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瑜：我兩岸政策和總統不一樣 高雄往前衝不等人】
2018年12月1日 下午3:05聯合新聞網
高雄市長當選人韓國瑜今早赴杉林區參加瓜瓜節，受到農友熱烈歡迎，他表示，農民最頭痛的問題就是通路，賣不到好價錢，站在市府的立場，如何讓他們種出來的東西能有好價格，這是最大的挑戰，對於兩岸關係，他的訴求主張與總統是不太一樣的，「她比較重視政治面，我比較重視經濟面，尊重總統的的想法，但是該做的事我還是會做。」
未來他也樂意與各縣市合作，高雄市這部快速列車一旦往前衝，是不會等人的。
韓國瑜表示，杉林區種出的瓜類品質很好，未來會幫大家在內外銷搶訂單，外銷有訂單，內銷價格就會趨於穩定。收入也會有保障，所以市府會帶頭幫農民搶訂單，經濟就會改善。
會後媒體詢問他，蔡英文總統提及兩岸政策是屬於中央的職權，韓國瑜表示，他的訴求主張與總統是不太一樣的，「她比較重視政治面，我比較重視經濟面，尊重總統的的想法，但是該做的事我還是會做。」
韓表示，他在選前就說要尊重九二共識，如果屏東、台南這些縣市首長願意尊重他這樣的政治主張， 一起照顧農民朋友，當然歡迎。
「對農民來說，東西賣不出去，受傷是非常重的」韓表示，屏東潘縣長願意來拜訪，他非常樂意，未來高雄市幫助農民，絕對不會自私的，也希望與周邊的縣市，幫農民一起找到通路。
韓國瑜說，綠營不同縣市長或許有不同的主張，但縣市長最重要的是幫市民謀求更好的生活，當高雄市這部快速列車往前衝時，高雄市這班列車不會等任何人，台南等市長的講法他完全尊重，「但我們該做的事，一步都不能等。」
◎從以上這篇的新聞報導，究竟政治與經濟及文化的關係，是否能各自獨立發展？讓我們也來賞讀以下這篇“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
【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尼古拉斯•加恩海姆/著 賀玉高 陶東風/譯
20世紀下半葉文化研究的勃興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來自于人文學科在嚴密的現代學科體制下力圖重新突破尋求新的生長空間而奮起抗爭的結果。也正是在這種科際整合和邊界跨越的大趨勢下，“文化”再度成為學科突圍的有力武器。正如傑姆遜所言：“文化研究是一種願望，……是一項促成‘歷史大聯合’的事業……它的崛起是出於對其他學科的不滿，針對的不僅是這些學科的內容，也是這些學科的局限性。”然而，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文化研究及其理論自身也日益面臨著再體制化的命運：研究對象相對固定化、研究方法更加學院化、研究成果走向經典化……文化研究如何才能實現新的理論突圍？當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關門的時候，曾一度引發“文化研究怎麼了”的悲觀之音。但是從伯明罕學者分散到全球繼續從事著各自的研究和教學這一現象來看，其實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文化研究失去了一株大樹，但換來的可能會是一大片森林。
本文探討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之間的深刻對立的含義。作者指出，這種對立是建立在對政治經濟學極深的誤解之上的，並且只有在文化研究與政治經濟學的橋樑重建之後，文化研究的事業才能成功推進。在文化研究與政治經濟學的關係上，文化研究的首要問題就是：它拒絕通過它自己的主張——統治方式及其伴隨的文化實踐（文化研究對於此給予分析的優先性）是建立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基礎之上——的含義進行思考。一個驚人的結果就是：是文化消費而不是文化生產，是休閒的文化實踐而不是工作的文化實踐，成為（文化研究）壓倒一切的關注焦點。
在當代英美文化研究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發現，目前大多數從事文化研究的人仍然假定，其實是肯定地宣稱，文化研究是一場廣泛的、對抗性的政治運動。
(正文：)
