相互呼應，有著相似的國際、國內背景、運動過程和結果。學術界有觀點認為三一運動加速了中國人民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本質的認識，成為五四運動的催化劑和行為的楷模。
近因
從1917年7月起，任交通兼財政總長的曹汝霖與駐日公使章宗祥等人受命於國務總理段祺瑞以出賣主權的代價向日本政府大舉借款。1918年，曹汝霖與日本外務大臣後藤新平商定，以髙徐、濟順兩路路權為抵押，借款三千萬日元，並密電駐日公使章宗祥在日本簽字。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召開「和平會議」。4月15日，中國代表團向巴黎和會提出《廢除中日民四條約說帖》，提出廢除外國在華勢力範圍、撤退外國在華駐軍等七項希望取消日本強加的「二十一條」及換文的陳述書，遭到拒絕。巴黎和會不顧中國也是戰勝國之一，根據《關於山東之條約》決定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只是歸還了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時被德國掠去的天文儀器。
梁啟超致電汪大燮、林長民，建議警醒國民和政府，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其電文稱：「汪、林二總長轉外協會：對德國事，聞將以青島直接交還，因日使力爭，結果英、法為所動，吾若認此，不啻加繩自縛，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萬勿署名，以示決心。」5月1日，中國談判代表、外交總長陸徵祥將此事電告北京政府，並稱如不簽約，則對撤廢領事裁判權、取消庚子賠款、關稅自主及賠償損失等等有所不利。5月2日，北京政府密電中國代表可以簽約。
林長民《外交警報敬告國民》一文刊載在5月2日的《晨報》頭版頭條：「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此惡耗，前兩日僕即聞之。今得任公電，乃證實矣。聞前次四國會議時，本已決定德人在遠東所得權利，交由五國商量處置，惟須得關係國之同意：我國所要求者，再由五國交還我國而已，不知因何一變其形勢也。更聞日本力爭之理由無他，但執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款及一九一八年之膠濟換文及諸鐵路草約為口實。嗚呼!二十一款出於脅迫，膠濟換文以該路所屬確定為前提，不得逕為應屬日本之據。濟順、高徐草約，為預備合同，尚未正式訂定。此皆我國民所不能承認者也。國亡無日，願合我四萬萬眾誓死圖之。」此消息傳到中國後，北京學生群情激憤，學生、工商業者、教育界和許多愛國團體紛紛通電，斥責日本的無禮行徑，並且要求中國政府堅持國家主權。
在這種情況下，和會代表提交了關於山東問題的說帖，要求歸還中國在山東的德租界和膠濟鐵路主權，以及要求廢除《二十一條》等合法條件。但結果，英、美、法、日、義等國不顧中國民眾呼聲，在6月28日終於簽訂《協約國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即《凡爾賽和約》，仍然將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轉送日本。在巴黎和會中，中國政府的外交失敗，直接引發了中國民眾的強烈不滿，進而引發了五四運動。
過程
5月1日，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獲悉巴黎和會拒絕中國要求的消息。當天，學生代表就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禮堂舉行全體學生臨時大會。
5月3日晚，北京大學學生舉行大會，高師、法政專門、高等工業等學校也有代表參加。學生代表發言，情緒激昂，號召大家奮起救國。最後定出四條辦法，其中就有第二日齊集天安門示威的計劃。這四條辦法是：（一）聯合各界一致力爭；（二）通電巴黎專使，堅持不在和約上簽字；（三）通電各省於5月7日國恥紀念舉行遊行示威運動；（四）定於5月4日（星期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之大示威。
5月4日，上午10時，各校學生召開碰頭會，商定遊行路線。下午1點，北京大學等十三所院校三千餘名學生匯集天安門，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活動。提出了「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取消二十一條」、「拒絕合約簽字」等口號，並在集會上宣讀了羅家倫起草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然後，總指揮傅斯年扛著大旗走在遊行隊伍最前面，隊伍隨即向東交民巷使館區進發，受到巡捕阻攔，學生代表求會見四國公使，羅家倫、江紹原前往各國使館遞送英文的備忘錄。僅美國使館人員接受了學生的陳詞書，英法意使館均拒絕接受。