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紀的“冷戰”時代史】中
危機和衝突升級（1953-1962）
赫魯雪夫、艾森豪、和去史達林化
在1953年，政治領導人的改變也轉換了冷戰的動向，德懷特·艾森豪于當年1月20日就職為美國總統。在那之前，于杜魯門任內最後18個月之間，美國的國防預算整整增加了四倍。艾森豪上臺後稍微減緩了三分之一的國防預算，希望以更有效的方式來準備冷戰。
在1953年3月5日史達林死後，其忠實追隨者貝利亞遭處決，尼基塔·赫魯雪夫成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排除了格奧爾基·馬林科夫和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等政敵。在1956年2月25日，赫魯雪夫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公然譴責史達林的罪行，震驚了整個東方集團。他並且展開了一系列的去史達林化政策，主張要改革去除史達林政策的唯一方式是公開承認之前蘇共所犯下的錯誤。
儘管如此，赫魯雪夫並沒有放棄對於共產主義理念形式上的支持。他在1956年11月18日與一群西方大使會面時，著名的說出了：“不管你喜不喜歡，歷史是在我們這一邊的。我們總有一天會把你們給埋葬。”震驚在場的人。不過赫魯雪夫後來稱他指的並不是透過核戰贏得冷戰，而是主張歷史潮流必然會讓共產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在1961年赫魯雪夫宣稱雖然當時蘇聯在經濟上落在西方之後，但在十年之內蘇聯便會解決國內的住房短缺，同時生活物品也會變得豐裕，並且稱在二十年內蘇聯便會完成“一個共產主義的主要建設”。
艾森豪的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則替圍堵政策提出了“新面貌”（New Look）的策略，主張更大程度的倚賴核武器來對抗美國的敵人。杜勒斯同時闡述了“大規模報復”的原則，警告將會以全面的報復來應對任何蘇聯的入侵。在冷戰的這個階段，美國仍然持有核武器上的數量和技術優勢，這也使得艾森豪可以在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中不顧蘇聯的反對介入。
華沙公約和匈牙利十月事件
史達林的去世和赫魯雪夫的上臺在1950年代初期稍微緩和了冷戰的緊張局勢，然而歐洲仍然處在緊繃的軍事對峙中。蘇聯在1949年便在東方集團建立了一個安全互助的防衛約定，接著在1955年將旗下各國正式透過華沙條約組織結成軍事同盟。
赫魯雪夫在1956年移除了匈牙利的史達林主義的匈牙利勞動人民黨總書記拉科西·馬加什，不久之後便爆發了匈牙利十月事件。在匈牙利人民的推動下，新的政府解散了秘密員警、宣佈將從華沙公約中脫離、並且承諾將舉辦自由的選舉。對此，蘇聯紅軍迅速的入侵，數千名匈牙利人被逮捕、監禁、或流放到蘇聯境內，同時大約200,000名匈牙利人在混亂中逃離匈牙利。改革派的匈牙利部長會議主席納吉·伊姆雷和其他人則在秘密審判後遭處決。
從1957年到1961年間，赫魯雪夫多次的威脅西方將進行核武的毀滅戰爭，他宣稱蘇聯的導彈技術已經遠超過美國，還可以毀滅任何美國或歐洲的都市。不過，赫魯雪夫仍然拒絕相信史達林所稱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理論，並且主張它的目的是為了要與西方“和平共存”。這個立場也改變了史達林時代的蘇聯態勢，拋棄了原先認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的階級鬥爭必將導致國際戰爭的衝突理論，改而認為和平的時期將可以促成資本主義的垮臺，並且在同時間讓蘇聯有時間準備自身的軍事實力。這種想法要直到後來戈巴契夫時代將和平視為是目的而非手段時才會改變。
蘇聯對於匈牙利十月事件的武力鎮壓使得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政黨產生了內部衝突，尤其在西歐國家，許多西歐的共產主義政黨都因為見證了蘇聯對匈牙利的武力鎮壓而產生大量的退黨潮。西方世界的共產主義政黨在接下來幾十年都因而一蹶不起，無法脫離匈牙利十月事件的陰影如同南斯拉夫政治家密洛凡·德熱拉斯在革命被鎮壓後不久所說的“匈牙利十月事件對共產主義帶來的創傷是永遠都不會復原的”。
柏林最後通牒和歐洲整合