我這麼說是什麼意思呢？在雷蒙德•威廉斯和理查得•霍加特的研究中所開創的文化研究主題——這一主題自身則得益于李維斯的遺產——首先是要讓英國的工人階級文化或是大眾文化在對抗精英文化、對抗占統治地位文化的鬥爭中重新變得有效。文化研究所處的語境是一個由工業資本主義和不斷商業化的文化生產、分配及消費體系所塑形的階級結構。但是這並不只是為了大眾文化自身的緣故而挽救大眾文化。它是一個對抗性的政治運動，從廣義上說是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而進行的更廣闊改變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政治鬥爭，文化鬥爭只是被當作是其中的一部分。挽救工人階級文化是一場運動，這一運動是為了把這種文化及那些實踐這種文化的人們從E•P•湯普森所說的從“後人的極度恩賜的態度（immense condescension of posterity）中拯救出來，同時也是為了給這一階級肯定自身價值——“工人階級的道德系統”（the moral economy of working class）——提供自信和力量，以此來對抗統治階級的道德系統。這樣，文化研究就認定存在一種特定的統治與被統治結構看作是理所當然的，並把其任務理解為合法化與動員的意識形態任務。文化研究顯然把它自己看作是一場更大範圍內的政治鬥爭的一部分，即使它的許多從業者把教育看作是他們從事這場鬥爭的關鍵點。它明白自己的敵友。
我想論證的是：文化研究作為一場有意義的政治事業在這個基本的問題框架之外是無法維持的。在當代英美文化研究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發現，目前大多數從事文化研究的人仍然假定，其實是肯定地宣稱，文化研究是一場廣泛的、對抗性的政治運動。當斯圖亞特•霍爾（S•Hall）在他的文章中論及文化研究的世俗使命時，他所指的正是這一點：“我不能想像一個目的在於改變現實世界的實踐，自身卻沒有一些不得不突顯的、確實是至關重要的獨特之處。” 在對鬥爭、授權（empowerment）、抵抗、被統治和統治的極度強調中，文化研究的文獻不斷提到的正是這一思想。
在文化研究的歷史中有兩次主要的發展。第一次，意識形態問題由於對文本的分析技術的發展被極大地精細化了。這一分析已經質疑了真理與謬誤、意向性與闡釋的概念。它不斷地提出棘手卻不可回避的問題，即符號表徵與社會行動之間的關係問題。第二次，也是關鍵性的一次，統治與被統治的概念從僅僅針對階級擴大到了也包含種族和性別。現在，敵人不僅是資本主義而且是費斯克（1992：161）所稱的‘白人的父權制的資本主義’。這裏我所關注的問題是，這兩次發展是否使文化研究與政治經濟學的最初聯繫中斷了。
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有必要解釋我所認為經濟學的含義。我想從文化研究中暢通無阻地流行的錯誤形象中挽救這個概念，把它從文化研究的破壞性的高度恩賜態度中挽救出來。
政治經濟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蘇格蘭的啟蒙運動，追溯到亞當•費格森(Adam Ferguson)和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著作。由於經歷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早期影響，他們認為，各種社會可以以“生產方式”（modes of subsistence）為基礎得到區分。他們堅持認為，沒有一個起作用的生產方式一個社會及其成員就不能生存，並且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它是基礎性的，或者說是社會的基礎。對他們而言生產方式具有重要的結構性特徵——無論是依據畜牧業的、農業的或者工業的生產方式的統治地位來理解這種特徵，還是依據不同的生產關係來理解這種特徵（封建的、資本主義的或者這兩種的混合）。在分析的傳統中，關鍵的差異曾經是——並且仍然是——各個傳統把什麼作為歷史變化的根源，以及生產方式的決定性特徵是什麼。一方面是那些強調生產技術和生產組織形式的人，而另一邊是那些強調協作性社會關係（collaborative social relations）的人。