在「外爭國權」而不得的情況下，隊伍中喊出一句：「去找曹汝霖算帳去！」矛盾遂轉向「內懲國賊」——學生開始向位於北京長安街東端之北的趙家樓曹宅所在地移動，一路上高喊「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廢除二十一條」、「抵制日貨」、「寧肯玉碎，勿為瓦全」、「外爭國權，內懲國賊」、「還我青島」等口號，並且要求懲辦交通總長曹汝霖、幣制局總裁陸宗輿、駐日公使章宗祥。下午兩點多鐘，大規模遊行隊伍到達曹宅，數百名軍警早把胡同口封住了，隊伍不得入內。學生向軍警講明來意說：「我們是愛國學生，來這裡是找曹總長談談國事，交換意見，要他愛中國。我們學生手無寸鐵，你們也是中國人，難道你們不愛中國嗎？」軍警於是放行。學生進入胡同，發生暴亂痛打了在曹家串門的章宗祥，並火燒曹宅，引發「火燒趙家樓」事件。隨後，軍警給予鎮壓，並逮捕了學生代表32人。
學生遊行活動受到廣泛關注，各界人士給予關注和支持，抗議逮捕學生，蔡元培、朱家驊等「歐美同學會」會員（時會長蔡元培）當時為了營救學生，不惜發動全國工商界罷工罷市，上至政府官員；下至務農人員。北京軍閥政府頒布嚴禁抗議公告，大總統徐世昌下令鎮壓。但是，學生團體和社會團體紛紛支持。11日，上海成立學生聯合會。14日，天津學生聯合會成立。廣州，南京，杭州，武漢，濟南的學生和工人也給予支持。5月19日，北京各校學生同時宣告罷課，並向各省的省議會、教育會、工會、商會、農會、學校、報館發出罷課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慶、南昌、武漢、長沙、廈門、濟南、開封、太原等地學生，在北京各校學生罷課以後，先後宣告罷課，支持北京學生的鬥爭。
6月，由於學生影響不斷擴大，《五七日刊》和學生組織宣傳，學生抗議不斷遭到鎮壓。3日，北京數以千計的學生湧向街道，開展大規模的宣傳活動，被軍警逮捕170多人。學校附近駐紮著大批軍警，戒備森嚴。4日，逮捕學生800餘人，此間引發了新一輪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6月5日，上海工人開始大規模罷工，以響應學生。上海日商的內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紗廠、日華紗廠、上海紗廠和商務印書館的工人全體罷工，參加罷工的有兩萬人以上。6日、7日、9日，上海的電車工人、船塢工人、清潔工人、輪船水手，也相繼罷工，總數前後約有六、七萬人。上海工人罷工波及各地，京漢鐵路長辛店工人，京奉鐵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舉行罷工和示威遊行。
6日，上海各界聯合會成立，反對開課、開市，並且聯合其他地區，告知上海罷工主張。通過上海的三罷運動，全國22個省150多個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6月11日，陳獨秀等人到北京前門外鬧市區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聲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陳獨秀因此被捕。各地學生團體和社會知名人士紛紛通電，抗議政府的這一暴行。面對強大社會輿論壓力，曹、陸、章相繼被免職，大總統徐世昌提出辭職。6月12日以後，工人相繼復工，學生停止罷課。6月28日，中國代表顧維鈞等人沒有在和約上簽字。
影響
五四運動從形式上是中國學生的愛國運動，但從整個社會背景社會發展來說，它的影響遠遠不止於此，除了波及中國思想文化，政治發展方向，社會經濟潮流，教育，亦對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有重要的作用，同時它對現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社會亦有著不可低估之影響。因強調五四新文化運動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與文學發生中的獨立性與資源性,以此將以科學和民主為旗幟的啟蒙主義的「五四」,與「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捆綁在一起。
五四精神
五四的根本精神是什麼，有不同看法。在一般的看法中，一種看法：科學，民主。1949年後，中共闡述為：愛國，進步，科學，民主。
五四運動，其主力是學生和青年，他們的愛國精神、為真理和正義而戰的精神、不畏強暴和黑暗政治精神值得任何時代的青年和學生學習。
林毓生論「五四精神」