在1958年11月，赫魯雪夫發給了西方一則“最後通牒”，要求美英法三國在六個月內將他們各自掌管的柏林區塊結合為一個獨立的、非軍事化的“弗里敦”，否則他將會把控制進出柏林的權力轉移到東德的手上。赫魯雪夫稍早曾經跟毛澤東這樣說：“柏林市就有如西方的睾丸一般，每次我想讓他們尖叫，我就捏柏林一下。”然而北約在12月拒絕了赫魯雪夫的通牒，對此赫魯雪夫則做出了讓步，以換取透過日內瓦會談來決定柏林的問題。
在同一時期，1950年代的重要事件之一便是歐盟的整合開始。歐盟的出現是冷戰的附帶產品之一，杜魯門和艾森豪都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支持歐洲的整合，儘管後來的幾任總統的政府也開始對歐盟的推動抱持保留態度，擔心獨立的歐洲將會與蘇聯另外進行威嚇對立，如此一來會分裂西方國家的統一性。
第三世界的角力
一些國家例如瓜地馬拉、印度支那、和印尼等地的民族主義運動被認為是與共產主義有所連結。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和蘇聯在1950年和1960年初不斷地在第三世界去殖民化過程中的許多國家進行散播影響力的競爭，蘇聯並認為殖民勢力的退去象徵了他們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最終勝利即將到來。雙方都向他們各自支援的團體販售或提供武器，這些國家亦在聯合國的投票上鼎力支持美蘇雙方。
美國利用中央情報局來影響對他們不友善的第三世界政府，並且支援親美的國家。例如在1953年策畫了伊朗政變以推翻穆罕默德·摩薩台，摩薩台當時國有化了英國持有的英伊石油公司，同時邱吉爾還指稱他有邁向共產主義的傾向。取而代之的則是親西方的沙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成為了獨裁的君主政權，儘管巴勒維統治下的伊朗在冷戰中並不會扮演直接的角色。
中情局也主導了1954年的政變推翻瓜地馬拉的左派總統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並且在那之後豎立反共的軍政府。而選擇不結盟的印尼總統、民族主義領袖蘇加諾則在1956年面臨印尼國內各方企圖脫離雅加達控制的反對勢力，其中一些反抗軍因為反共主義的言語而受到中情局的支援，但最後蘇加諾仍在軍事上平息了這些叛亂。
在法越戰爭中，法國在越盟共產主義遊擊隊的不斷攻勢，加上奠邊府戰役的挫敗下，決定放棄他們在越南的殖民統治。在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中法國簽下停戰條約，使得越南被劃分為支持蘇聯的北越以及支持西方的南越，沿著一七線劃分。在1954年至1961年之間，艾森豪政府會持續地向南越提供經濟和軍事顧問上的支援，以抵抗共產北越的侵擾。
許多其他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則拒絕在東西方的衝突之間選邊站。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上，數十個第三世界國家選擇不介入冷戰。在萬隆會議達成的協定會成為後來1961年在貝爾格萊德結成的不結盟運動的根據。而在同時，赫魯雪夫則宣佈將與印度和其他中立國家進行更深層次的外交交流。在第三世界的獨立運動使得戰後的非洲、中東、亞洲、拉丁美洲等地變成較為多元的國際秩序。
中蘇交惡、太空競賽、洲際彈道導彈
1956年後蘇聯經歷了一連串的挫敗，尤其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交惡最為嚴重，令到蘇聯原先精心設計的共產盟國保護網出現大漏洞，此次外交挫敗亦改變歷史。儘管毛澤東在史達林死後仍然替他辯護，並且批評赫魯雪夫走的是修正主義路線而放棄了革命的理念。另一方面，赫魯雪夫則認為毛澤東對於核子戰爭的後果並不瞭解，並且稱他是“坐在王位上的瘋子”。
赫魯雪夫多次試著挽救中蘇間的聯盟，但毛澤東認為與蘇聯繼續交往是沒有意義的，也因此拒絕與蘇聯複合。中蘇間的分裂還引發了兩個共產國家間的互相宣傳論戰。由於兩國的分裂，在那之後蘇聯會和共產中國在國際上互相爭奪作為領導共產主義運動的老大哥角色。雙方曾接近戰爭狀態，最終導致1970年代美國趁機提出善意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建交成為盟友的事件。