那種認為協作性社會形式是關鍵的生產特徵的觀點，將引出政治經濟學的三個重要方面。首先，為了能發揮功能，這樣的協作要求有一套制度的形式和文化的實踐——法律的和政治的形式、家庭結構，等等（作為上層建築而廣為人知的那些東西），進而，不同的生產方式將會具有不同的上層建築形式和實踐系統。其次，這種必要的社會協作結構是塑造社會行動者（social agents）並使之相互聯繫的形式。這樣，身份認同的形成和文化實踐就不是任意的了。它們在某種意義上是有待分析，有待決定的。第三，即使考慮到生產方式的必要的協作性和超個人性質，那種慣常的正義問題也必須要處理。也就是說，由生產方式生產的資源的不平等分配，如何才能得到正當性辯護，或必須加以改變？這樣，對剩餘價值的分配問題從一開始就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個中心問題。剩餘價值是通過什麼機制被分配的、它是如何得到正當性辯護的？這個問題對於亞當•斯密同對於馬克思一樣至關重要。對於斯密，問題的所在是租金及土地資本正在攫取走份額不公的剩餘價值。對於馬克思，問題則是利潤和對於工資勞動的剝削。他們兩人都試圖發展出一種勞動價值理論以解釋現存的分配方式以及這種方式是如何偏離理想的社會正義的。
從斯密經馬克思再到韋伯的經典社會學都認為，社會資源的分配不是自然的，而是政治鬥爭的結果。而且，人們在這種鬥爭中所採取的立場通常與他們在特定的生產方式中的經濟收入來源或利益的性質相聯繫。因此，從一開始，階級就不只是一個抽象的分析性範疇，它是生產關係和政治行動之間經由意識形態而相聯繫的模式，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這種聯繫是物質利益。我們所要探討的問題就是這種模式是否還有效，它是否能與文化研究事業相容。
顯而易見，大多數從事文化研究的人的確在事實上承認一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存在。比如費斯克（1992：157），雖然他希望切斷“文化經濟”（cultural economy）與“金融經濟”（financial economy）之間任何決定性的聯繫，但他仍然不斷把某些被稱為資本主義的東西指認為統治的根源：“社會秩序抑制、壓迫人民但同時又給他們提供了對抗這種壓迫的資源。這種壓制首先是一種物質的、經濟的壓制，它以一種壓迫性的、剝奪其權力的方式決定了窮人的社會經驗的限度。壓迫總是經濟的（壓迫）。”
對我來說這聽起來恐怕與經濟主義已經很接近了。同樣的，拉裏•格羅斯伯格（1992：100）雖然主張截然不同的“價值經濟學”——金錢、意義、意識形態及情感——之間並沒有必然的決定關係，但與此同時他又主張：“人們沒有特定的物質條件就不能生存這一事實保證了只有（狹義上的）那種經濟必須永遠首先得到闡明”。在同一本書的其他地方，他以一種極具決定論色彩的方式談論資本主義、工業主義和技術的“傾向性力量”（123）。
這樣，在文化研究與政治經濟學的關係上，文化研究的首要問題就是：它拒絕通過它自己的主張——統治方式及其伴隨的文化實踐（文化研究對於此給予分析的優先性）是建立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基礎之上——的含義進行思考。一個驚人的結果就是：是文化消費而不是文化生產，是休閒的文化實踐而不是工作的文化實踐，成為（文化研究）壓倒一切的關注焦點。這反過來在政治上使右派得了便宜——這些右派在意識形態上的進攻已被建構成了為說服人們把自己作為消費者而不是生產者來建構的努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他們自己同時也是生產者，為了消費他們就必須進入一種生產的經濟關係。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近十年內的主要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無論好壞，都是緊緊地圍繞著經濟問題的——稅收、福利、就業和失業，即使不希望成為經濟主義，難道從事文化研究的人真的能夠否認這些事實嗎？難道他們能夠否認，眾多所謂的身份政治及與其相聯繫的生活方式的文化政治是根源於勞動市場的重建嗎，這些重組包括：白人男性體力勞動者的減少、女性勞動力就業的增加、把黑人納入工資勞動力行列的努力的失敗、服務業就業的增長，等等？