林毓生認為應當區分五四精神、五四目標與五四思想。林以為，五四精神是一種中國知識份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這種使命感承襲儒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與「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精神，與俄國沙皇時代的讀書人與國家威權同制度發生的「疏離感」，因而產生的知識階級（intelligentsia）激進精神，以及西方社會政教分離為背景而發展出來的近代西方知識份子多元化專業研究的風格，有很大出入。這種使命感使中國知識份子以為真理本身應該指導政治、社會、文化與道德的發展。其最高境界乃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的悲劇精神。
而林教授認為「使國家強盛」、「自由」、「民主」、「法治」和「科學」為五四目標。
而五四思想則包含「全盤反傳統」和「全盤西化」等傳統一元論模式的思想。
思想文化
在1919年10月，總統舉行秋定祭孔，同時組織了四存學會，以「昌明」「周公孔子之學」為宗旨，1921年更修訂了《褒揚條例實施細則》，進一步強化禮教。梁啟超和梁漱溟則高唱中國文化優越論。而在五四運動中，某些反對儒家思想文化的人士，推行了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孔家店」、「推倒貞節牌坊」等口號。五四運動進一步促進了反儒家的發展，與獨尊儒術的思潮形成針鋒相對的局面。
中國語言文字政策的思想淵源大部分都來自於五四時期的西方理論，包括使用白話文（現代漢語）、國語（普通話）作為官方語言，以及漢字簡化、漢語拼音等。
對外關係
中國代表沒有在巴黎和平會議上簽字，這並不代表中國的利益和權益能夠保留下來，實際上剛好相反，多國利益及國際秩序被排除後，中國成為日本及蘇聯競爭利益的場所（因為日本在華有高額投資及移民、蘇聯則認為中國適合推行共產主義），日本為了保障其僑民及利益、也不滿中國不遵守條約及迫害日僑，逐步的佔領了中國。由於北京政府的失敗，各地軍閥利用北京政府的無力，相互攻伐，加劇了中國的內亂。
1921年到1922年召開了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提出「十項原則」，山東問題得到解決，日本把青島交還給中華民國政府但是膠濟鐵路仍由日本控制，山東實際仍由日本控制，中國自認權益沒有完全恢復，但實際上逐出列強勢力就等於失去列強保護、也失去了各列強制衡以維持中國基本權益的情勢，日本在中國投資移民最多、加上中國突然由日俄戰爭時及之後的中日友好轉為反日，故懷抱最大的怨念，因此中國實際上失去更多的權益。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對外政策與五四運動的思想相近，日本在二戰前獲得的情報是此兩黨都是蘇聯的傀儡，而實際上中國國民黨在中國大陸時期，內部確實有大量的共諜。
社會經濟
學生和群眾的抵制外國貨、外資、外僑，對中國沒有幫助，卻惹得日本全面入侵中國，因為日本在華投資移民最多，不像其他西方國家可以承受退出中國的損失。
教育
約翰·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和「自動主義」「自律輔導主義」等教育思想在五四推動下，教育界引起巨變，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廢除學監制，在「開放女禁」呼聲下，1919年秋，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嶺南大學開始招收女生，在教育制度上，婦女權利在五四影響下發生變革。1921年10月，北京政府頒布了《學校系統改革》（壬戊學制），小學六年，初中四年，高中兩年，大學四至六年，以美國為藍本，教育得到革新。
文學藝術
五四運動開創了中國文學新時代。五四以後，中國出現了大小40多個文藝社團，如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對中國文學發展影響深遠。這個時期，出現了大批文學巨匠，如沈雁冰、鄭振鐸、葉紹鈞、郭沫若、郁達夫等。
美術
五四運動後，出國學畫的人逐漸增加。在各地，許多正規的美術院校相繼成立，油畫也在中國紮根。當時湧現出來的出名畫家有顏文樑、劉海粟、徐悲鴻、林風眠、方幹民、吳大羽、衛天霖等，其中以所謂「四大校長」，即顏文樑、劉海栗、徐悲鴻和林風眠的影響最大。
政治
五四運動使蘇維埃俄國在中國播下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種子，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中國國民黨的改組便充份顯示出：當時很多人認爲「布爾什維克革命是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唯一出路」。但也有人認為當時對暴力革命的絕對化，對中國的長遠發展是一種破壞而非建設作用；有些人甚至認為被中國國民黨或中國共產黨統治，還不如成為殖民地。
五四運動以後，工人罷工和政治鬥爭依然不斷，1920年五一，北京學生聯合會散發《五一歷史》傳單，使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理論傳入工人階層，為共產黨誕生創造了群眾基礎。在中國共產黨黨史上寫下了重要篇章。陳獨秀也在五四之後由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並接受了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等觀點。