在核武器上，美國和蘇聯各自擴增其戰略核武器庫存，投入大量資源發展可以長距離攻擊對方的武器。在1957年8月蘇聯成功試射了第一枚洲際彈道導彈（ICBM），接著同年10月發射了第一枚人造衛星史普尼克1號，史普尼克的發射成為了太空競賽的開端。這直接導致美國在同年十二月發射先鋒測試火箭3號，以及後來成功登月的阿波羅計畫，太空人弗蘭克·博爾曼還形容阿波羅“只是冷戰的一場戰役。”
古巴革命
在古巴，菲德爾·卡斯楚借由七二六運動在1959年1月成功奪取政權，推翻總統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即使在革命之前，失盡民心的巴蒂斯塔政權便已經被艾森豪政府拒絕軍援。
新的古巴政權與美國保持了一段時間的外交關係，然而，當菲德爾·卡斯楚在4月前往華盛頓特區拜訪時，艾森豪卻不願親自會見他，而是由副總統理查·尼克森代替。古巴在不久後的1960年3月開始與東歐共產國家商討要購買軍火。
在1961年1月，美國正式與古巴斷交。在1961年4月新任總統約翰·甘迺迪透過中情局在聖克拉拉省的豬玀灣發起了一次入侵，計畫由美國支援流亡美國的古巴人組成部隊攻回古巴，然而入侵卻因為種種因素而失敗，嚴重打擊了美國的形象。卡斯楚於是公開的奉行馬克思列寧主義，而蘇聯也承諾提供古巴支援。美古兩國直到2015年奧巴馬執政期間才再次建交。
柏林危機
1961年的柏林危機是冷戰裏最後一次關於柏林地位和戰後德國處置爭議的主要事件。在1950年代初，東方集團各國開始仿效蘇聯，限制其人民自由遷徙和移民的權利。然而在那幾年間，每年都有數十萬的東德人民透過東西柏林之間的一個“漏洞”移民到西德，以逃離共產主義統治。
往西德的移民導致東德產生了嚴重的人才外流，尤其是那些年輕而受過教育的人。到1961年為止已經有20%的東德人口移民到西德。在那年的6月，蘇聯向西方盟國發佈最後通牒，要求他們從西柏林撤出軍隊。然而西方國家並沒有讓步，東德接著在8月13日開始在與西柏林的邊界設立鐵絲網障礙，最後會擴建成柏林牆，以此阻止東德人民逃到西柏林。
古巴導彈危機和赫魯雪夫的失勢
在豬灣事件之後，甘迺迪政府仍然繼續尋找推翻卡斯楚的辦法，並且由中情局以“古巴計畫”為代號進行了一連串的計畫構思和準備。在1962年2月，赫魯雪夫得知了美國的“古巴計畫”的存在，並且據情報認為美國將會在當年10月採取動作推翻卡斯楚，可能透過另一次軍事入侵、或是刺殺卡斯楚。赫魯雪夫因此決定在古巴建設蘇聯的核子導彈基地。
甘迺迪在得知此消息後，評估他的各種應對方案，最後決定以海軍封鎖和對蘇聯發出最後通牒的方式來阻止古巴導彈基地的建成。最後的結果，赫魯雪夫在衝突中做出讓步，將導彈從古巴移除，而美國則承諾不會再入侵古巴。卡斯楚後來對此承認：“我當時已經準備好同意使用核武器…我們都認為核子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而我們遲早都會被消滅的。”
一般認為1962年10月-11月的這場古巴導彈危機，是世界上最接近核子戰爭的時刻。這場危機也展現了相互保證毀滅的概念，在衝突中持有大量核武器的雙方都不能先行使用這類武器，以避免造成衝突的升溫和大規模的毀滅。古巴導彈危機使得雙方開始檢討核軍備競賽，並且試圖推動核裁軍來緩和兩方的關係，雙方稍早前已經在南極條約體系中首次對核武控制做出了一定共識。
在1964年，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雪夫的克里姆林宮數名高層同僚一同奪取了他的權力，但仍允許他和平的“退休”。赫魯雪夫被他的政敵指控他舉止粗魯和政策上的無能，同時也責怪他毀了蘇聯的農業發展，並且差點在古巴危機中導致核戰爭的爆發。除此之外，赫魯雪夫允許東德建立柏林牆的決定也讓蘇聯和東方集團在世界輿論上顏面盡失。後當時的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接替赫魯雪夫成為新任蘇共中央總書記。
緩和政策下的對抗（1962-1979）
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間，冷戰的各方都在不斷適應和調整以應付新的國際局勢和環境，因為國際關係已經有越來越多國家和動向不屬於美蘇兩大集團的對抗裏了。從戰後開始，西歐各國和日本迅速的從二戰的廢墟中重建起來，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之間呈現驚人的經濟成長率，到了1970年代他們的人均生產總額已經開始近逼美國，而同時東歐集團的計劃經濟則陷入停滯。