通過把注意力集中於消費和接收，集中於解釋的階段，文化研究誇大了消費和日常生活的自由。是的，人們並不以任何一種簡單的方式被社會中的統治力量所控制；是的，人們能夠並且經常的確是按照自己的目的重新解釋和運用那些文化生產和分配系統提供給他們的文化材料、那些文本；是的，認識到人們在這樣的實踐中所做的情感投入以及他們從中所得到的歡樂是重要的。但是，難道任何一個製作了一個文本或者一個符號形式的人能夠相信，解釋是純粹任意的或者快樂不能夠用於操縱性的目的？如果解釋的過程是純粹任意的，那麼我們就不得不在交流活動中完全放棄意向性的概念，要真是這樣，人類肯定早就把這一活動拋棄了。
政治經濟學家承認馬克思所說的，所有的商品都必然有一種使用價值；它們必須滿足某種需要或者提供某種快樂。一方面是嵌入作為商品的文化形式的生產、分配和消費中的不平等權力關係——這是文化研究分析壓倒一切的關注點，另一方面是對於消費者而言的商品的使用價值，這兩者之間並沒有簡單的關係，但也絕對不是不存在任何關係。為了追求經濟的或政治的目的，一個特定的社會群體會決定傳播哪種意義、不傳播哪種意義，應該講述什麼樣的故事，應該把哪種論點置於顯著地位，以及，什麼樣的文化資源是可以得到的、被哪些人得到。對這一過程的分析，對於理解捲入文化的權力關係、這些權力關係與更大範圍的統治結構的關係是至關重要的。正如格羅斯伯格（Grossberg）恰當地解釋的那樣：“日常生活不是政治救贖所許諾的樂土……通過把結構與權力分開[集中關注日常生活]，它創造一種人們能脫離它們的幻象。但是這種幻想只不過阻斷了更緊迫的任務，即想辦法區分特定的權力結構與組織並評價、挑戰它們”（格羅斯伯格1992：94）。文化工業當然就是這樣的特定權力結構與組織。在當代的文化研究文獻或研究專案中，對文化生產者的審視在哪兒？對他們進行活動的組織地點及他們行使權力的實踐的審視又在哪兒？
這裏有兩個休戚相關的問題：第一，在文化的層面，這些經濟的分析有什麼樣解釋力呢？第二，通過文化實踐人們以何種方式開始理解並作用于他們的生存狀況？這兩個問題都是同虛假意識的問題相聯繫的。
然而，過去一些來自於政治經濟學內部的說法可能會在生產方式與文化實踐的問題上主張一種狹義反映論的或決定論的關係，這樣一種立場未必被一般的方法所採取。政治經濟學確實認為，一些制度上的安排，包括特定的文化實踐，必定伴隨著一種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私有財產法以及使這類法律在其中得以通過的司法實踐就是兩個例子。這些司法實踐反過來要求合法化的強制的政治形式及對犯罪的定義來支持它們。對於大量的消費研究與生活方式研究具有如此重要性的所有權與身份之間的文化聯繫，將成為這一組成物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很清楚，當一些政治制度與實踐成為必需——生產方式就會對它們可行的形式的範圍產生限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並不要求、需要或決定任何一種政治形式。一些資本主義的辯護者已經做過有關代議制民主的論證，但是從歷史的記錄來看，顯然資本主義制度曾經並仍然是同一系列的政治形式相匹配的。
政治經濟學也不是功能主義。它並沒有宣稱由於生產方式的需要，特定的上層建築就會被創造出來。再重複一遍，從歷史記錄來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顯然能夠從各種繼承下來的上層建築形式中產生。所需要的只是它們與生產方式能相調諧一致。因此，除了政治體系之外，還有一系列的血緣關係體系、宗教信仰與實踐、審美傳統等，也能愉快地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並存。政治經濟學確實認為一種生產方式一旦得以確立，生活於其中的能動的人在自己的物質生存和再生產中，他們的普遍利益將傾向於為了鞏固他們的生存而協調人的行動。由於這個原因，統治性意識形態問題批評家——如阿伯克龍比等人（1980）——主張，正是“經濟關係的頑固的強制力”，而不是意識形態霸權，解釋了資本主義統治結構的相對穩定性，儘管這種穩定性具有明顯的不平等性質。因此，在生產方式中存在巨大的慣性。這反過來也包含了文化實踐的修正以便為了維持統治結構。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這些重點將來自何處，它們將帶有何種形式的文化變動，這些都是有待進行歷史分析的問題。對時間規訓（time discipline）發展的歷史性分析就是這方面一個很好的例子。像吉登斯和哈威這些學者當前所分析的全球後福特主義對人們時空觀念的影響，也是這方面的很好的例子。