評價
與共產黨鬥爭失利的勢力一般認為五四運動直接影響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發展，為後來的國共內戰打下始端。中國共產黨黨史一般將其定義為「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注意這裡的「封建」一詞是歐洲人馬克思意義上的封建觀，不是中國先秦時代「分封建國」之封建），並以此運動作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幹部上作了準備。
五四運動表現了反帝反封建的徹底性。
五四運動是一次真正的群眾運動。
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其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
中國大陸一直存在紀念五四運動的活動，尤其在黨活動中被視為重要紀念，各級黨組織、共青團組織、學校、機關都對其形式非常重視，每年都有大型的紀念活動。
中國史學界界定五四運動具有重大意義，可概括為：
彰顯了學生當時救亡圖存的愛國精神
促進了社會各階層覺醒
加深國人自立圖強之意識
擴大了新文化運動的影響
歷史學家林毓生教授提到了五四運動的意識形態，認為其可分內容與思維模式兩個方面來看，其內容又可分形式與實質兩個層次。從形式層次上，五四人物喊出了如自由、民主、科學、理性、思想革命、文學革命等口號。
延伸
中華人民共和國紀念五四活動
紀念五四：五四紀念館
紀念五四運動八十週年專題：人民網、南方網
紀念五四運動九十周年專題：中國共青團
中華民國紀念五四活動
時任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認為「五四運動期間推動的『德先生』與『賽先生』，即使對於現今社會仍極具歷史意義，形成數十年後知識份子的奮鬥目標與社會改革方向。」「年輕學子不應被絕對真理或終極教條所左右，應培養自身獨立判斷思考與解決問題的實力，總統認為這象徵著五四時代最重要的啟蒙精神，相信這也將有助深化台灣民主經驗的內涵，讓我們的社會尊崇追求真實且不媚俗的精神。」「台灣以累積半世紀的民主經驗，做出第二次的政黨輪替，可以很自豪的說自己是一個真正自由民主的國家，也就是在五四所提倡的民主方面，交出第一張成績單。總統認為這不只對台灣，對整個華人世界都有很重要的意義。」
1980年代的新五四運動（New May Fourth Movement），當時稱為就是新古詩運動（Neo-classical Poetry Movement），由范光陵博士（Dr. Fan Kuanling）等主張新古詩運動，主要提倡新古詩運動、詩意油畫、與四位先生打一桌牌，即德先生、賽先生、誠信先生（又名良心）、禮義先生（又名孝經）。
2014年，由中華民國的新黨所提出的新五四運動，以發揚五四精神、捍衛民主與法治為號召，呼籲國人手持國旗走上凱達格蘭大道，一同譴責近日來太陽花運動以及426凱道反核的行動。根據警政署的統計，截至當日下午2點20分左右，約有1萬餘人參與。張安樂、王炳忠以及正逢母喪的馬以南、馬冰如皆有參與。2018年，台大自主行動聯盟發起新五四運動反對政府引發的校長遴選事件。
當代研究視角回望五四歷史
2019年5月2日 上午5:50 -中國時報-*林志成*台北報導
1919年發生的「五四運動」，對中國之後100年有什麼樣影響？中央研究院今（2）日至4日舉辦「五四運動10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邀集海內外歷史、文學、政治、哲學、宗教、社會等領域專家齊聚一堂，以當代視角評價「五四運動」。
1919年，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列強竟主張戰敗德國在山東的權益移轉給日本，5月4日，在北洋政府統治下的京兆地方，一場由學生發起的抗爭運動在全中國大陸展開，不只抗議政府無能，也控訴軍閥把國家搞爛。
當時北京大學學生羅家倫是主要發起者之一，他起草「北京全體學界通告」，提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口號，之後又發表「五四運動的精神」文章，首次使用「五四運動」一詞，從此為後世沿用。
那一段時期，胡適、陳獨秀、魯迅、錢玄同、蔡元培等受過西方教育者發起「新文化運動」，打著「反傳統、反儒家、反文言」的旗號，否認自身的文化價值，認同西方文化以及民主共和制。
廣義「五四運動」是指自1915年中日簽訂《對華二十一條要求》到1926年北伐戰爭這段時間，中國大陸知識界和青年學生反思及批判華夏傳統文化，追隨「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探索強國之路的新文化運動。
「五四運動」的歷史評價不一，譬如羅家倫1932年至1941年間擔任中央大學校長時，就不支持學生運動，他不同人生階段對此運動的看法都有些差異。