由於1973年石油危機的出現，加上第三世界的組織例如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和不結盟運動的影響力成長，許多之前並不強大的國家開始在國際舞臺上擁有更多發揮影響力的空間，並且有能力抵擋來自美蘇兩邊的壓力。而在此同時，莫斯科則被迫將注意力轉到自己國內嚴重的經濟問題上。在這個時期，蘇聯的領導人如蘇共中央總書記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部長會議主席阿列克謝·柯西金都接受了緩和政策的概念。
法國脫離北約軍事架構
北約的團結性在很早的時候便受到挑戰，尤其是從夏爾·戴高樂在1958年擔任法國總統開始。戴高樂反對美國在北約中扮演的主要角色，同時也對英美兩國的“特殊關係”表示不信任。他在1958年9月17日一篇寫給美國總統艾森豪和英國首相哈樂德·麥克米倫的備忘錄中，宣稱希望英美兩國考慮讓法國加入成為主要決策的第三國，並且增加北約的涵蓋範圍到關及法國利益的地理區域，例如當時法國正在忙著打反遊擊戰的阿爾及利亞。
然而，戴高樂從英美兩國獲得的回應並沒有讓他感到滿意，他因此開始發展法國自身的核武嚇阻能力，並且在1966年從北約脫離，並且趕出了北約駐守在法國的軍隊。也由於戴高樂對英國的不信任，法國政府在1963年和1967年戴高樂執政期間兩次否決英國加入歐共體的申請，英國在戴高樂去世後的1973年才成功加入歐共體。
六八運動
六八運動（德語：68er-Bewegung）是指在1960年代中後期，1968年達到高峰，在歐洲及美洲主要由左翼學生和民權運動分子共同發起的一個反戰、反資本主義、反官僚精英等抗議活動所使用的一個活動口號，在法國、義大利等地皆出現學生示威的情況。
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在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出現了一段時期的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運動，被稱為布拉格之春。在改革派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亞曆克山大·杜布切克的帶頭下，運動訴諸要求增加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遷徙自由等等，同時還重視計劃經濟造成的生活用品短缺，要求回歸多黨政府並限制秘密員警的力量，並且考慮退出華沙公約。
而蘇聯對布拉格之春的回應則是派遣紅軍連同其他華沙公約軍隊，在當年8-9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蘇聯入侵後，大量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人開始逃離國家，首先是70,000人，最後總數達到300,000人。蘇聯的入侵引發了南斯拉夫、中國、以及西方國家的共產政黨的一片討伐。
美國和北約則對這場入侵則采低調處理，儘管蘇聯曾擔心失去捷克斯洛伐克會使西方趁機弱化東方集團，然而當時的美國決策者卻完全沒有利用這個機會。當時身陷越戰的林登·詹森無暇在歐洲開闢第二個可能的衝突點，同時他也不希望得罪莫斯科而影響了戰略武器限制談判的簽訂，也因此美國坐視了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而沒有介入。
勃列日涅夫主義、蘇聯經濟停滯
為了避免鐵幕下的國家再次試著脫離蘇聯的掌控，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後不久的1968年9月一場對波蘭統一工人黨的演講上，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提出了勃列日涅夫主義，主張蘇聯有權侵略任何試圖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擁抱資本主義的國家，在演講中他說：“當與社會主義敵對的勢力試圖將某些發展社會主義中的國家轉向資本主義時，不但是對那個國家造成了問題，而且還是對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造成了問題。”
事實上，在勃列日涅夫主義出現的這個時期，鐵幕下的國家包括蘇聯在內都已經陷入嚴重的經濟停滯，如波蘭、匈牙利、東德等國家在生活水準和經濟發展上都已經開始明顯落後於西德和其他西歐國家。在這個階段開始明顯浮現的經濟停滯，也使得勃列日涅夫時代被稱為“停滯時代”。隨著經濟體的擴張和變動，莫斯科的經濟計畫官僚開始被排山倒海而來的經濟計算、決策問題所壓倒。共產國家的官僚體制使得進行決策必需的重要經濟資訊不能有效地傳遞，連帶使得企業層次的勞動力和資源分配、創新、消費者服務和供給無法有效進行。