政治經濟學並不認為，人類行動者維持這一體系的嘗試能夠獲得成功。生產方式極有可能面臨其多種實踐中存在的無法逾越或無法解決的緊張和矛盾。由於這個原因，管理學派（the regulation school）主張每個積累的體制（regime of accumulation）——即在任何時候構成生產方式（包括在勞動力與資本之間的各種可能的關係）與相關的分配方式的特定結構安排體系——應具有一種相應的調節方式。例如，各種形式的資本主義福利制度與社會民主得到不斷發展以便支援福特主義的積累體制。我應該順便指出，在斯圖亞特•霍爾近期的著作中，奇怪地同時存在著兩種東西：後福特主義管理學派對於所謂“新時代”的分析以及對經濟決定論的否認。在我看來，他不能兩者兼得。
從文化研究所珍視的、對建立於生產方式之上的統治結構的抵抗、挑戰或者改變這一維度來看，文化實踐這種脫離生產方式的相對自主性，包含了這樣一個事實：很多文化實踐將完全是互不相關的。大量文化研究著作的問題之一是，事實上它假設了一種非常強大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關係的形式，以至於所有被統治群體的文化實踐必定陷入與統治結構的衝突中。如費斯克（1992：161，163）所說：“一般的差異超過了被詳細描述的白人父權制資本主義所需要的差異……沒有社會差異就不會有社會變革。因此，對社會差異的控制總是權力集團的一個策略性目標”（重點標記引加）。
這就把我帶入了需要的問題：需要文化研究的政治事業的目標，需要在文化實踐可能的效力的基礎上，即在它們對於推翻統治這一總的事業所做貢獻的基礎上，對文化實踐進行區別對待。這樣一個事業需要分析統治結構來認清哪些實踐是維持統治的，哪些不是。這就是我引用格羅斯伯格（1992：143）的意義所在，他寫道：“確定不管哪種鬥爭的政治學，最終都需要一張地圖，不僅是行動者與能動者的地圖，還包括我稱之為這場鬥爭的能動性的地圖。”這反過來把我們帶到了虛假意識與知識份子角色這一棘手的問題。
文化研究建立在下述轉向的基礎之上，即從分析主流精英文化實踐轉向分析大眾文化實踐。有兩個原因造成了這一轉向。第一個是通過賦予工人階級一種對於其自身經驗、價值、聲音的重要性的認識，來援助工人階級對抗統治階級的經驗、價值、聲音的鬥爭。簡言之，這被看作是對經典的葛蘭西式的文化領導權鬥爭的貢獻。但是它假定，植根于這些文化實踐並在這些文化實踐中得以生效的價值是進步的，並直接產生於被統治的經驗。這是一種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一種革命性意識會由直接的被統治經驗產生。問題是要動員這種意識。這一模式隨後被法農和他的追隨者運用於殖民主義與種族運動以及女權主義運動的語境之中。它至今仍然強有力地貫穿于文化研究中，特別是貫穿在它對日常生活研究日益強調中。這一事業從那時起就給予被壓迫群體一個聲音，一個來自經驗的聲音，並且因而根據定義，它是真實的，同時也是進步的。
轉向大眾文化的第二個原因來自於一種不同的分析傳統和一種不同的對政治問題的定義。在這方面，雖然拒絕了法蘭克福學派和葛蘭西學派的精英主義，但文化研究還是接受了它們所專心研究的東西。問題是革命性意識明顯缺乏，並且文化研究的目的是分析人們受到或者沒有受到動員的機制，這些機制就存在於意在援助進步活動、打擊反動活動的解放事業的背後。當然，在這裏並沒有任何原創的東西。它只是認可了馬克思自己的觀點，即人們以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形式意識到了經濟衝突並通過鬥爭來解決它們。