「五四運動」帶來強大的後續影響，中研院以此為主題，5月2日至4日接連舉辦3天國際學術研討會，共有16場專題論文發表，6場圓桌論壇，國內外相關資深研究學者皆與會出席。
中研院研討會將從不同面向來探究五四時期的歷史、文學、宗教與文化，也回顧100年間的變化，並從當代的視角評價五四，討論五四與台灣、五四與東亞等問題。
（圖為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皇帝——溥儀）
五四運動百年：現代文明與野蠻落後的纏鬥
2019年 5月 3日-BBC-中文記者*山海*
北大學生，走出校門，舉橫幅，喊口號，為不公而鳴，向當權者發出宣言和公開信，各地大學生踴躍聯動，工人與知識份子也加入或聲援，運動逐漸顯露聲勢。最終，當局打壓，員警強行帶走幾十名學生，運動雖然偃旗息鼓，但對社會的影響卻剛剛開始。
這講述的是發生在一百年前的五四運動的情形。可是，如果把它與八個月前發生的深圳佳士維權事件相比的話，兩者也有一些相似之處。事件中的北大學生，可以是1915年入學北大的江西青年許德珩，也可以是2014年考入北大的北京女生岳昕。許德珩寫下的是《北京學界全體宣言》，嶽昕寫下的是《北大學生就'深圳7·27維權工人被捕事件'的聲援書》。
雖然他們的訴求不同，一個是爭主權除國賊，一個是工人權益；規模不同，一個數以千計，一個只有幾十個學生；方法不同，一個出現暴力手段，一個完全非暴力，但跨越百年間的兩場運動，相似之處要遠大於不同之處。
這種相似性間接回答了一個問題：一場百年之前的運動，為何要紀念它？
已故的《五四運動史》作者、美國威斯康辛教授周策縱早已給出更直接的回答——“五四運動是活的歷史，因為它的精神還活著，它所提出的目標還沒有完全達到，還有更年輕的人志願為他而推動。自由、民主、人道、科學，都是永遠不會完結的事業。”
五四運動開啟了什麼？
思想變革是社會變革的前提和動力。五四運動發生的1919年，重要的土壤就是已經啟動幾年的新文化運動，它們交織與互動，以至於後者被逐漸稱為“五四新文化運動”。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秦暉在其論著中進行了“小五四”與“大五四”的劃分——“小五四”指1919年5月4日那天北京學生示威抗議巴黎和會對中國不公；“大五四”通常指以1915年《新青年》創刊為起點標誌而持續到1920年代初的新文化運動。
1912年，中華民國初建，孫中山委託蔡元培、唐紹儀、宋教仁等26人，乘船北上，迎接袁世肯南下就任總統。船上，他們認為共和政體初定，而“數千年君權之影響，與共和思想抵觸者頗多”，因此國民的思想和素質需要改良和適應。2月23日，他們共同擬定《社會改良會宣言》，提出“尚公德、尊人權、貴賤平等”的主張，稱要“以人道主義去君權之專制，以科學知識去神權之迷信”。
此時距離溥儀頒佈清帝退位詔書剛剛過去11天。綿延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終結後的第11天，中國就迎來了一個以“人權”和“平等”為核心價值的思想文化變革綱領。
承襲了《社會改良會宣言》的精神內涵，1915年陳獨秀創辦《新青年》後提出人權與科學並重，反對三綱，提倡理性精神，“堂堂正正以個人主義為前提”。
但是1919年，人權與科學的口號，逐漸變為民主與科學，也就是廣為人知的“賽先生”（Science）和“德先生”（Democracy）。
長期以來，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民主與科學已成為五四精神的代名詞，但是深入歷史細節和後世學者的研究，不難發現，五四的精神內涵是“個人主義”。
1989年後離開中國大陸前往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的學者和社會評論家金觀濤與劉青峰在其著書中曾表示，“民主”一詞在五四時期具有極大的含混性和歧義性，1918年時的中國，民主的價值核心已不再是個人權利，而是一種反對儒家綱常的新道德。
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中山大學歷史學教授袁偉時也指出，沒有明確界定民主的內涵呢，很快就把民主歪曲了，當時提出民主是多數人的要求，把民主說成民粹的東西，沒有以自由為前提，沒有必要的程式保障少數人，沒有權力制約，沒有這一套的話，那就會出危險。
不只是後世，當年胡適就表示，“民國六、七年北京大學所提倡的新文化運動，無論形式如何五花八門，意義上只是思想的解放與個人的解放。” 茅盾則說，“人的發見，即發展個性，即個人主義，成為五四時期新文學運動的主要目標。”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秦暉稱，民主與共和在新文化運動之前已成大潮，而個人自由正是因為新文化運動才形成大潮的。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五四宣導民主，實不如說，五四宣導“自由”——“個人自由”意義上的“自由”——更準確。
五四對百年來學生運動的影響