在鐵幕下生活的人民則經歷越來越嚴重的消費者用品短缺，一般人民平日花費大量時間在公營的福利社前排隊等待購買所需食品和產品，包括基本的生活用品例如衛生紙都會短缺。身為石油和各種資源輸出國的蘇聯儘管在1973年的石油危機中獲得大量硬通貨的收入，然而在危機之後蘇聯卻出現了比日本、西歐和美國更為明顯的經濟衰退。在實際上，導致蘇聯經濟停滯的最根本原因還是在於其內部體制的問題而非外部影響。
第三世界衝突
儘管對鐵幕內的國家影響有限，美國繼續支援與其友好的第三世界政權作為防止蘇聯影響力擴張的途徑，並且對那些他們認為有可能受到共產主義奪權的國家進行政治、經濟、或軍事上的干預。在1965年林登·詹森派遣22000人的軍隊佔領多明尼加共和國一年，以避免類似古巴的革命出現，在之後1966年的選舉中，保守派的華金·巴拉格爾當選總統，杜絕了共產黨人上臺的機會。而在印尼，蘇哈圖借由930事件從蘇加諾手中奪權，過程中殺害了大約五十萬名的印尼共產黨份子和其他親共人士。儘管美國在政變中拒絕支援蘇哈圖軍火，在他執政後仍因為他的反共立場而對他表示支援，不過蘇哈圖在正式上仍會一直維持蘇加諾的不結盟運動立場。
南越的吳廷琰政府與北越、越共遊擊隊之間的衝突也越演越烈，最後成為了越戰的開端。詹森總統派遣美軍進駐南越、支援越南共和國軍（南越軍），最後達到了575,000人。越南人民軍（北越軍）從蘇聯和中國取得各種戰爭的物資和技術援助，蘇聯派遣15,000名軍事顧問前往北越，並且向其提供了價值$4.5億美元的軍火，而中國則派遣了320,000人和價值$1.8億美元的軍火。
儘管美軍在軍事上持續對北越佔有壓倒性優勢，並且也不斷獲得戰術上的勝利，然而由於詹森的政策失誤和美國國內反戰情緒的增長，加上美軍受到不能對北越領土做直接進攻的限制而無法取得關鍵性勝利，使得美國民眾對於越戰的信心逐年遽減，最後導致美國決策者決定從南越撤兵。美軍撤軍後不久，北越發動了1975年春季攻勢，全面攻下了南越，最後於4月30日佔領其首都西貢，也使得美國曾在此地投入的軍力和犧牲以失敗告終。越戰的失敗成為美國在冷戰中的最低點之一，蘇聯的KGB也運用世界各地的宣傳網路和特務借著越戰而生的反戰及和平運動對美國在國際上的聲譽進行了全面的攻勢。
在越戰中，北越軍入侵了柬埔寨以建立通往南越的兵力和物資運輸網（胡志明小徑），在其後的柬埔寨內戰中，柬埔寨共產黨總書記波布率領的赤柬共產黨推翻了龍諾，建立了紅色高棉。冷戰後解密的蘇聯檔案顯示，北越在1970年入侵柬埔寨的舉動，是為了回應赤柬的發起內戰的攻勢。美軍和南越軍因此進行了對柬埔寨的轟炸和地面攻勢，但並沒有成功阻止赤柬於1975年奪取政權。紅色高棉統治下的民主柬埔寨造成了估計約1-3百萬的人民死於其暴政和大屠殺，被稱為是冷戰時期最冷血的一場種族滅絕。
在智利，社會主義的薩爾瓦多·阿連德贏得了1970年的總統選舉，成為美洲第一位透過民選而非革命當上總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在美國中情局的支持下，奧古斯圖·皮諾契特將軍在1973年9月11日發動了智利政變，取代阿連德並建立了軍政府，同時監禁、處決了支持阿連德的大量共產黨人。皮諾契特不但撤銷了阿連德的共產主義經濟政策，同時採取了利伯維爾場的路線，形成了後來被稱為智利奇跡的經濟成長。
中東也持續是冷戰雙方爭議的焦點之一。埃及從蘇聯那裏獲得了大量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但兩方的合作關係卻相當的不平和，蘇聯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和埃以消耗戰爭中都以軍事顧問、飛機、飛行員支援埃及，以對抗美國支援的以色列。儘管埃及的新總統穆罕默德·埃爾·沙達特在1972年開始由親蘇轉向親美，在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中當美國得知蘇聯可能會介入以幫助埃及的傳聞時，便毫不猶豫的大規模投入支援以色列。除了埃及以外，蘇聯也與共產主義的南也門保持密切關係，還有親蘇的阿爾及利亞和伊朗等國。另外在數十年的以巴衝突中，蘇聯也不斷地透過間接管道向亞西爾·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提供金援。