然而，對於我在這兒正進行的討論而言，它的確有重要的影響。首先，一旦政治價值和文化價值同經驗的必要的真實性相分離，就一定能找到一些根據來把立場確定為要麼是進步的，要麼是反動的。簡言之，我們就必須對文化實踐進行區分。這反過來要求對統治結構進行分析，這種分析與被統治於統治結構的社會中能動的人對統治的理解是很不同的。虛假意識的概念使人們不舒服，因為這個概念看起來暗示了把他者的文化實踐當作不真實的加以拒絕，並且授予了知識份子——或者，更確切的說，在文化研究的歷史上一個先進的政黨——掌握真理的特權。然而，一旦一個人一方面接受了這一觀念，即我們與社會真實的關係通過符號表徵系統而被仲介，而另一方面又接受了這樣的觀念，即我們就生活在統治結構，這個結構的機制和效果不能直接被經驗獲得，那麼，像虛假意識這樣一個概念就變成了必需。而且只有這樣一個概念才能賦予知識份子以一個有用的角色。首先，有機知識份子在一個必然和合法的勞動分工中從那個階級的經驗碎片中創造出一個階級意識。其次，知識份子通過提供統治結構和鬥爭領域的地圖進而提供了一個政治策略。
實際上，大部分從事文化研究的人都策略性地接受這一點，否則他們的實踐就會是不可理解的。但是他們對於這一點有一種無力的負罪感（debilitating guilty conscience）。當然，這不是說被統治群體的意識一定就是虛假的。那將會是荒謬的。一個特定的意識是否是虛假的是一個分析與論證的問題，並且從政治上來說，它需要被一個特定的被統治群體接受。因為認識到虛假意識的那會兒，也就意味著獲得力量（empowerment）的基礎。此刻，一個人把自己從他目前直接的情境中與他自己的直接經驗的限制中提升出來，並開始理解統治結構的觀念。在這種意義上，作為社會精神分析學者的知識份子原型不但是有力的而且是有用的。並且，確實奇怪的是，一種像文化研究這樣曾經並仍然如此深刻地受到精神分析思想方式影響的思想傳統，竟然應該在承認精神分析意義上的壓抑的同時又拒絕承認虛假意識。
這並不是要否認，在生產方式內部作為一個特定的階級組成部分的知識份子立場所內含的緊張。但是我可以肯定，如果我們誠實的話，我們就都能承認虛假意識的存在，並且因此承認我們並不總是知道我們的最大利益或者據此而行動這一事實。我可以肯定，事實上我們都承認，就某個事物有人比我們知道的多，並且對於如何處理某一問題他們的建議我們應該接受。我也肯定我們都知道日常生存的壓力——謀生、維持關係、撫養子女——如何使得我們通過我們承認是非理性的（至少事後看來），並且——溫和地講——從社會的和個人的方面看都不是最理想的方式作出行動。有趣的問題是，為什麼人們出於一種誤置的罪孽感和政治正確性，在他們戴上學位帽的時候選擇忘掉所有這一切。
拒絕承認虛假意識的可能性，拒絕承認與此相關的對知識份子地位的負罪感，並拒絕承認對精英主義的恐懼，這些促使教育領域內文化研究的地位受到損害。在文化研究創立之初——並且不僅僅是因為它的從業者都在學術界——它把教育看作是它介入（社會現實）的一個關鍵領域。教育政策和教育改革是它活動的一個重要的關注點。
當然，在威廉斯的例子中，參預工人的教育運動是影響深遠的和至關重要的。對於這一運動文化研究繼承的有兩方面。一方面，通過認識他們的經驗，包括他們的文化實踐，並通過把這些作為研究的有效主題和教室裏可以利用的資源，文化研究希望能夠把教育與工人的經驗聯繫起來。因此文化研究在早期與本地歷史和口頭歷史的運動具有緊密關係，這一點表現在像《歷史專題討論會》這樣的雜誌裏。但是另一方面，這個運動通過它對教育的特別強調宣稱，從政治上學習那些在經驗中並不直接有用的事物並且從教室所提供的必要的距離出發來反思經驗，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重要的。要學習的事物包括到那時為止還一直為統治階級專有的有用的技巧和知識。這種對教育的看法——以及對文化研究在教育中的作用的看法——宣稱，整個文化，包括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實踐，為知識份子提供了一種合法的和寶貴的角色，並且不怕作出區分。不幸的是，在我看來，文化研究在教育上的影響已經潛在地變得有害的並遠離了解放的目標，因為他以犧牲知識探求與知識教育的更加寬廣的政治價值和解放價值為代價，尋求把大眾文化實踐不加區分的介紹到課堂裏。這使我想起幾年前我看過的一個卡通，裏面有兩個小孩在沙坑裏玩，由一個年輕女老師看著。一個小孩對另外一個說：“為什麼總是那些有博士學位的人想要我們團泥球玩兒？”不管什麼原因，文化研究把所有的和每個的大眾文化實踐都當作有效的抵抗——希望避免與精英主義成為一丘之貉——這一傾向對它的政治目標有極深的傷害性。
在文化研究內與拒絕虛假意識相伴隨的是對作為世界狀況而不是作為話語的暫時效果的真理的拒絕。但是如果沒有某種牢固的真理概念，解放、抵抗和進步的思想將變得毫無意義。抵抗什麼？從什麼地方？為了什麼而解放？向何處進步？文化研究文獻過多的玩弄“權力”這個字眼。問題是這種權力的根源一般而言仍然是不透明的。而權力，還有統治結構和統治實踐的這種模糊性使抵抗呈現出相似的模糊性。