相比於最近的一次深圳佳士事件，過去一百年發生在中國的學生運動，“五四”的痕跡要重得多。
美國歷史學家、加州大學歐文分校歷史學教授華志堅（Jeffrey Wasserstrom）曾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表示，1989年的抗議者對1919年的“五四運動”有強烈的認同感，1989年在示威學生發佈的一份重要的宣言裏，他們自稱正在進行的是“新五四運動”，還提及了“五四”傳統中除了抵禦列強欺淩之外的方方面面。
在臺灣，2018年5月4日，台大大學自主聯盟在校園舉行靜坐與罷課，抗議教育部不依法遵循台大新遴選校長的結果，是以政治力摧毀“大學自主”與民主法制精神。適逢五四運動99周年，發起者也將其稱為“新五四運動”。在臺灣大學校門不遠處建有名為“傅園”的陵墓，用於追念其已故校長傅斯年。而傅斯年恰是99年前，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
1978年底，改革開放後剛剛開始思想的解凍，訴求民主、批評毛澤東和文革的大字報，雨後春筍般出現在“西單牆”上。不久，大字報的形式已無法滿足民眾的表達欲。
時任新華社記者楊繼繩記述，12月28日，有人在西單牆演講，認為光爭取民主、自由還不夠，最根本是要改變國家的政治制度，數千聽眾堵塞交通，人群遂向天安門轉移，邊走邊高喊“要民主，不要專制”“讓思想衝破牢籠子”的口號。
對於那個年代，歷史學家陳平原在與中國媒體的訪談中回憶，自己是77級大學生，一進學校就碰上了思想解放運動。很容易把自己置身於“五四”的語境裏面。“在我們的想像中，1978年就是1919年，都是思想解放，都講民主、科學、自由。”也正因為如此，77、78、79級的大學生普遍對五四運動或五四新文化很有好感，常常會把自己置放在那個語境裏面來思考問題，包括追溯歷史、表彰先進、反省自己等。
從這個意義上講，一百年前激發北京各校學生的，與三十年前激發北京各校學生的，乃至一年前激發台大學生的，有許多共同點。那就是，對個人自由的追求，對落後的國家改弦更張而真正成為一個現代國家的渴求。
作為中國現代化轉型之初的第一場學生運動，五四成為後世各種學生運動的精神源泉。這種學生介入政治的現象為什麼會屢屢在中國發生？周策縱曾在書中反思原因——在君主政體之下沒有真正的立法機構，或一種群眾代議制度，少數受過教育的人無可避免地要表達自己。事實上，不只是近代，中國幾千年來，在危難時期，往往官辦學校的教職員和學生團體，擔當起公益代言人的角色。
五四新文化運動還未結束，正在進行
在更大的維度上，在五四運動之前兩千多年，從法律制度到政治制度，再到民間的風俗習慣，都是按照儒教綱常來構建的宗法專制，這個深刻而悠長的歷史傳統，實際上從一百年前才開始掉頭轉向。
因此，周策縱評價，“五四運動”在意義的深度上是獨一無二的，這是中國知識份子首次覺察到有徹底改革中國文明的必要。
那麼過去一百年都發生了什麼？袁偉時形容，有人在堅持傳統，抵抗現代文明，這是現代文明和前現代的野蠻落後的纏鬥，現代化實現了，這場纏鬥也就結束了。
回顧“大五四”，探究其宣導的個人自由，定位其從前現代到現代的歷史進程，我們也為它劃下結束的尺規——個人自由何時深入人心並獲得保障，現代文明何時取代前現代的野蠻落後，它才算真正結束。
從這個意義上講，五四新文化運動就在我們身邊，現在正在進行。
周策縱教授在24年前書中所言依然不過時——他說，“五四”有點像可以再充電的電池，即使時代變了，它還可能有它無比的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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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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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聯播》 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在京隆重舉行 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 2019-04-30 | CC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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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聯播》 讓青春在民族復興奮鬥中飛揚——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在全國高校引起熱烈反響 2019-05-02 | CC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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