在非洲，索馬里軍官穆罕默德·西亞德·巴雷在1969年發動了政變，創建了社會主義政權，並且獲得蘇聯的支持。在四年之後，親美的伊索匹亞國王海爾·塞拉西一世也被親蘇聯的海爾·馬里亞姆·門格斯圖等軍官推翻，並且建立與古巴和蘇聯的密切關係。然而後來索馬里和埃塞俄比亞兩國間在1977-1978年爆發歐加登戰爭，卡特政府則對此衝突持中立態度。而經過了長期獨立戰爭脫離葡萄牙殖民統治的安哥拉，則在1975年爆發安哥拉內戰，由蘇聯和古巴支持的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MPLA）對抗美國和南非支持的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UNITA）。由於古巴和蘇聯的軍事支援，MPLA最後贏得了內戰。
中美和解
由於中蘇分裂的影響，中蘇邊界衝突在1969年達到最緊張的階段，美國總統理查·尼克森決定利用此時機來改變冷戰中的平衡，而中國也在同時希望從美國那裏得到制衡蘇聯的優勢。
在1972年2月，尼克森震驚世界地宣佈將與中共控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重新展開邦交，並且前往北京拜訪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和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同一時間，蘇聯已經在核武器威嚇實力上追上了美國，而同時越戰的挫折則大幅打擊了美國在第三世界的影響力和在西歐的聲望。儘管美蘇之間非直接的衝突在這段時期仍然存在，兩國間的直接衝突態勢已經開始有減緩跡象。但由於尼克森任內發生了水門事件導致了尼克森下臺，之後的福特總統一直在忙於處理內部事務，所以兩國遲遲未建交，直到吉米·卡特當選總統後中美兩國才於1979年建交。中美兩國關係緩和導致冷戰局勢開始發生變化，中蘇兩國關係全面凍結，而中美兩國關係則持續升溫，並且兩國在越南和阿富汗分別出手打擊親蘇勢力。
戰略武器限制談判、赫爾辛基協定和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
在尼克森造訪中國以後，他也和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會談。兩人協定達成的戰略武器限制談判包含了兩個主要的核武限制條約：第一個是限制兩國核武器數量的SALT I、第二個是禁止兩方進一步發展可以攔截對方彈道導彈技術的反彈道導彈條約。此談判的目的是為了要減少兩國在發展核武和反彈道導彈技術上所耗費的龐大成。
尼克森和勃列日涅夫兩人宣佈兩國進入了一個“和平共處”的新時代，並且以“緩和政策”（détente）來描述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緩和局勢。在當時，大量軍備開銷對於蘇聯經濟造成龐大的負擔，也成為蘇聯經濟停滯的原因之一。在1972年至1974年之間，兩國決議增加互相的經濟往來和貿易量。尼克森認為緩和政策取代了之前冷戰中兩方的敵對態勢，讓兩國可以和平共處。
而在同時，西德總理威利·布蘭特則提出了東方政策，希望以此平和與東德之間的關係。其他類似的和平條約也在這個時段簽訂，包括了赫爾辛基協定和1975年的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1975年7月，美國和蘇聯通過阿波羅-聯盟測試計畫將雙方的宇宙航天器在外太空對接，象徵著雙方結束太空競賽。
1970年代末的關係惡化
在1970年代，由尤裏·安德羅波夫領導的KGB持續的迫害知名的蘇聯政治異議人士，包括了當時大力批評蘇聯領導人的亞曆克山大·索爾仁尼琴和安德列·薩哈羅夫等。非直接的衝突在這個時期繼續的在第三世界進行，尤其是在中東、智利、埃塞俄比亞、和安哥拉等地。
吉米·卡特試圖在1979年第二波的戰略武器限制談判中進一步的限制核武數量，然而這次限武會因為當年的其他大事而遭到阻撓，包括了伊朗伊斯蘭革命，以及KGB支持的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在尼加拉瓜成功發動革命推翻了美國支持的政權。同時，蘇聯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導致了美蘇關係的立即惡化，使得進一步的核武限制談判全部停滯。(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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