這裏，我們需要在抵抗和應付（coping）之間做出區分。很多文化研究文獻很合法地、而且是富有成果地把焦點集中于文化實踐如何能夠被理解成為是對人們生存狀況的反應和應付。對於安哥拉•麥克羅比等人而言，購物賦予婦女一個自主的自我表達空間。對於另外一些人，言情文學和肥皂劇通過幻想也提供了同樣的功能。在過去糟糕的日子裏，我們把這稱為逃避主義；在那些禁欲主義的清教式的社會主義歲月裏，逃避主義是一個壞東西。今天，雖然逃避主義可能是對壓迫人的社會環境的一個可以理解的反應，雖然它明顯地既不是被操縱的也不僅僅是被動的，雖然這些社會主體沒有被給予任何其他的選擇可能，但在我看來，逃避主義對於抵制統治結構（這些社會主體在其中發現自己）的作用依然是微乎其微的。實際上，逃避主義可能有助於權力結構的維持。這當然正是福柯的主題——廣為人知的犧牲者與壓迫他們的權力體系共謀的理論。這不是資助這個群體或者把自己的文化標準強加於他們的問題，而是對於系統性強制的認識——人們就是在這個系統性強制中建構文化應付的形式，也是對系統性強制如何阻礙了解放的認識。當然，目標不應該降低在對這些文化實踐的人種志崇拜之中，而應該生產一個能使符號權力與（在我看來更重要的是）物質權力的運用有更大的可能性的社會現實。難道我們能不承認存在著極其受限制的、遭到剝奪的、對於社會變革沒有任何貢獻的文化實踐嗎？我們或許希望向在這種環境下所表現出的勇氣與文化創造致敬，同時我們也希望改變它們。
讓我回到權力和統治結構的問題，因為我想這裏可能是政治經濟學與當前所理解的文化研究之間的對立的重點。為了把問題說得簡單一些，政治經濟學把階級——即，獲得生產資料的結構和分配經濟剩餘價值的結構——看作是統治結構的關鍵，而文化研究把性別、種族還有其他潛在差異的製造者看作決不是被階級所決定的另外的統治結構。
父權制和建立在種性基礎上的統治結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前就存在，並且繼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繁榮發展，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同樣似是而非的是這樣的主張，即建立在性別或者種族的基礎上的統治形式能夠在推翻資產階級統治之後仍然存在。直到最近，很多政治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對這樣的統治形式仍視而不見，這樣一個事實也是沒有疑問的。但是如許多文化研究的從事者那樣，認為這削弱了政治經濟學及其對階級的強調，那麼，這種思考問題的方式會深深地誤解政治經濟學，並誤解經濟與文化研究所論辯的其他社會關係之間的決定與被決定關係的本質。
這裏存在兩個問題。第一，這種種族化、性別化的統治形式——及對這些統治形式的認識與鬥爭——是通過什麼方式決定性地由生產方式造就的？第二，對建立於階級、性別、種族基礎上的這些統治形式的各種反抗鬥爭之間，如果有聯繫的話，這個聯繫是什麼？在它們之間是否有可能存在某些策略性的優先性呢？換一種方式來表述這個問題，也就是問一問，推翻現存的階級關係是否會有助於推翻建立在種族與性別基礎上的統治（或者反之亦然），並問一問，哪些統治方式，如果被推翻的話，會最有利於人類的自由與幸福。
很難反駁那種認為現代的種族統治形式是建立在經濟統治的基礎上的看法。在北美奴隸貿易及其後果中，在西歐以勞力輸入形式的移民中和全世界各種直接或間接形式的殖民主義中，這種看法都是正確的。雖然對於這種統治的認識方式和鬥爭方式在文化上已經被改變了，並且在將來仍會被改變，然而，如果認為黑人是美麗的，但對經濟發展過程、不平等的貿易條約、勞動力的全球劃分及勞動力市場中的壁壘與邊緣化卻什麼也不做，那麼，就幾乎不能在統治中取得任何有意義的進步。
性別問題也是這樣。同樣，我們很難反駁這樣一種看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把家庭經濟作為一個工資勞動和資本形成的領域從生產中分離出來的方式，婦女常常是、並越來越多地是以白人男性勞動力的損失為代價日益增多地納入到工資勞動隊伍的方式，以及發生在生產方式和對勞動力的規訓方面的變化與鬥爭，這些都給父權制的形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下面這種說法似乎似是而非，但我就是這麼看的：當代女權主義很大程度上是作為對勞動市場結構變化與勞動力再生產方式上變化（這種變化則是由一方面發生在生產方式上的變化，另一方面發生在更傳統的固有的父權制形式上的變化所推動的）之間不斷增加的緊張關係的反應而發展起來的。同樣，婦女和她們的同盟藉以認識並抗爭這種統治的文化形式將被改變並具有不斷變化的功效。但是我也足夠老套地相信，如果不伴以對在經濟資源的控制方面的大規模的轉變，任何強化婦女權力努力都不會有大的成效。這樣的一個轉變能否與現存的發達資本主義階級結構互相相容呢？這是個有趣也是有待爭論的問題。
簡而言之，我想說的是，如果沒有對構成性別與種族鬥爭的文化實踐的政治經濟基礎及語境的分析，就不能夠理解圍繞著性別、種族所進行的鬥爭的起源、形式和利害關係。文化的政治經濟學從來沒有主張：所有的文化實踐要麼是被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要麼是為了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而發揮功能的。但是它的確曾主張並繼續這樣主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某種核心結構特徵——首先是工資勞動和商品交換構成了人們必需的和不可逃避的存在條件。這些條件以一種決定性的方式造就了文化實踐發生於其上的平臺——物理環境、可用的物質和符號資源、時間節奏和空間關係。它們也提出了由人們的文化實踐來充當回應的問題；它們設定了文化的議程表。
政治經濟學家發現很難理解在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構成裏，如果不把注意力集中于文化實踐的物質和符號資源如何以結構性地決定性的方式、通過商品化了的文化的生產、分配和消費制度及過程，而成為實際可用的，一個人如何能夠學習文化實踐以及他們的政治效用——人們如何能理解他們的生活並進而根據那種理解來行動？如果不研究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這些文化的勞動力移民潮流和決定因素，研究多元文化主義、族裔散居文化如何可能呢？如果不研究生產和分配作為文化實踐的肥皂劇和參與為它們製造觀眾的廣播機構，理解這些肥皂劇又如何是可能的呢？如果不研究使這些文化實踐成為可能的生產、零售和行銷的過程，研究廣告、購物，更不用說讚揚它們解放的潛能，又是如何可能的呢？在這個危急時刻，在任何對文化和它的政治潛力的研究中，怎麼能夠忽視全球文化市場和作為這些市場的可能條件的技術性和規範性過程及資本流動？一個人如何能夠忽視發生在政治性質和鬥爭性質上的變化如何緊密地與經濟驅動下的變化（這些變化發生在政治與報紙和廣播電視頻道這樣的社會傳播機構之間的關係上，以及政治與經濟驅動下的社會群體和文化消費者碎片化狀況之間的關係上）相聯繫？如果說這就是還原主義或經濟主義，那就算是吧。無論好壞，這正是我們實際居住的世界。
(后註：)
本文作者加恩海姆（Nicholas Garnham）是英國傳播學批判學派的理論健將，他剖析了文化研究與政治經濟學的關係，認為文化研究的首要問題在於：它在優先剖析文化實踐時，卻較少思考其所根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於是，文化研究專注於文化消費而不是文化生產，休閒的文化實踐而不是工作的文化實踐，成為文化研究壓倒一切的關注焦點。
在其新作《文化民粹主義》中，基姆•麥克基甘(Jim McGuigan)識別了「在文化研究中一種顯而易見的視野狹窄化傾向，這一點可以在它轉向無批判的民粹主義解釋模式中得到例證」。他把這種轉向的根源定位於對經濟決定力量的排除，這種排除是「由於文化研究與以前長時間過多的『正統』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層建築模式的創傷性遭遇，這種創傷的症候表現為一種虛弱的逃避綜合症」。
（本文原載《西北師大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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